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城章嘉峰(儿子1岁丈夫消失她卖房还债,重返户外后攀登14座雪山打破记录)

2023-04-24 富美财经 浏览量:

儿子1岁丈夫消失她卖房还债,重返户外后攀登14座雪山打破记录


完登十四座8000米雪山,是无数户外冒险者梦寐以求的圣杯。作为一个女性登山者,罗静历经雪崩、滑坠、落石,多位友人的遇难,在2017年结束时,她面前只剩最后一座山了。她能完成吗?


文|谢梦遥

编辑|楚明

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女性登山者

想象一个女性登山者,想象一个攀登海拔8000米高峰的女性登山者。她是什么样子的?

她未婚,没有孩子。她因为参与太多户外运动而皮肤粗砺。她实现了财富自由,所以能够投身这种耗资不菲的活动。她留着脏辫,花臂纹身,有个朋克鼓手的男朋友。她是著名探险家的后人。她是一名前拳击手。她是一名卡车司机。她当过雇佣兵,杀死过7个敌人,还曾与狮子肉搏。

放弃那些刻板印象吧。罗静不符合上面任何一条描述。

从人群中识别一名越野跑者,你或许看晒日线,但在同属户外领域的登山者身上,你找不到任何外在痕迹。他们在山上包裹得太严实了。穿着便装时,罗静是个身高一米六几、说话细声细气的长发女性。1975年出生于湖南衡阳的她,会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来解释她的良好肤质。她体型维持匀称,但也看不出肌肉线条。她怕冷。不登山时,她会锻炼,跑步或爬楼梯为主,但不是你想的那种魔鬼训练。她是一个17岁男孩的母亲。她上一份全职是IT从业者。

每年的5月到9月是登山季。在这个时间段里,她是另外一个人。在山上,很多壮年男性也比不上她的体力和速度。她有个诨号,叫「兔子」。又由于她几次做过登山队长,山友们也喊她「罗队」。她创下至少6座8000米山峰的中国女性首登纪录。体能是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心理和经验。

她对《人物》说起她的一个顿悟时刻,那是在干城章嘉峰的最后一段路,搭档的夏尔巴没有过8000米经验,感到恐惧下撤了,剩下她在裸露的岩石陡坡无保护状态下独攀,手脚害怕地在抖。她调整思绪,保持专注。接下来她发现,抖动消失了。专注控制了恐惧。

对于大多数山友来说,从入门到8000米,需要5-8年,信心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迈过5000米的台阶后,她只爬了一座6000米,一座7000米,在第三年就迈向了8000米。「我的思维是容易跨越的,我从内心里头就不是一个有束缚感的那种性格。」她说。

地球上8000米以上的山峰,共有十四座,全部集中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登顶十四座,是一项壮举。极少数人无争议地跻身到「十四座」俱乐部里,远远少于进入外太空的宇航员——那个数字超过了500。

更多的人倒在俱乐部的门外。在山上,事情发生总在计划之外。一个微小错误会导向可怕后果。极寒与缺氧让人意识凝滞、思维错乱,经验丰富的夏尔巴向导也会犯错。罗静的夏尔巴曾忘带过食物包,还错带了空的氧气罐。

高山上的死亡通常快且没有痛苦。滑坠是常见的厄运。力竭后的失温会让你变成一株雕塑。高山反应引发的肺水肿、脑水肿也会杀死你。雪崩的杀伤力是大面积的,珠峰雪崩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造成了16人和19人遇难。除此之外,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死亡发生,有年在马卡鲁峰,两个夏尔巴由于把帐篷拉得太严造成窒息。这是个低级失误。「我们都会知道,留道空。」罗静说。

恰恰是死亡,让山有了黑魔法般的魅力。「没有死亡威胁,那么登山就什么也不是了。那只会是幼儿园。不会是冒险,也不会是艺术。」意大利人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说。他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登山家,是无氧登上珠峰的第一人。某种意义上,他创造了「十四座」俱乐部,1986年他成为全球十四座8000米山峰的首位完攀者,自此,「十四座」成为户外冒险者们梦寐以求的圣杯。

然而所有这些成功并不能令梅斯纳尔骄傲,他在自传中写道,「值得我骄傲的只有一件事,我生存下来了。」某种程度上,死亡就像抽奖,你总有可能被抽中,无论你的名气、技术,无论你是男是女。

罗静遭遇过两次雪崩,数次滑坠,踩踏过悬空的雪檐,差点坠入冰裂缝,还被其他人踩落的石头击中过,她都幸运地活了下来,也没有像一些同行那样,失去身体的某一部分。因为冻伤坏死,常见需要切除的器官包括手指或者脚趾,再严重是整只的手脚,也可能是鼻子或者耳朵。

山不会区别对待女性,但女性登山确实比男性多了些不便。换卫生巾有点麻烦,那玩意冻得像冰块似的,「你想要用湿纸巾做清洁,拿出来立刻就冻住了,得揣怀里头给它捂化了」。早年为了更好状态,罗静会用一款叫「妈富隆」的药推迟月经,后来也不在乎了,那些末端的事情影响不了她。

还有如厕问题。夜里男女经常同挤在一个帐篷里睡,罗静有过教训,夜里穿着秋裤外出小解,转天就感冒了。后来她便允许自己在帐篷里解决。这主要也是为了安全,很多时候帐篷搭在陡峭山坡上,黑夜贸然出来找厕所很容易发生滑坠。她在大本营备一个夜壶,上山背一个。在山上,隐私和体面都是可以放下的,有女登山者为了轻装上阵,竟然连夜壶也不带,如厕时让夏尔巴在后头帮着拎塑料袋。「我是有我的底线的,我是做不到的。」罗静说。

登山途中,就必须在雪地里解决了。脱裤子前,跟下坡的人打声招呼,「人家就背过(身)去了」。

这些事情在罗静看来,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她这样的女性登山者来说,山下的世界才是更困难的。「在照顾家庭、照顾孩子的同时,你要想再照顾你的梦想、自我需求,其实是很难平衡的。」她说。

在2017年结束时,她的面前只剩最后一座了。她有机会成为「十四座」俱乐部里的第40人,中国民间第一人,还无限接近一个纪录,攀登十四座的最快用时。当时纪录是7年10个月6天,由韩国登山者金昌镐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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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中的罗静


温和抵抗

在户外论坛8264和登山圈里,罗静是名人,但在这个领域之外,对大众而言这是个陌生的名字。我注意到罗静,是在2021年5月的黄河石林越野赛事故之后。在那个由极端天气和主办方失职共同造成了21人失温遇难(另有一人在昏迷半年后离世)的悲剧里,罗静是幸存者。她跑了28公里,再往前1公里,就是死亡区域了,大部分遇难者是在那片光秃秃的山脊上找到的。

2021年10月,《人物》与她相约见面。新闻里称她是一位登山家,但她谦虚地否认了,她认为她还未达到登山家那种更纯粹的境界。她没有明确说出来,但她应该指的是阿尔卑斯式攀登,以开辟新路线、轻装快速、单人或者两三人的小团队为特点。而她属于喜马拉雅式,主要体现为商业登山,以逐步推进建立营地的团队行动展开,有后勤保障。

我们想写她的登山故事,带着巨大的热情而来,但很快就被浇了冷水。她讲述的内容缺少场景和细节,似乎没有感染力。明明是激动人心的故事,在她这里变得很平淡,好像登山不是什么英雄史诗,不承担宏大叙事的功能,只是私人爱好,或者某种更轻的东西,是对自己而非其他任何人的交代。

在4天的相处里,她有些看似固执的坚持。她会告诉我一段故事,然后再要求我不能写出来,因为她想避免任何与他人可能的冲突。每次受访不能超过1个小时,但实际上只要过了40分钟,她眼神就低垂下来,声音越来越小,回答的字数也越来越少。聊到后来,简直像一场苦苦支撑的彼此折磨。

有些话题刚刚打开,她就宣告关闭。「这个事我就不想聊了,太累了。你可以看那些报道就都有了。」她说,「反反复复讲太多了,真的很烦,就不想聊这些东西。」

偶尔,她可以变成非常开放的交谈者。一次晚饭时,话题引到山上如厕,她讲了很多细节。「我每天早晨要上个大号,这是很好的习惯。」她说,「因为你上完之后,再去登山,一整天你都是很安全、很舒服的。」但就像山上的天气一样,你无法预测她什么时候就陷入了消极状态。

很多问题,她的答案是,我哪儿知道,没想过,不记得了。我和她聊到乔恩·克拉考尔写1996年珠峰山难的名作《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她很早读过,连同还读了克拉考尔的另一本《荒野生存》。我问她,看完是什么感受?

我们当然需要那些故事,那里面有惨烈的死亡、自私的决定与惊心动魄的竞争。那些故事能展现人类的渺小,也能展现人类的伟大。在那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上与下,进与退,救人或不救,没有中间立场。你要认真阅读山给你的信号,在两个选择中做出正确的那个。像我这样从未登过山的人,是那些故事提供了大量对山的想象。

「没任何感触,就是看故事一样看的。」罗静说。这个话题就此结束。她可以一直沉默下去,直到对手在这场气场角力中败阵下来,换一个话题。但随后,她轻声地抱怨,提问跳跃性太强,彼此毫无关联。

她是个棘手的访问对象,但她也是一个温和的人。在表达抗拒态度时,她语气淡然地使用反问句。山难之后,我为什么要有幸存者的愧疚感呢?我存活下来了,我为什么要做噩梦呢?

这种温柔抵抗,可以在她与赞助商的合作中找到痕迹。「她是挺任性的一个人。」一个品牌的市场负责人说,「很多商业规则对于我们是很正常、约定俗成的,她就觉得这样不好。她很怕别人给她贴一个商业推广的标签。」接近她的人都说,她缺少商业意识,抗拒自我推销。「有一些商业履约的事情,比如要她念稿子,她都不太做得来。」罗静的朋友张大校说。每个人都多少被他人看法和反馈塑造着自己的行为模式,罗静仿佛得到了某种豁免,我行我素,从未顺从。

表象之下,她的内在是叛逆的。小时候母亲打她耳光,「眼睛里冒着星星,可我就是不哭」。大学毕业,男友让她跟去东北,给她找份铁饭碗,但她觉得那种日子一眼望到头,宁可当个北漂。

相比阿式登山,商业登山相对安全。一位个性张扬的企业家曾告诉我,在他看来某些企业家对珠峰的痴迷,不过是为了做公关,「找几个人把自己扛上去」。这代表着一种典型谬论。高海拔山峰没有一座是容易的,只有困难,和更困难。很多路段是没有路绳,需要两人结组的。

对于种种偏见,罗静的观点是:关她什么事。

「他怎么看待(商业)登山,这是他们的事。」她说,「我不希望对任何人解释任何事情。无论把我看得多高,或者觉得我的成绩不怎么样,对我来说没有影响,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反正各种点评,我无所谓。」

我问她,冲顶是什么感觉。「没感觉, 赶紧下撤。」会不会想象自己站在世界之巅?「没想象,是大家的想象。」她说,「实际登过山的人,一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你就知道攀登过程是最主要的。」

其他一些登山者在采访中的表述与罗静是类似的。张洪是亚洲首位登上珠峰的盲人,他说那一刻没有激动、兴奋,甚至都没有多少感想。双脚截肢的夏伯渝,在他69岁这年第五次攀珠峰终于登顶,那感觉却比他之前无数次的想象的要平淡许多,反倒是下撤时的惊险留下更多印象。

与张大校聊起访问中的受挫,这位与罗静爬过珠峰的商界精英笑了:「绝大多数登山的人,只和同类聊相关的话题。」

要辨别非同类很简单:如果你需要反应几秒才理解煨桑——那是每次登山前的固定仪式,请喇嘛诵经,以祈求神山保佑;如果你弄不清那些尼泊尔与藏族名字:桑珠、明玛、达瓦——在登山圈,这些名字就像乔丹或刘翔,不需要身份前缀。你是圈外人。

但要看到那个高海拔世界的真相,你还能依赖谁呢?你唯有从一个地方寻求答案:从山上回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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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静与队友们


逆行

遭遇真正的雪崩之前,她人生中的雪崩在2006年发生。儿子才1岁,丈夫突然消失,留下的是夫妻名下的共同债务。催债人找上门,她逃难一样四处辗转。她经常哭,也数次有过自我了结的念头。官司打了几年,北京三环的房子被迫卖掉以还债。她搬去了五环。

「我总是觉得人生是有一个光亮在召唤着我。它不会让我绝望的。尽管有的时候会有那个瞬间,但是仍然还有一个声音就在那说,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说。那段黑暗的日子改变了她对金钱的看法。她很早就是一个户外爱好者,还一度做过论坛版主。官司打完的一刻,她想痛痛快快地干一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后来,登山成了那道光。

很多山友有着相似的起点。山上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没有雾霾、地铁与摩天大厦,没有家暴、情感欺骗与股市。经历失意与挫折,到山上去是一种常见的选择。罗静的朋友程昕也是如此,2012年,距离他上一次登山过去了12年,他又重新登山了,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那时他卡在了生涯发展的瓶颈期里。山下的问题也许依然要靠下山解决,但山上那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极简与开阔的体验。那段感受是致瘾的毒品,也是救命的药。

很多人登8000米会从卓奥友峰开始——在中国境内要获得珠峰北坡攀登许可必须曾有过一次8000米以上的攀登经历,而卓奥友是公认商业化成熟,也相对简单的那一座——珠峰往往是他们的第二座山。谁不想登珠峰呢?但珠峰太贵了,罗静资金有限。那就优先选择那些少有人去的、名气靠后的山。与绝大多数人不同,她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这条路注定是孤独的,她无法找到共同进阶的固定伙伴。

她在2011年迈向了第一座8000米,马纳斯鲁峰。这座山的花费约在10万元,她把本来用于买车的钱投到了里面。为了省下1000美元直升机费用,她和夏尔巴徒步8天抵达登山大本营。

经过两次分别进发到1号营地和2号营地的适应性训练,接下来就是在大本营等待冲顶时机。用她的话说,那时她只是个傀儡,一切由他人说了算。夏尔巴让她提早用氧气,她就用了。冲顶成功,她内心还是有一丝失败感。

第一座8000米登完,她就没钱继续了。但她的登山帖子在8264论坛引起了轰动。一个朋友赞助她5万,让她有了登第二次的机会。她参加的是一个尼泊尔探险公司组织的马卡鲁峰攀登。在这种外国组织的队伍里,总是混合不同类型的登山者,她的队友是几个无氧攀登的伊朗人。

在冲顶过程中,伊朗人先后放弃了,罗静和她的夏尔巴继续上行。一般攀登关门时间是中午12点,冒险一点的人可能把关门时间延后到下午2点,而一旦到了这个节点,无论登顶与否,都须放弃以保安全,因为下撤才是更危险的路段。由于没有经验,或者求胜心切,她与这个死限愈行愈远。

登顶时已是晚7点,可怕的黑夜要来了。雪上加霜的是,下撤路上,罗静还出现幻觉,耳边有鸟叫,还听到伊朗队友喊她,那空旷的山上哪儿有其他人呢。在这种状态下,她判断连续失误。一次是因为大意没有系快挂,她在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滑向深渊。另一次是为了省力走捷径,结果踩进冰裂缝里。

她幸运地活着回来了。滑坠发生了五六米,她发现腿缠在了路绳上。身子掉落冰裂缝一半,背包卡住救了她。她是第一个登上马卡鲁峰的中国女性。让她意外的是,这件事登上了新闻头条。命运就是这么玄妙,结果要归结于她的技艺、勇气与某种精神力,还有那两次转危为安的好运气,但起点却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再来一次她大概不会选择无视关门时间。晚她十几个小时,另一个中国女性登山者王静也登顶了。第一人才有公共传播价值。

「这个山登完,那第一就是第一。」她说,「不是第一我也一样去啊,就没有你们想的,好像非说冲第一去或者是说竞争那种。」

一条路就这样展开了。她得到了一些有偿的演讲邀请,能够纾解一些她的经济困难。一座座山继续登,钱若不够,她就向合作的尼泊尔探险公司「Seven Summit Treks」赊账,再通过之后带队登山,抵消掉一些账目。2013年迦舒布鲁姆II峰与I峰,与2014年乔戈里峰(K2),都是赊账才完成的。

在登前三座山时,她装备精简,连冲顶包都是借的。直到以首位华人女性身份登顶有「杀人峰」之称的K2,她有了首个户外品牌的赞助。那时,愿景变得清晰起来,目标是十四座。但也不是非此不可,因为她不知道财力能支持她走到哪里。有次临时急需缴纳登山报名费,她一时拿不出来,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帮朋友把钱凑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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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静攀登乔戈里峰


故事的真相就是,这位未来的「十四座」候选人与富有毫无关联。那些实现了财富自由的人,却未必能实现罗静所实现的。

她恪守一个原则,不主动拉赞助。「自然发酵,有人找我,我也会回应」,她说。她作为特招生免费去读长江商学院——为登山她中间还办了8个月的休学——在那个充满了人脉资源的矿场里,她根本没有做任何挖掘尝试。

「我希望我的攀登是很自由,没有约束的。」她说,同时也归结于商务是她不擅长的领域。她没有成为网红的打算,在她看来,「火起来」和「实现社会价值」有一条微妙的界限。

登珠峰是所有山里最昂贵的,需要40万元。这对于罗静来说有很大压力,但因为受邀加入了一个由五个不同国家登山者组成的队伍——这是组织方弄的一个噱头,费用得以豁免。也是随着这支队伍,她又登了洛子峰。另一笔重大的赞助来自于朋友程昕。2016年随罗静登山后,他主动邀请她成为他创业公司的品牌代言人,3年签约费达上百万元。

但如果没有这些机会,她会就此停步吗?她认真考虑过,实在没钱了,就把北京五环自住的房子卖了。

她在生活方面节衣缩食。不舍得在健身房花钱,就在家里锻炼。很少做美容,也不买名牌服饰。在北京生活她一直没有车。「好多朋友我们都是轮番当司机。」张大校说。到今天她的风格也是如此。我们出去吃饭,每次她都要盯着菜单看很久,肉菜点了又删。


生死

在山上,人与人很容易缔结深情。在罗静最初的登山生涯里,有两个名字对她很重要。

2010年,爬四川雀儿山时,她认识了杨春风。她对他的印象是,「黑黝黝的,瘦瘦的,看不出是多厉害的角色」。在网上搜了才知道,杨是圈内大神,是当时中国民间登顶8000米最多的人。他来这座海拔只有6000多米、技术难度不高的雀儿山是为了散心。不久前在道拉吉里峰,三位队友死在山上,作为领队的他因为组织混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处于争议漩涡之中。

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她和山友去成都找他,住在他的工作室里,大半夜他给大家做饭吃。他很随和,回答问题很有耐心,偶尔也吹牛,而对于外界的一些诋毁,他会发发牢骚。

罗静视杨春风为导师,从内心敬佩他,很多想法受他影响。他的经济条件不好,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却把全部激情放在了山上。贫困、山难、愧疚感,任何阻力都不能让他停下来。他常说一句话,你可能技术比我厉害,但是你有我勇敢吗?这句话既是为他的商业登山辩护,也是他自我赋能的方式。

那时她刚辞职,她确认她对更高的海拔是有渴望的,在找下一份工作前,可以先用一段时间登山。她知道自己不必成为一个阿式登山者,也可以勇往直前,因为杨春风就是例子。第一座8000米,她就是跟随杨春风组织的商业队伍。

在第二座8000米,她与民间登山界的另一个名人相遇了。他叫饶剑峰,也曾在2010年道拉吉里发生山难的那支队伍里。与杨春风处于象限的两极,他是个财务宽裕的企业家。下山后,罗静与饶剑峰走得近了。她还热心张罗了一场分享会,把后者专程从深圳邀请到北京。

两位老大哥是竞争对手,均想做第一个完成「十四座」的中国人。两人也合作,在2012年,饶剑峰用了55天连登3座8000米,其中K2就是和杨春风携手完成的。罗静原本也被饶剑峰说动,打算同去,但最终因资金缺口以及信心不足放弃了。2013年,当听说杨春风、饶剑峰准备去巴基斯坦攀登南迦帕尔巴特峰,她报名了。但时间太晚,她未能成行。

她是在北京的地铁里听到那个噩耗的。6月23日,南迦帕尔巴特峰的攀登者遇上了恐怖袭击,遇难的11人里,有杨春风、饶剑峰。所有具体的感受都消失了,她不记得在站台的人潮里哭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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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静与杨春风


美国登山家康拉德·安克曾给记者展示过一份他手写的名单,从他的导师开始,到他的挚友,上面有三十多个相识的名字,几乎都死于攀登。这样一份名单,存在于每一个资深登山者的心里。

登山这些年,罗静见证了很多不幸发生。2012年初,她去阳朔攀岩,一众朋友里有个叫严冬冬的阿式攀登者。几个月后,他死在天山的冰裂缝里。2013年在干城章嘉,五个队友登顶后在下撤时滑坠。一张先前拍下的合影里,入镜的几个人除了她都死了,其中包括与她一见如故、格外友善热心的韩国青年Namsoo。而幸存的另一位韩国人金洪彬,2021年死于布洛阿特峰。2015年在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团队里有一人遇难。相识多年的保加利亚人博扬·彼得罗夫,2018年失踪在希夏邦马峰。

这只是一份来自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罗静不愿意对我谈论名字和数字,「记住他们人就行了」。

她用她的方式纪念他们。杨春风、饶剑峰遇难后一个月,在巴基斯坦的迦舒布鲁姆II峰的峰顶,她把友人的照片埋进雪里。她在那里哭了一会儿。她后来去山上,一直带着韩国朋友Namsoo的睡袋,而她的睡袋,陪他留在了干城章嘉。

「过后就很平淡了,他们选择的路子」,她说。她不是那种情感充沛的人,把痛感反复咀嚼。「我学理科的,很理性的。」

理性体现在她看待事情的许多方面。《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中记录了两名日本人为了冲顶,漠视半途遇到的奄奄一息的人的求救。如果把她放到同样情景呢?罗静不愿说她一定会做出相反的选择,「那都是在瞎吹牛呢,只有做过的事情你才可以说。」她能够理解在干城章嘉弃她而去的搭档夏尔巴,「在生命安全面前,他做任何选择都是对的」,还发文为他辩解。她拒绝道德绑架。

幸存者愧疚是创伤性事件亲历者常有的一种体验,对他人死亡而自己活着这一事实感到有过错并内疚。罗静从未陷入这种感受,她甚至完全不能理解,「你应该客观冷静去分析整个事情,为什么他会遇难,只有分析清楚了,这才是对死者更好的尊重。」

她谈到不久前父亲身体衰竭去世,她很快接受了事实。「可能失去某个亲人我们就更加孤单一点,就仅此,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要面临的。为什么要沉重呢?我就觉得自己以后看不见他了,他以另外一个方式存在。」她并不是在做宗教式表达。

她没有宗教信仰,从不祈祷,「祈祷不如做好你自己本分的事情」。她不愿意自我悲情化。「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搞得很悲壮?一定要弄得我们要写好遗书出去?我觉得就是很没意思的一种宣传。」

我与罗静聊到登山圈内存在的一种殉道者心态,「死在山上亦是美好的归宿」。她笑了,不置可否。后来我看到她发表的一则帖子,意识到她肯定不是上述观点的支持者。她回忆与一个山难者遗体近距离相遇的感受,「我相信,最后一刻,他仍然是想回到亲人身边,正如我自己从未想过要留在山上一样。」

危险始终是在那里的。K2的攀登死亡率(登山中遇难人数和成功登顶并返回人数的比率)是27%,安纳普尔纳峰是32%。

她当然知道那些数据统计,但聊到这里,理科生的理性却好像消失了。有坠机难道就不坐飞机了,有车祸就不再开车了?但她好像完全忽略了概率的区别。

她想象过自己陷入险境,但从未想到英年早逝的可能性,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攀登死亡率里的那个分子——至少她是那么说的。「死就闭眼了,啥都不知道了,那还用想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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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之外的东西

进入2015年之时,一切进展很顺,罗静已登顶7座8000米。她情绪高涨,有了一个「小目标」,想在这一年攀完剩下的七座,她把时间排满了。这个计划她藏在心里。

但这一年结束的时候,完成数字为零。尼泊尔大地震打乱了她的部分计划,而她尝试的四座山,无一成功。

这一年,她陷入攀登以来最多的危险。生涯里的两场雪崩相继发生。一次,只差半米,她的整个帐篷就会滚下悬崖。更致命的另一次,雪团挟裹她往下冲出50米,她以倒V字姿势插入雪地,在接近窒息的一刻,是夏尔巴Nurbu把她拉了出来。

重要的是,她还活着。她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但相比初出茅庐时,她已知道在什么时候放弃。在安纳普尔纳,其他人在早上6点半之前就下撤了。从众是容易的,但她认为时间还够,单独又上爬了6个小时,抵达顶峰百米之下的一处地方。她的夏尔巴Nurbu的氧气用完,而再往上要经过一块无路绳的冰岩混合的崖壁。山顶好像近在咫尺,但她评估结组而上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抵抗住诱惑,掉头而去。

嘴上说全力以赴就没有遗憾,但在年底的朋友聚会上,罗静突然就哭了。

经历失败之年,她变得愈发谦卑。「知道得越多,恐惧越多,更要谨慎。」她说。像许多真正的登山者一样,她不用「征服」这个词来描述人与山的关系。「山峰可以接纳你,你要挑人家天气好的时候,你要挑人家脾气好的时候,这个怎么就谈征服呢?」人征服的只能是昨日的自己。

也有另外一些变化发生。早年,她在8264论坛很活跃,其中一些帖子会事无巨细地谈论山上的见闻。从这一年起,她不再更新。「新鲜劲过去了。时间观念改变了,我不再把时间耗费在论坛上了。」

最初的激情、好奇以及诸多感慨淡去,就连记忆也日渐交叉混淆,那登山还意味着什么?

一开始,她就不是那种一切依赖夏尔巴、不愿自己背负装备的登山者。从2016年起,她决定更进一步,不止做一个普通的商业客户,而是自己组队。她负责审核和挑选夏尔巴和背夫,给队员制定训练计划,准备路绳、帐篷、煤气等装备,监督后勤与运输。对于她个人而言,这种自主模式其实「花钱还多了」,但她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得以成长。

随着经验增长,她为自己设定了更多进阶要求。连续登山对体力有很大挑战,在2013年,她就尝试迦舒布鲁姆的两峰连登。在2016年,她连登安纳普尔纳峰与珠穆朗玛峰。

在第三座8000米时,她是无氧下撤的。但那是因为氧气用完了,并非她的意愿。但在2015年之后的多次攀登中,她主动尝试无氧,因此每次需要比他人提前出发。她对《人物》指出,她终究戴着氧气面罩备用,与严格意义的无氧有很大区别。「人家是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出发的时候不带氧。」

无氧登顶是一个理想目标,2017年在南迦巴尔巴特,她几乎要实现了。距出发13小时后,最后那段路充满不确定性,她陷入纠结,「我不用氧也可以,但没必要因为自己这么一个愿望,拖累大家面临一些风险。」她用了一个多小时氧气,登顶一路痛哭,「觉得自己使尽全力也实现不了(无氧),一种复杂的情绪」。

计划已经悄悄发生改变。如果一切是为了跻身「十四座」俱乐部,那么完全没有必要给自己附加难度。她感到登山越来越像一种自我挑战,而不是对外的证明。

2011年她在马纳斯鲁峰认识了西班牙老头奥斯卡(Òscar Cadiach)。此后他们不断在山上相遇,每年她对他的了解会加深一些。2013年在干城章嘉峰,他给她讲述了前三次在那里失败的经历,第四次依然选择无氧。在杨春风等人在巴基斯坦遇袭后,对于是否按原计划去巴基斯坦登山,罗静一度犹豫,是奥斯卡发邮件告诉她,不要被外界的恐惧控制内心。

2017年7月,罗静登顶布洛阿特峰时——这是她的第十三座8000,与她同行的奥斯卡也完成属于他的全部8000米。他成为「十四座」俱乐部的第39个人的这一刻,距离他登上第一座8000米,过去了33年。耗时这么长,是因为很多次他都在尝试新路线。光是布洛阿特就是第6次来了。这让罗静感慨良多,「他真正喜欢爬山,不是追求名次」。

在第十四座山前,罗静的身后有几位中国追赶者,他们构成一个共同行动团队,与她关系微妙。但在她这里,成为第一的竞争意识,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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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静与奥斯卡


母子

回到登山起点,债务官司刚结束,她处于低谷,想着首先应该把自己调整到好的状态,才能更好面对家人。「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哪儿都不去,把自己锁在这么小的环境里头,人很难。」她不在的日子,她把儿子诺诺托给外婆照顾。

自我拯救变成自我实现。连续5年,她没有陪儿子过生日。他生日在7月,而她身在山中。2017年,诺诺12岁,初中才读了半年,她就把他送去泰国清迈的寄宿式国际学校了。刚开始那段日子,12岁的儿子在宿舍里和她通话时哭,过了一段就适应了。

在山里,她与儿子「想起来了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很长时间也不打电话」。有人会答应家里每天一个固定电话,有时耽误了,那边就焦虑得不行。「你这是徒给家里头增加不安的情绪。」她说。

随着她的故事被传播,网络有杂音出现,认为她作为母亲投入几乎全部去做那么危险的事,太自私了。她后来索性把自己屏蔽,不再看那些评论。「井底之蛙,根本就不用关注。」

关于登山与家庭的平衡,如果纳入女权主义的理论框架进行讨论——社会对于男女在家庭付出的不同预期与评价、僵化的性别秩序、母职实践的重新定义——或许更有说服力,但她承认,她对女权并无意识。她的辩解可以归结到一句话,「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我做任何事情无可厚非。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自由,无论我有没有孩子,我有没有父母。」

作为母亲,她承认并非对孩子没有任何亏欠感,但那具体是什么,她说不清楚。是陪伴时间不够吗?她认为精神力量才是能陪伴终生的,况且不在山上时,她几乎全部时间陪在儿子身边,以前热衷的朋友聚会极少参加。是花掉太多钱?她说当初卖掉房子,她就预留了孩子未来教育与生活的那部分经费。是意外的不可抗力?「在我的感知里面,它跟普通运动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点与她从未考虑过死亡是逻辑统一的,「我一定会尽力减少风险的出现。」

每一个线头都被她切断了。她不是告解。

「我能理解那种状态。健康的方式是,你不能活在愧疚感里。」朋友张大校说,「至少她能过心里自洽的这一关。」

她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儿子五六岁时,她带他去泰国玩,挤在一堆人里坐公交船,睡青年旅社的床位。高档享受,不是她想给他的旅行体验。她从来不把死亡看得太重,带儿子去欧洲,特意带他去墓地转了一圈,「你看这些人都躺在这儿,(让他)很正常地接受。」

她从来不在乎仪式感。为什么生日一定要吃大餐?为什么一定要回家过年?她从来没有归属地的概念,「哪儿都行」。她在湖南长到13岁,举家迁往山西,上大学去了北京,从未有过北京户口。

儿子去学校忘带试卷,老师催他打电话让家长来送。罗静拒绝了,她想用这种方式告诉他,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老师说,妈妈太不负责了。这跟登山一点没有关系。但她被「不负责」几个字刺痛了。

「她不像一般的妈妈,比较粗线条。」张大校说。

这对母子相处的模式,某些方面也像罗静与她的父母,「我家的关系比较独立,他们不管我。」不管,不劝,不鼓励,不打击,他们爱着彼此,但登山的话题是房间里的大象,避而不谈。

罗静不喜欢国内学校的老师,「一个一个很厉害,慈禧似的」。「我就只能给他释放压力。我还主动帮他经常请假,带他出去玩。」罗静说。让儿子去泰国读书有个好处,她再也不用纠结他的分数了,那里学校氛围轻松自由,消费也低。她想得很清楚,只要他干着自己喜欢的事,并且可以维持生计,那就不必担心。儿子倒是有雄心,想考加州伯克利大学。「那可不好考,你自己拿主意。」罗静对他说。

她与儿子诺诺的关系有如朋友。程昕记得,第一次与诺诺见面,小孩一点也不怕生。大家说到罗静肯定能吃苦。「把那个苦字去掉。她特别能吃。」诺诺说。

她很少与儿子主动聊登山的话题。但不谈未必能把儿子隔绝在相关信息外。出发K2前,他哭着抱住她,恳求不要去,因为他从书里知道K2的登顶死亡率。罗静安抚很久,他才同意。

她从不强制灌输。儿子慢慢与她达成理解。一次他看见罗静的登山文稿,问道,全世界登顶这座山的女人只有五六个,你上去了?他鼓起掌来。后来办登山分享会,她也会带上儿子。

儿子对她说,我们吉他老师跟我说,高中毕业后别着急读大学。平常家长听到可能吓坏了,罗静说,我鼓励你,自己赚钱自己养活自己,到世界各地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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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罗静


最后一攀

最后一座山是希夏邦马峰,海拔8027米,是十四座8000米中最低的一座。它不是犹如馒头包式那种山峰,它的最高点(即主峰)在一段陡峭、绵长的山脊上,辨识不易,屡屡出现登顶争议,错把「中央峰」当作主峰。拿到山峰所在地的官方登顶证,并不等同于国际认可,真顶假顶其实不过十几米之差。登山文化自有一套国际通行标准。就像真正的连登,指的是从登顶一座山撤到大本营,再转而登另一座山,仅仅撤到4号营地不能算数。罗静前十三座山,都是无争议登顶。

希夏邦马是唯一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级山峰,根据规定,中国人只能在圣山探险公司组织下,跟随组织方向导攀登。2018年4月,机会终于来了。为了保证成功率,她从瑞士公司Meteotest购买了气象预测服务,还额外带上两位与她合作默契的夏尔巴协作Nurbu与Sanu。其中Sanu在2006年与2011年均登顶过希峰。

5月14日凌晨3点,她从3号营地出发冲顶,4小时后,她到达海拔7950米的位置。但就在这时,组织方做出一个决定,以安全原因命令罗静下撤。

「当时天气不好,能见度比较差。」罗静的登山联络人张越回忆,「但毕竟只有早上7点多,远不到关门时间,也已经可以看到主峰。」大本营的指挥者替距顶峰不足100米的攀登者做了决定。罗静不理解,两位夏尔巴伙伴也不能理解。过程里有信息沟通的前后不一致——在罗静看来那是欺骗,组织方告诉她等几天再冲顶,但紧随其后,却宣布希夏邦马登山季结束。在那座山上,她不是自主的攀登者。

一种倦怠情绪占据了她的身体。回来后她就说,这个山不登了。组织方给她打电话,邀请她在秋季窗口期再来。她拒绝了。你先别下决定,对方说。第二次登山报名截止了,她迟迟未动。

山的诱惑终究在那里。最终她还是被添加进名单里,于2018年9月再次出发。这次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攀登路线与上次不同,队伍也扩大到17人。一切看起来很顺利。在9月29日,根据组织方的提议,罗静与另外三位民间登山者张梁、董红娟、刘永忠(他们都已完成其他13座)以手握安全绳的方式同时登顶。

理论而言,高海拔攀登,每个人应该按自己的节奏走,否则容易乱了呼吸,反而对体能的消耗更大。停下来,还容易造成冻伤与失温。「手拉手登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张大校笑了,他眨眨眼睛,「这种中国式的登顶,体现国人文化,凡事以和为主,不愿意分所谓的强弱。」

消息传来,圈内雀跃欢腾。在顶峰拍下的镜头中,罗静很平静,扯着嘴角,努力笑了一下。

她隐隐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从中央峰横切到主峰的那段路似乎太短了,只走了10分钟,跟随的是组织方的向导。心存疑问,出山当晚,她就把登顶视频发给国际上两位鉴定专家。她又翻查资料,里面提到了两峰间要走1个多小时路程。

一个阴影掠过她的脑海:登错顶了。

10月1日,两位专家给她回复,经多方求证认为她没有抵达主峰。晚些时候,与她一起登山的夏尔巴协作Nurbu发来信息,「我们只到了第二高点,这次没有成功」,并在他拍下的山脊照片上画出了正确的路线。

罗静把这些消息告诉给组织方,她希望当即返回,再登一次。对方试图在情绪上安抚她,但当她说到要赶在「国内到处宣扬我们登了十四座」之前公布声明,对方再也没有回复。

她等了36个小时。她知道官方声明不会来了。接下来,她做了一件事。那件事本质上只和她有关,但涟漪扩散开来,必将波及更远地方。

10月3日早晨,她在个人平台公布了失败的消息。事实上,这也等于宣布了那支登山队伍所有人的失败,甚至为组织方的过往登顶报告提供了质疑论据。但没有中间地带,要么沉默,要么说,她必须二选一。决定做出的一刻,她就知道,「肯定反响会不小」。

随后,攀登组织方发出声明,认为此次已到达希峰的实际最高点,「至于希峰最高点在2015年尼泊尔地震后是否发生变化,需测绘部门进一步论证」。

那天半夜,程昕下了飞机,赶至罗静家中。他看到一张倦意、浮肿的脸,他从未见过她这个样子。作为她的朋友,他为她担心:赞助商陷入被动;她未来的商业价值严重受损;组织方颜面无存;队友感到背叛;她将成为「公敌」,中国登山界主流可能从此不见容她。

保持沉默有许多个理由,说出来只有一个理由。「登山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一个数字,假如我为了这个头衔选择隐瞒,就背离了攀登精神、探险精神。」罗静说。

程昕查看了罗静的沟通记录:向国际认证机构「8000ers」、夏尔巴向导、专业人士的求证,与组织方留言……技术细节上已经没有什么需要掰扯了。他不再劝解,现在只剩一个想法盘旋在他的脑中。那预示了罗静登山故事的终点,也总结整个故事的核心。

「登山理念、人际关系和商业利益之间,她选了最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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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

距离那一天,4年过去了。那就是她的最后一座山,她不再攀登。

经历漫长时间,后果渐渐浮出水面。她与2019年那支队伍的另外几位民间登山者关系破裂了。张梁拒绝与《人物》谈论罗静。他2020年出版的自传中,完全抹去了她的名字,尽管他们此前多有交集。程昕公司的代言合约到期后,未再续签。

国内没有再组织过希夏邦马峰的攀登。但就算有了下一次机会,她知道,在那座山上能够做决定的人依然不是她。

外籍人士报批国家体育总局后可自行选择线路攀登希夏邦马峰。理论而言,如果罗静更改国籍,她依然可以登到国际认可的那个峰顶,她依然可以踏入「十四座」俱乐部。但经历这一切后,「十四座」作为一个具体的目标,好像不再重要了。

曾经她是个雄心勃勃的女人。到底是执念自然而然消失了,还是因为先在客观上认识到完成的不可能,从而不得不把执念放下了?她回答不了。何苦这样自我逼问呢,她反问道,「你不觉得那样人会很痛苦吗?」

她称自己为登上13.5座8000米的人。这是一个奇怪的说法。很多事没有中间地带,上或者下,生或者死,沉默或者说出来。13.5是怎么回事?0.5,是整个故事里最无力的部分,是希夏邦马峰之下那15米的误差。

据她自己说,宣布未登顶的一刻,她就释怀了。「我很轻松。这是我的一个节点,我找到真正的自由。什么东西都束缚不住我,包括荣誉,包括我自己最初制定的目标。」她重新认识了自己。她从不后悔。

无论对儿子还是朋友,她几乎没再聊过那个话题。

「你说她放下了吗?我认为每个人心里面都会留那么一点点小疙瘩。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某种形式上有缺憾,可能是这个事情的终结。」张大校说。他为罗静后半生不会活在执念里而感到欣慰。

4年里登山界发生了许多事。「十四座」俱乐部扩到了45人,其中一位是多次担任她协作的夏尔巴Sanu,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把十四座山全部登顶两次的人。尼泊尔退役军人Nirmal Purja在2019年,用6个多月完攀14座,把最快用时提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纪录。我翻看罗静早年的帖子,发现在2014年登道拉吉里峰,他们做过队友。「是的,他的第一个8000米跟我们一起。」罗静承认。

罗静另一位夏尔巴协作Nurbu在2020年去世。他们在2013年认识,关系胜似亲人。他救过她的命。所有山上危险他都踏过去了,困扰他的问题在山下。他陷入情感纠纷,与他爱上的那位女子双双选择殉情自杀。

「Nurbu没了。」噩耗传来,张大校接到罗静电话,那是她说到的第一句话。她没有再说什么,电话那端是长久的哭泣声。

「Nurbu突然走了,罗静可能离雪山又远了一点。」张大校说。

她的梦境里从未出现过死亡。在Nurbu离开后,她梦到他了。他揣了个兜,站在她面前。Nurbu,你不是死了吗,罗静说。没有啊,挺好的,Nurbu说。是吗,那就好,挺开心的,特别开心,她说。那是一个开心的梦。

每个人终有下山那天。就这样结束了吗?她没有给出确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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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静与Nurbu


在她的讲述中,激情从未消失。在2018年末,她玩了一次滑翔伞,说来神奇,马上就爱上了。随后几年,她走遍了国内各个滑翔伞基地,还因此认识了现在的男友,他是一个滑翔伞教练。她终于还是把北京五环的房子卖了,拿那笔钱买了房车,四处周游。她不属于任何地方,任何地方都属于她。她靠演讲和做户外领队赚钱,维持一种物质极简的生活,每月生活费一度只要几百元。父亲去世后那个秋季,她开着房车带上母亲游历新疆,那是一段有补偿意味的时光,美好悠长。

与《人物》见面时,她又有了新的爱好,跳伞。「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加自由,我在空中可以自由跳舞。」她说。25跳完成,她就有了单人跳伞资格。200跳完成,她可以学翼装飞行。500跳完成,她要做跳伞教练。在她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视频里,她带上了母亲和儿子一起跳,当年的小不点儿已经长成一米八的大个子。

在我停留的最后一天,罗静提议我们一起去跳伞。但在那个晴朗的上午,到达场地才得到通知,因为军事演练,跳伞学校的飞机不让上天。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解禁通知迟迟未至。我必须要离开了。遗憾永远存在,你做好计划,鼓起勇气,但超出你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情发生了,这不是你的错。

重要的是过程。罗静已找到了答案。山上或者山下,她是同一个人。她是同一个人,无论她是否登上第十四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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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蔚、蒋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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