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历史中，向来都有一个极好的传统：无论上级和下级，乃至干部和群众之间，都能够以同志来称呼。

这种不论官衔的方式，在很多时候都起到了“打掉官气，放下架子”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密切联系起上下级、干部群众之间的良好关系。

同志，是一种传统

若是单单从词汇本身来看，那么“同志”这个词从古至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左丘明就有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

不过，在古代，“同志”一词通常也是被拆分为两个词来使用的，并没有合二为一。

到了近代史，政党内部成员则用“同志”来互相称呼，这个词渐渐就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中国同盟会是在日本成立的，那个时候就有过一个规定：会员之间，应该以“同志”来互相称呼。

1911年，清政府将川汉等地的筑路权出让给英法德美四个国家，这就直接引起了民愤，特别是四川地区，反响更是格外强烈，这里也一度成立起“保路同志军”，一时间，参加者达到了十万多人。

最早将这个词扩大的，当属孙中山先生。

他和那些满心志气，想要推翻腐朽清王朝统治的人都互称为“同志”，听上去也非常得体，其中蕴含的“志同道合”的意思，更有一种悲壮的感觉。

在著名的《总理遗嘱》中，孙中山更是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而中共在正式文件中，最早用到“同志”一词还是在“一大”的党纲之中。

这里也是写明了：“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

那种时代背景下，“同志”更是展示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敌占区当中，人们的称呼依旧是“太太”、“少爷”、“小姐”等等，这折射出来的，也是腐败的社会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立。

当红军来到延安后，那里的景象，宛若世外桃源。

无论是马车车夫还是军队的总司令，上下全都称呼为同志，让人倍感亲切。

想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一个合适的称谓也是极为有必要的。

1929年，红军来到古田的时候，有一位姓廖的贫农前来帮助红军做饭。

一位红军首长在晚饭开饭后很久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看到这位农民正在帮忙，红军首长就主动过去打招呼：“辛苦了，老兄弟，贵姓？”

在对方一一作答后，红军首长更是和他聊了起来，几句下来，两人也熟络了，而这位农民的也感觉非常亲切，他更是对这位首长说：“过去，那些有钱人总是叫我‘讨食鬼’、‘老长工’，现在你们能叫我‘兄弟’和‘同志’，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在那位首长走了之后，廖大哥就和其他战士聊到了这件事，可没想到，这么一聊才知道：那位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毛主席。

同样的，周总理也在很早之前就开始研究称呼的重要性。

他曾对身边的人说过：“我军的干部只是在职务上的分工不同，可大家都是平等的，在党的会议上都是共产党员，应该称为同志，不应称某同志行政职务。”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受到了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渐渐出现了一些“首长”称呼泛滥的问题。

刘少奇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于是，在1943年9月开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直接在会议中指出：“我们应该有意识的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发言一律称为同志，不称首长。”

这些传统就这么一直延续了下来，大家再一次不知所措，正是新中国的成立。

在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各样的职务就被确定下来了，关于称呼，也出现了两种发展方向。

一方面，关于“同志”的称呼扩展到了各行各业，这是一种好的现象，也是主流。

可在另一方面，有些人则看清了同志的称呼，认为称呼对方的官衔和职务才算是尊重的一种体现，类似于“李县长”、“王市长”之类的称呼就渐渐多了起来。

这种现象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还没有过于重视。

1954年6月到7月这段时间里，刘少奇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着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

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代表们对宪法的草案和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并在9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又通过了几个重要的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这项职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也让刘少奇的身边人有些无可适从。

平日里，刘少奇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会互相称呼为同志，他也从来不会考虑对方的职务高低，只要见到，就是“同志”。

而他身边的秘书、警卫们也早都习惯了，一直都称呼他为“少奇同志”，从来都不称呼他的职务。

可会议之后，秘书们也心想：现在刘少奇是领导人的正职了，也该改改称呼了。

刘少奇的秘书杨俊来到刘少奇的办公室，进屋后直接喊了一句“委员长”。

此时的刘少奇，低头忙碌着自己的事情，压根没有看杨俊一眼。

杨俊还以为刘少奇没有听清，立马又喊了两声“委员长”。

这下，刘少奇猛然抬起头来，不高兴地说：“你怎么突然这么叫了，难道不会感觉到别扭吗？”

刘少奇平日里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和气，杨俊也没想到，这次刘少奇竟然会如此生气，他呆呆站在原地，实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了。

还好，就在这紧要关头，王光美从房间中走了出来，她很快意识到刚刚发生的事情，于是解围道：“你怎么这样叫他呀，委员长这个词是对外的，在家里还是‘少奇同志’。”

刘少奇看着杨俊应该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于是也就补了一句：“以后就不要这么叫了，叫同志听起来多顺口呀。”

也就是这段时间里，刘少奇意识到未来在称谓上可能要出现一些问题。

他抓住了一次机会，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我们党内，只有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三人，大家可以称呼他们为主席、总理和司令，也都习惯了，不必改了，而其他的人，则一律互相称呼为同志。”

对于这一点，刘少奇则始终都在坚持，他从来不称呼别人的职务，也同样不允许别人称他的职务，只有听到“同志”这个词，他的心情才会好起来。

“同志”逐渐成为了一种规定

在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注意到了党内干部的称谓问题。

1959年8月3日，在毛主席给刘少奇、彭真等人的信件中这样说道：庐山会议简报上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

这里面，也包括他自己。

在毛主席的思考中，除了他和周总理、朱总司令三人外，还有一些干部，人们对他们的习惯性叫法，都有恭维的意思，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比如人们也习惯称呼彭德怀为“彭老总”，这虽然不是他们的最高职务，可叫一声“彭老总”，就马上会让人想到这是他们在革命年代时期叱咤风云的称呼。

因此，在解决干部称呼的问题上，毛主席也就更加希望从自身做起，逐渐推及到全党之中。

很快，这就被中央作为重要文件在全党范围内推进，其目的，也是为了恢复关于党的称呼的优良传统。

在1965年，《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被确定下来，下发到所有基层，也被督促执行。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再度指出：全会重申毛主席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为同志，不要叫官衔。

到了这个时候，“同志”也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称呼，而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旧社会腐朽习气和官僚作风的一种重要方式。

2011年武汉市收藏品市场曾举办了“庆祝建党90周年收藏特展”，也展出了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厂在1984年4月写给邓小平的一封信件。

在这封信中，职工称呼邓小平为“小平同志”。

他还写道：“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

从信中也能看出，邓小平在这一称谓上面画了一个圈，批示道：我头次看到这样的称呼，很喜欢，酌重处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也不是领导同志在任何场合都不称呼职务。

在一些场合中，公开亮明领导干部的职务，也是一种工作需要，这个时候，就应该称呼职务。

不过，在这些情况下，并不是只为了突出个人，而是基于“传播声音”的需要。

基于这些出发点，很多观点都认为：同志这一词，还是很大程度上需要延续下来。

不过，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也不仅仅只是三个称呼，更蕴含着中华民族渡过困难后对他们功绩的肯定，也包含着广大人民崇高的敬意，这些，刘少奇也是考虑进去了。

党内互相称呼同志是规定，而对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则是可以约定俗称称呼职务，因为这是一种崇高的敬意表现。

参考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秘书称呼刘少奇“委员长”，刘少奇为何不理不睬，还发脾气？ 》文汇网

《“同志”打哪来?》 杨振宇 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