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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长期以来，科学知识的大众传播一直面临着诸多局限。除去知识本身的复杂性外，科学界所青睐的“知识缺陷”模式，即将公众视作知识匮乏的群体、认为公众应该成为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也导致了传播上的不对称关系。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传播，以及缺少问责的制度使得公众对于科学界产生了不信任。本文作者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哲学教授卡塔琳娜·迪蒂尔·诺瓦斯（Catarina Dutilh Novaes）与都柏林大学学院的哲学助教西尔维娅·伊万尼（Silvia Ivani）指出，在遏制错误信息传播、消除反科学环境外，我们更应该鼓励公众以不同方式参与科学政策的制定，建立双向的回应、参与和问责制度。本文原载于《波士顿评论》，中译略有删减。

1985年，世界上最古老、最杰出的科学机构之一的英国皇家学会提出了以下问题：“如果公众能更多地了解科学的范围和局限，了解科学的发现和方法，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甚至会变得不同吗？”由遗传学家沃尔特·博德默爵士（Sir Walter Bodmer）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是的，一个具有科学素养的公众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能够促进公共决策，并提高国家的繁荣程度。

在40年后，这一观点依旧非常流行，专家之外的群体也非常接受这一观念。普遍的观点认为，公众对科学知之甚少：他们不仅对科学事实知之甚少，而且对科学方法论，即进行科学研究的独特方式也一无所知。公众的无知被认为是普遍的反科学态度的主要来源，产生了对科学家、科学创新和据说是“遵循科学”的公共政策的恐惧和怀疑。从反对转基因食品到欧美的反疫苗运动，这种态度带来的后果简直随处可见。

这种“科学与社会关系存在某种具有影响力的联系”的概念促成了科学传播的“知识缺陷模式”（knowledge deficit model）。该模型假定科学家和公众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称的关系：非科学家被视为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应根据科学专家的安排，或多或少且不加批判地接受科学知识。正如科学传播学者史蒂夫·米勒（Steve Miller）指出的那样，“这种模式采用了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交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拥有所有必需的信息的科学家们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填补了‘对科学一无所知的’普通大众的知识真空。”

从这个角度看来，公众对科学的支持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更好、更广泛的科学教育。教育和知识机构必须更好地教授科学，而科学家则需要更好地向公众传播他们的发现，以及他们得出这些发现的方法。简而言之，挑战在于提高大众的知识和推理能力。一旦公民对科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并能更好地进行推理，强大的公众支持就会随之而来。有了大众共识的支持，科学进步就能免受非理性或无知的攻击，同时更自由地为社会带来益处。

最终，这些观点都是关于社会世界的经验论断；因此，它们的有效性可以被检验。而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证据证明“缺陷模式”表现不佳。首先，这种方法根本没有带来“公众能够广泛支持和接受科学”的预期结果。尽管学界在科学教育和传播方面做出了集中努力，但在美国和英国，针对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态度的定期调查表明，多年来公众的科学素养几乎没有变化。特别是在欧美反对疫苗方面，以提供科学证据来驳斥疫苗接种谬论为基础的干预措施基本上已被证明无效。

鉴于其自上而下的、技术官僚式的科学传播观，缺陷模式也被批评与平等、自治和参与等民主价值观相距甚远。一些人认为，既然公民作为纳税人为研究和创新提供资金，他们就应该对这些资源的管理和使用有发言权。此外，由于在科学背景下做出的决定可能对社会产生深刻、具有破坏性，甚至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公民应该有机会就研究和创新是否会（以及将如何）扰乱他们的生活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偏好。

鉴于缺陷模式的明显失败，在过去20年里，各种科学传播的替代方法纷纷涌现，其灵感来自于解决反科学情绪需要改造我们的科学和政治机构。根据缺陷模式的观念，科学机构不需要进行转型；关键是要通过教育和交流赢得无能的公众的支持。相比之下，这些替代方法认为，科学研究和创新应该更加贴近社会——放弃单向的指导，建立双向的回应、参与和问责制度。

这些报告主张，除了培养科学素养这一狭隘的目标外，我们也应该着眼于促进科学家和公民之间的合作这一更广泛的目标（同时我们也在努力改善科学教育）。他们呼吁从鼓励公众理解科学转向促进公众参与科学。他们认为公众不是无知的源泉，也不是科学启蒙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当地知识”的蓄水池，他们具有源于个人经验的专业知识。此外，他们的洞察力足以且应该为科学实践提供信息。

当代学术界中的一些流派强调了从关注科学教育，到聚焦研究人员和公民之间互惠的权力分享、合作和交流可能带来的好处。一些学者，例如哲学家希瑟·道格拉斯（Heather Douglas），主张科学的民主化。由于许多科学决策对社会有重大影响，因此它们不应该仅仅由少数精英决定，无论他们多么训练有素或知识渊博；相反，它们应该让所有受影响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尽管方式不同）这一进程，并接受其结果。此外，正如哲学家皮尔路易吉·巴罗塔（Pierluigi Barrotta）和埃莉奥诺拉·蒙图斯基（Eleonora Montuschi）所主张的，科学本身应该对社会作出回应：采用一种协同的方法，允许不同的人用他们不同的经验和当地知识做出贡献，让提出和解决新的重要研究问题、收集相关数据和获得新知识成为可能。科学技术研究学者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则建议采用“谦逊的技术”来加强公民参与，在问责制方面改善科学治理。

另一些人强调，社区参与具有举足轻重的实际意义。与公众的接触甚至可能被视为科学家无法逃避的道德义务。正如科学史学家娜奥米·奥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在提到气候变化时表示得那样，科学家“负有哨兵的责任，要让社会警惕普通人无从知晓的威胁”。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发展能够意识到这些挑战研究，从而为社会需求服务，科学家必须与社会不同阶层接触并让他们参与进来。

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的框架是“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这是欧盟在2014年至2020年间成立的研究和创新资助计划，该计划管理着近800亿欧元的预算。“地平线2020”采用了“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下称RRI）”的政策框架，该框架“要求所有社会行为体（包括研究人员、公民、决策者、企业、第三方组织等）在整个研究和创新过程中共同合作” 。在这个方案中，科学应该与社会合作，为社会服务；研究和创新应该是科学家和公民共同努力的产物，应该为社会利益服务。为了推进这一目标，“地平线2020 ”鼓励采用对话式参与做法：即在科学过程的各个阶段（包括在科学项目的设计和研究重点的规划中）建立专家和公民之间的双向交流。

那么，进步是否已经到来？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努力是否代表了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积极转变。首先，“地平线2020”的继任者“欧洲地平线”最初被批评将RRI框架搁置在一边。此外，大量证据表明，缺陷模式在科学界和政策制定界依旧根深蒂固。例如，莫莉·西米斯（Molly Simis）及其同事在最近一篇题为《理性的诱惑》（The Lure of Rationality）的论文中认为，科学界的很大一部分人仍然倾向于将公众视为“不懂科学的”，而且“将公众视为不属于科学界的‘其他’实体”。杰克·斯蒂尔戈（Jack Stilgoe）和他的同事们同样感叹，公众参与的范式已经变成了一种“程序性”的策略，目的是“为预先确定的方法赢得信任”，而保证现有的权力结构不受动摇。综上所述，这项研究表明，公众参与叙事的作用更多地是“修辞”，而非现实。

许多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缺陷模式为何持续存在。一是知识确实存在缺陷，然而是科学家方面存在知识缺陷。科学家很少学习科学传播，通常很少或没有接受过关于如何成为优秀传播者的正式培训。因此，他们并不了解个人如何形成对科学问题的意见，无法支持、设计、计划和实施超越科学教育的科学传播战略。博德默报告（The Bodmer report）强调了为科学家，而不仅仅是为记者或指定的科学传播者提供此类培训的重要性。

缺陷模式持续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它特别有吸引力。它为反科学态度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解释，并提出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方案。至少，它对科学界和政治机构本身的要求相对较低。斯坦福大学的报告《错误信息时代的科学教育》（Science Education in an Age of Misinformation）展示了如何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科学，以此作为对抗科学错误信息的方式。这是一个善意，但可以说是较为受限的方法。

除去该现象背后的原因，缺陷模式的持续存在同样令人担忧，因为它过度承诺了科学教育和单向科学传播所能实现的目标。我们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两大危机：疫情的大流行和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都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协调和广泛的公众认同。我们需要了解和遵守适当的公共卫生措施，如接种疫苗和戴口罩。我们还需要更加可持续的个人选择和对政府机构施加政治压力，以大幅减少碳排放。

因此，当务之急是找到可行的方法来替代科学传播的缺陷模式，并加以实施。这项工作不仅仅是关注认识论层面，即公众对科学的了解以及科学如何运作，而是需要更直接地思考对科学和政府机构的信任的性质和来源。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讨论的那样，这种“信任缺陷”主要不是由认知上的担忧引发的（比如，公众认为科学家的无能）。相反，公众的不信任往往是由对虚假利益的担忧引起的，例如认为金钱或政治动机会损害科学知识主张的可靠性或合法性。

哲学家玛雅·戈登伯格（Maya Goldenberg）在新书《西方的疫苗犹豫：公众信任、专业知识和科学战争》中探讨了包括西方反疫苗浪潮在内的诸多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对疫苗的怀疑确实可能是由基本的误解引起的。但正如戈登伯格指出的那样，欧美对于疫苗的犹豫可能是对医疗和科学机构不信任的标志，而非误解或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战争的结果。她指出了造成合理犹豫的两个主要因素：科学或医学种族主义的遗留问题，以及生物医学科学的商业化。事实上，多项研究表明，历史上的医疗虐待：包括未经同意的医学实验和将某些群体排除在临床试验之外，这些历史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群体仍然对科学干预深表怀疑。简而言之，虽然部分公众可能会认可科学专家的能力（在某一科学领域拥有适当水平的知识和技能），但他们同时可能会怀疑科学家的善良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科学权威机构的单向沟通可能不足以恢复公众的信任，即使它极力试图证明为什么某个特定的科学主张并非是违法的或属于歧视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障碍并不是不愿考虑新信息的非理性意愿。而是信息本身被认为是不可靠的，部分原因是对于某些传递信息的人或物的道德评估不佳。或许，要解决这些被认为是科学或医疗机构的道德过失，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信息的传递。

归根结底，信任意味着脆弱。如果我足够信任你，让你的意见影响我生活中的重要决定，我就给予了你一定的权力来控制我。在这方面，卫生保健决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对于边缘社区而言这种风险更加严重。正如哲学家凯瑟琳·霍利（Katherine Hawley）所指出的，“那些生活在舒适环境中的人更加容易信任别人，因为他们在犯错后更容易恢复过来。”当然，不信任也会带来风险；未能接种疫苗会显著增加患严重疾病的风险。但是，从信任和脆弱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能阐明为什么仅仅从知识缺陷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是有误导性的。正如米歇尔·莫尔斯（Michelle Morse）和布拉姆·威斯佩尔韦（Bram Wispelwey）医生去年在《纽约时报》上表示的那样，“我们没有探究如何去应对或弥补过去的伤害，才能让我们的机构值得信任，而是把责任推给了边缘化的社区，分散了人们对不信任的根本来源的注意力。”

当然，诋毁传统权威知识来源的错误信息运动也助长了对科学机构的不信任，尤其是在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这些行为让科学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暴露在一个敌对的、不受欢迎的环境中。欧美的疫苗政治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遏制错误信息的传播和反科学话语需要的不仅仅是精心设计的科学传播计划，或强有力的事实核查。在政治权力斗争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注意到科学和政治话语如何交织在一起，以及科学传播和普及本身所能达到的目标的局限性。

最终，知识缺陷模型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它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和接受视为一个认知问题，认为公众知识太少。相反，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在塑造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时，尊重同等重要的道德和政治因素的方法。我们必须培养和赢得社会对科学的信任，这一过程既取决于知识，也依赖于权力。即使在理想的情况下，关于科学事实或知识生产机制的共识再多，也无法消除我们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关于应该奉行的政策产生的分歧。这是一个不可避免地影响价值观的政治和道德问题。

为了更好地培养信任，社会和科学界究竟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制度变革，这是一个经验问题，值得辩论和借鉴社会科学的经验教训。但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它既是知识的问题，也是道德和政治的问题，是找到解决方案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