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转型-内地城市化还有很大空间

年初关于“增加债务是不是重启经济的关键”这一议题，内地经济学界展开大辩论，众多专家都参与其中。赞成者将债务经济称之为“法宝”，反对者则认为是“鸦片”。陶然则从城市化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得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推动的。”陶然分析称，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储备作为抵押，向银行大规模借债进行投资建设。但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土地都用来作为工业开发区，却没有为城市里的打工人提供足够的居住用地。实质上属于“土地城市化”，而非“人口城市化”。　　“土地城市化”须变为“人口城市化”　　另一方面，信贷刺激造成的过度建设也很严重。陶然直言，现在很多中西部城市建了大量的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但没有企业和居民入住，地方政府欠下了大量债务。这也说明债务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如果超出了实际需求，也会从“法宝”变成“鸦片”。　　陶然认为，未来沿海及经济发达城市，需要增加住房供应、降低居住门槛，让外地打工者能够融入到大城市中去，这也是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项关键举措。而对于过度投资、负债较高的三四线城市则需要主动降杠杆，牢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的常住人口都在下降。其中，北京减少了4.3万人，上海减少了13.54万人，广州减少了7.65万人，深圳减少近2万人。网络上关于“年轻人逃离大城市”的舆论甚嚣尘上。　　陶然指出，大城市人口减少与近几年服务业受冲击有直接关联。虽然近期经济生活恢复正常，但中美贸易争端仍在持续、服务行业?复苏未及预期，打工者的收入出现下降，不得不返回家乡。“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城市化结束了，恰恰反映出过去的城市化模式有问题。”　　陶然进一步解画，中国大概有1.8亿至2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里就业，他们没有办法取得当地户口，子女不能在公立学校就学，房子也根本买不起。如果能够通过土地户籍制度的改革，让大城市的房价逐渐降下来，容纳这些低收入人群安家落户，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空间，同时也能有效提振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