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追星乱象：高中生花费数万元为偶像打榜

本报记者 　赵 丽

本报实习生 陈立儿

“为什么非要给偶像打榜？”

“他需要我来守护啊！榜单对偶像很重要，排名高，商单就会多，他的事业发展也会更好。我可是死忠粉，绝不‘白嫖’。”

这是近期发生在黑龙江省某医院外科诊室里的一段对话，一方是今年16岁、正上高中的女孩魏婷，另一方是她的爸爸。此前，魏婷因为偷偷拿走家里上千元钱准备给偶像打榜，与父亲发生争吵推搡导致两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记者调查发现，像魏婷这样的未成年人不理智追星现象并不少见。不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也不论校园内外，他们不爱学习爱追星，把成千上万元资金用于打榜和投票，甚至还为了维护偶像形象与其他明星的粉丝争斗，举报、互撕、人肉、网络暴力等行为频频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未成年人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也表现出规则意识不强、对不良习性接受度更高等特点。

在业内人士看来，追星是未成年人难以放弃的文化娱乐诉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追星的形式也必然不断创新，对此，堵不如疏，可以在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下，帮助青少年认识到对偶像言行要学会辨析、追星行为不可越界等。

高中生成骂战“主力”

经常被喊“快去支援”

日常生活中，追星占50%以上的时间，上课期间也在看偶像相关资讯；

曾为参加偶像的签售会而逃课；

成绩因追星大幅度下降，一学期的时间，从中等水平下滑到班级后20%；

生活费的一半以上用于追星，钱不够时，曾以交书本费等为由向母亲撒谎要钱；

因追星与同学、网友争执吵架；

与家人的交流日渐减少，因非理性追星反而与家人关系逐渐恶化。

这就是魏婷追星5年来的“变化”。

妈妈发现后，严禁她继续追星。不过，妈妈的管教并未奏效，她的追星行为转向地下。

“我把孩子追星的事情告诉爸爸，他起初不在意，直到我给他讲了一些青少年追星、打赏主播导致家里存款被花光的事例后，爸爸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检查孩子的社交账号账单后，发现她为了追星，不仅花光了零花钱，还偷偷用我们的手机给她转账好几千元。”魏婷的妈妈回忆说。

今年暑假刚开始，父女俩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双双受伤。魏婷情绪失控，摔杯子导致父亲被砸出一道口子，父亲气急动手，导致女儿手部挫伤。

今年17岁的北京女孩冯媛，同样是一名沉迷追星的未成年人。

2016年，冯媛在邻居的影响下开始追星，逐渐沉迷于购买明星周边产品、为偶像打榜刷数据、参加偶像的演唱会、重复购买多张音乐专辑等追星行为。

冯媛也因此与家长爆发多次“战争”，父亲更是一气之下撕毁了她喜爱的明星海报和周边产品。

在学校里，因为不允许他人诋毁偶像，她经常与同学争吵，还在社交平台上与他人展开骂战。作为一名高中生，冯媛不仅在放学后流连于各个社交平台关注偶像的一举一动，还在上课期间偷偷用手机为偶像明星打榜、刷数据、刷好评。

冯媛的母亲告诉记者：“我和她聊过，让她起码上课的时候不要刷手机，但是她的回答让人语塞——‘我喜欢的明星有很多，所以真的控制不住自己’。”

她还担心，如果自己不为偶像打榜，偶像很快会被别人挤出榜单，进而失去投资方的青睐。

在采访中，冯媛很愿意向记者“安利”(网络流行语：诚意推荐之意)她喜欢的明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跟她一样喜欢，于是记者通过冯媛的邀请加入许多粉丝群，也与冯媛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互相关注。

记者注意到，在冯媛此前的评论和转发中，时常可以看到她为了维护偶像形象而言辞过激地与其他明星的粉丝、普通网友激烈骂战，甚至诅咒、谩骂和人身攻击对方。冯媛还是粉丝群中骂战的“主力选手”，经常会有网友喊她“快去支援”。

“不花钱就是不爱他”

“氪金”冲榜豪掷数万

至于追星的花销，冯媛用的形容词是“巨大”，因为“不为偶像花钱就是不爱他”。

“光是用于购买明星专辑的花销就已经达到了六七万元。”在冯媛的妈妈看来，这笔花销让她感觉“承受不起”，毕竟全家每年收入才15万元左右。

那么，未成年人追星族们是怎么把钱花出去的？

大数据时代，明星够不够红有了可以量化的指标。打榜，就是目前流行的一种声援偶像方式。“大粉”(指有号召力、有影响力的粉丝)发布任务，“学生粉”执行任务，这是基本的操作套路。“很多时候由‘大粉’解释一个偶像有什么特质，为什么值得被爱。而大多数未成年人粉丝则由于能力有限，只能附和、支持他们的观点，听从他们的指挥。”娱乐行业从业人员叶舒告诉记者。

“你哥值得更好的”“一定要让哥哥的排名保持住，后面追得紧”“动动手指，你忍心他被嘲笑吗”……对“大粉”来说，诸如此类的动员策略司空见惯。

曾参与多个内地明星后援会的资深粉丝余音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大粉”的套路可总结为以“话术”动员加抽奖，外加“有活动优先考虑”的承诺。“‘学生粉’在后援会里基本上就是一个工具人，‘大粉’指哪打哪。未成年人很容易情绪化，又正值自我感动期，加上氛围渲染，就会不自觉地入套”。

据有多年追星经历的广东高中生周哲介绍，“哪里有榜单，哪里就有打榜和投票的粉丝”。打榜和投票、集资和买代言产品的“成绩”，经常被视为进粉丝群的门槛，想加入后援会则需投入更多。

为了让偶像在各种榜单上有个好排名，今年15岁的北京女孩林莉每天都要花上半小时到一小时完成签到、投票等任务。经年累月，她早已将所有操作烂熟于心，打榜和投票动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

在饭圈，打榜和投票“成绩”与粉丝群体内部的“奖惩”等级挂钩。多家平台虽设提醒，但并无实际机制限制未成年人打榜和投票。

据周哲介绍，为了刺激专辑销量，娱乐公司通常还会在专辑预售期设置一些不同的促销方案，比如设置平台特典，“特典可以理解为special gift，即特殊礼物”。

在周哲看来，销售方通常在原有专辑配置以外，再加上一张随机小卡，专辑的价格随之上涨。“可以说特典配置里面最值钱的就是小卡了”。

周哲的朋友、今年17岁的广东女孩王禾就为了支持偶像首张专辑“倾囊而出”，最后只能借钱吃饭。原来，由于她的偶像所属公司的合作平台数量非常多，且不同平台推出的特典小卡都不一样，王禾为了集齐所有特典小卡，“几千元的压岁钱全部花完了”。在购买完专辑之后，王禾只能向周围的朋友借钱吃饭，并承诺下个月偿还。

记者通过周哲介绍进入一个二手小卡交易群，发现群内的小卡交易金额通常在千元以上，群成员却多为“学生粉”。

流量至上错误导向

影响青少年价值观

采访中，冯媛的妈妈告诉记者，她当时很疑惑，除了压岁钱、零花钱以外，冯媛还有什么收入能维持这样的“疯狂”追星？

而答案令她崩溃。

为了“挣钱”，冯媛不仅在学校“代做作业”赚取同学的零用钱，甚至在一些网友的介绍下出售自己私用物品，“我发现将自己的贴身衣物放到网络上进行售卖，居然可以卖得出去”。

对此，为冯媛做心理辅导的心理咨询师陈静告诉记者，受到不良追星观念的影响，冯媛看待追星问题的观点有所偏激，将自己投射到偶像的身上并过度美化偶像，打破偶像就是打碎她的信念。她的偶像只能她来保护，所以谁谩骂她的偶像，她便要维护并给予反击。

但这样导致的结果却很严重。在学校里，冯媛因为追星经查与同学常发生争执，没有同学愿意与她做朋友。老师曾经多次和冯媛单独谈话，但是效果也不明显，将其归为“问题少女”，甚至有老师称其为“班里的定时炸弹”。在这样的环境下，冯媛产生厌学情绪，经常谎称身体不舒服不愿意去学校。

“他们在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的青春期接触到了饭圈，能够通过追星行为在这个特殊社群中获得生活中所缺失的获得感与满足感，于是更加沉迷于追星给自己带来的快乐，随即对于追星产生不理智的认知和评价，越在现实中失去的越要从追星中得到补偿，但由于其缺少自控力，把追星摆在首要位置，没有正确把握时间和金钱挥霍的尺度，最终陷入追星产生的恶性循环。”陈静说。

同时，根据和冯媛的家长进行沟通，陈静发现由于长期不良追星行为，以及与父母的错误沟通方式，冯媛青春期的叛逆在追星问题上发挥到极致，父母的指责并不能够起到劝诫的作用，反而火上浇油，导致冯媛的不理智追星行为愈演愈烈。

“冯媛觉得全家人都不支持和理解她，只有在粉丝群能够得到安慰和放松。”陈静说，网络环境复杂，未成年人也更加容易受到影响，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可能选择相信谣言，做出不理智的行为。粉丝群也鱼龙混杂，有心之人利用粉丝的心态从中牟利，未成年人为了在饭圈得到接纳，或主动或被迫地选择服从饭圈规则。

对此，有业内人士建议，必须不断完善网络信息传播和互动规则，有关部门要以明星经纪公司为监管重点，对经纪公司、粉丝群体危害网络和社会公共安全、冲击主流价值观的违法行径要依法及时处置。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认为，不能全盘否定饭圈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一方面，饭圈满足了粉丝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为粉丝的情感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另一方面，通过加入特定的饭圈，参与到偶像的塑造中去，可以让一些粉丝形成身份认同。

“但近年来在一些资本和平台的利益裹挟下，在流量至上的错误导向下，饭圈文化出现了畸形化倾向，不断挑战着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一些粉丝盲目追求流量，甚至进行数据造假，破坏正常的行业竞争秩序，严重影响文娱行业生态建设，也对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了不良影响。”郑宁说。

“量变决定质变，粉丝可以喜欢明星，但必须有限度、有底线。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教育引导粉丝特别是未成年粉丝，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追星不能盲目，那些为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英雄烈士，他们才是真正的明星。”在郑宁看来，从社会心理层面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文化，与传统家庭结构解体、人际关系疏离、网络“群体性孤独”中渴望陪伴的心理需求相伴生，是对当下互联网治理、文化治理乃至社会治理提出的共同挑战，必须不断研究新问题、新趋势，深入研究当代青少年，才能找到最优的答案。

(受访者均为化名)

(来源：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