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毛主席交往过的那些美国人眼里的“毛泽东印象”)

在毛主席的一生中，与不少美国人打过交道，他们眼里的毛主席是什么样的呢？

埃德加·斯诺:

　　毛主席交往的美国人中，埃德加·斯诺算最知名的一个了。

1936年，斯诺作为第一个打破国民党对中共红区十年新闻封锁的西方记者，进入陕北，完成了对毛主席的采访。1937年7月开始，斯诺的采访笔录《毛泽东自传》在美国ASIA(亚细亚)月刊连载发表。斯诺在陕北采访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也成为震撼世界的不朽名著。他《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里，斯诺不吝笔墨这样描写了他对毛主席的印象：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起在走。”

　　“不可以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如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是我并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到兴趣的人物。”

斯诺头一次接触毛主席，就感到他的不一般，他“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这个判断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这也说明斯诺是一个了不起的有着强烈新闻敏感度的记者。在斯诺的笔下，还记下了许多他感到生动有趣的毛主席的画面，诸如“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有演讲和写作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他对毛主席的这些印象随着他的《毛泽东自传》(《红星照耀中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世界。

　在一次访谈结束后，斯诺提出为毛主席照一张照片，要毛主席戴一顶军帽，身边一名战士立即取下自己的军帽给毛主席，可是显小了，斯诺急中生智，将自己的红军军帽递给了毛主席。这幅出自斯诺之手的毛主席戴着红军八角帽的照片，直到今天都是一幅广为流传的经典照片。

　　斯诺与毛主席保持了长达35年的交往。

1970年秋天，斯诺和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又一起来到中国，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这年国庆大典，毛主席亲切地跟斯诺说：“我没有变，你也没有变”。

白修德:

　　原名西奥多.H.怀特，1939年4月，23岁的他被《时代》杂志派往重庆采访抗战新闻，1944年底，到延安采访了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等中共领导人。1946年，他与《时代》杂志记者贾安娜合作出版《中国的惊雷》一书，引起巨大的轰动，一出版销量近百万，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这本书里，白修德对毛主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毛泽东管理着一块烟田，在战前，毛抽着便宜的中国香烟，可是现在，为了使他自己能有烟抽，他辛勤地耕耘着自己的烟田，结果他所生产的烟叶足够所有党的总部的消耗。”

　　“这一群单纯而忠厚的人，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他们对于重庆和世界安全有什么了不起的威胁。可是，当你考察一下他们的思想，听听他们的谈话，你会发现一种倔强和难以克服的现实主义。第一桩使你觉察到的事情就是他们对中国的知识，他们彻底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了解农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工程师，他们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些什么，而且完全懂得这些疾苦如何转化为行动。所以他们以农民为基本的力量，不管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是如何散漫或理论化，他们总是能在最后得出某些基本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成了主意以后，最无知的农民都能懂得而且都为引为他们自己的主意。”

　　“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毛是一个身材奇伟的湖南人，一张圆脸，没有一根皱纹，奇特地爽朗，比起蒋介石的那副道邈岸然的样子，他的脸是活泼得多而且堆着更多的笑容。毛总是用一种对话式的语气问问题，说双关的谐语，做种种的手势，来抓住他的听众，在共产党里，他们没有正式的阶级区分，可是毛泽东却是受着最高的爱戴和尊敬。他对于党的无可置辩的支配力，比起蒋介石对他的左右的支配力来，是更为密切，也更难以形容。这一部分是由于真实的爱戴，一部分由于他的无可匹比的知识上的杰出。……在公开的集会里，人们不难看到政治局的其他分子，他们本身也居于很高的地位，反复地引用着毛的演辞 ，就好象在吮吸着知识的源泉。”

　　白修德对中国很有感情，他一直保留着40年代从中国带回的一幅齐白石的青蛙图、一条印满红玫瑰的真丝围巾、一个唐三彩，还有一件毛主席送给他的夹克衫。1972年，白修德跟随尼克松访华，当周恩来再次见到他的时候说：“好久不见啊。”白修德回答：“但这不是我的错，我每时每刻都想回来。”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美国驻华记者。1937年3月1日，史沫特莱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对毛主席进行了采访，毛主席在谈话中回答了抗日民族战线以及西安事变后中共的政策变化等一系列问题。在延安期间，她在同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广大边区人民的交往中，深切感受到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她用手提式打字机不停地记录着她的所听与所想，她记下了毛主席给她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她说：

　　“他像骡子一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我的印象是，他会等待和观望若干年，但是最终，将为其所欲为。每一个其他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一个民族或另一个时代的某个人物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有人说，这因为他是个纯粹的中国人，从未出国游历或留学。无论是彭德怀、贺龙、林彪或是其他红军将领，也都不曾出过国，然而他们都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对应人物。他以理论家闻名，但是他的理论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战场实践，他的诗也具有古代大师作品的质量，但是流注其中的是清晰可辨的对于社会祸福和个人悲欢的深思。他的幽默常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

　　史沫特莱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到：“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1951年5月6日，她的遗愿得偿，她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烈士陵园，墓碑上由朱德撰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美国进步作家。1946年，已经61岁的斯特朗第五次来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来到延安。这年8月6日，她受邀到杨家岭采访毛主席。在谈话中，毛主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进行了解答，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

　　斯特朗的这次延安之行，毛主席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写道：

“毛泽东身材魁梧，毫无拘束。举止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行动缓慢而从容。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变得生动而幽默。在乱蓬蓬的浓黑头发的下面，高大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

那次与毛泽东的谈话，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谈话结束后已是深夜了，毛主席亲自打着灯笼，把她送下山坡。她后来评价道：

“毛直率的谈吐，渊博的知识和诗意的描述使他的这次谈话成为我所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谈话。”

斯特朗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诗人、精通各种哲学的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他具有对语言文字的特殊敏感，因而能够回答其他共产党人所不能回答的各种问题;毛的这种天才，有助于毛在不仅有共产党，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发挥作用。毛泽东通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分析和对中国人民的悠久历史进行研究的方法获得了一种关于中国人民的知识，并把它带进了这样的联合政府。他还带来了对中国人民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对中国人民的能力、毅力和可以启发的革命觉悟具有一种永不动摇的信念。他带来了指引航向的能力，分清轻重缓急的能力和估计什么矛盾占了首位的能力。他总是把他的党放在中国和世界的范围之内进行考察。我从未做到使他说出中国共产党将赢得胜利的话。他们总是说中国人民将赢得胜利，只要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将获得成功。他认为，各个政党只要为人民服务就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他懂得应该按这样的标准来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评价。”

　　在延安8个月的时间里，斯特朗做出了一生的选择，她说：“当我离开延安时，我知道，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是我有生之年向往的地方。”1958年，她冲破重重阻力第6次到中国，定居北京，时年72岁，直至1970年3月29日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她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墓碑上铭刻着郭沫若的手迹：“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

谢伟思：

　　1944年7月下旬，谢伟思被委任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政治顾问到达延安。在延安的三个月里，毛主席与他谈话达50多次，对毛主席及延安抗日根据地有这样的描述：

　　“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之不同。一位生长在中国的军官说：‘我觉得需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此地真正的中国气息。’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另一种气氛。在他们的谈话和行动中看不到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无论官员和平民在对待我们抑或中国人自己彼此相待时均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和友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受到广泛的尊敬。他们平易近人，没有人在他们面前奴颜婢膝。他们经常和大众打成一片。在重庆经常看见的动辄岗哨林立、如临大敌的紧张局面在此一概不见。一眼望去，延安没有警察，也很少看见士兵。没有乞丐，没有极端贫困的迹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非常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所有的人均穿一种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式的制服。在穿着、生活和娱乐方面看不到奢华和铺张。……这里充满信心。战争是近旁和切实的存在。没有失败主义，而只有信心。没有对战争的厌倦情绪。”

　　1971年9月，谢伟思等当年“美国军事观察小组”成员受周恩来总理邀请重踏中国故地。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前，谢伟思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言说：

“我最近对中国的访问证明——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是这样——中国今天的许多情况能够从我们于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及我们从那里发回的报告中找到根源。我认为，我们在越南的卷入，我们坚持有必要遏制中国，以防止我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基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缺乏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以及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意图的真正了解。我们确信他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然而，我却认为他们向来没有向外侵略的传统。因此，我想我们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们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和庸人自扰的恐惧。”

　　1998年5月11日，谢伟思在接受中国学者采访时说：“我爱中国和她的人民。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幸福，他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大卫·包瑞德：

　　1944年7月，赴延安美军观察组组长。在延安期间，包瑞德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有很多交流。他见识了毛主席的无拘无束，也见识了毛主席的严肃机警。美国特使赫尔利背弃中共提出的“五条协议”后，包瑞德曾劝中共方不要顶撞赫尔利，毛主席非常气愤地跟包瑞德说：

“你们美国人吃的是面包，我们吃的是小米，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饭愿意干什么是你们的事。”

1969年，包瑞德在所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中，记录了观察组在延安的那段丰富的经历，书中对毛主席也有描述，他说：

　　“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

　　包瑞德在书中认为毛主席在公开场合的活动完全是不拘礼节的，他说有一次毛主席参加一个军事表演，表演是在一个露天场地进行，为观众提供的座位是一些粗糙的木制长凳，毛主席在一条凳子上坐下，并热情地邀请他同坐一起观看。包瑞德对毛主席的警卫工作回忆说：

“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

在国民党全盘推翻中共提出的《共产党五点建议》的谈判中，包瑞德回忆道：

“在整个会谈中，毛主席的态度十分强硬。他未对我失礼，但是有几次他大发雷霆，他不断高喊：‘我们将不再让步!’‘蒋介石那个王八蛋!’‘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痛哭他一顿。’我说，我认为依委员长的看法，‘五点建议’是逼他下台的手段。这句话特别激怒了毛主席，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道：‘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周将军从不动怒，他异常冷静，以平静的话语支持毛主席所说的每一个问题，会谈结束时，我感到，对于两位聪明、无情、坚定的领袖，我所谈的都是白费唇舌，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地位所具有的力量。”这次会谈，成了包瑞德“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经历”。当回忆美军延安观察组这一段历程时，包瑞德说：

“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普遍赞同的。”“我完全愿意承认，我在某些方面是过分地被共产党打动了。”

约翰·罗德里克：

　　美联社记者。1945年，时年31岁的罗德里克前往延安，与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一起共同生活。在延安期间，他与当地人一样，住窑洞，睡简易床，在炭火盆边用便携式打字机完成他的新闻报道。在其所写《报道中国》一书中，他这样评价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

“他们试图为中国的穷人做一些事，这是我敬仰的事实。”

　　2004年8月29日，罗德里克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迪克西使团与美国人相遇》，回忆了自己在延安采访的经历。在文章中写道：

“1945年，我第一次来到紧邻戈壁滩的被封锁的中国共产党首都延安，惊愕地注视着那里的一万个窑洞。当我看到星条旗在美国一个军事观察团的旗杆上高高飘扬时，心中愈发感到吃惊了。这个军事观察团通常被称为迪克西使团，是由美国官兵组成的一个小兵营，如今它几乎被世人遗忘。但是，这个存在仅4年的组织创造了一个纪录。它是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及其身经百战的战友们接触的美国官方组织，这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早了28年。……我于1945年11月抵达延安，在那里逗留了7个月，报道国共谈判中共方面的情况。这次谈判是由当时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派遣的特使乔治·马歇尔上将斡旋的。美联社是当时获准留在延安的唯一外国新闻机构。……外交官杰克·瑟维斯和约翰·戴维斯曾预言毛泽东将获胜，但他们两人并没有得到国务院的重视，还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参议员乔·麦卡锡的嘲弄。……毛泽东及其助手脱下破旧不堪的衣服和布鞋，换上新做的毛料套装和像样的鞋子在机场迎接马歇尔。毛泽东和马歇尔乘坐迪克西使团提供的卡车来到镇上。……1947年3月，也就是我到延安15个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向延安步步逼进，迪克西使团把车辆都交给了共产党人，并和他们一起撤离了延安。当我要求结清自己的食宿费时，伊顿说毛泽东已经主动表示钱由他来付。多年后出现了麦卡锡煽动的反共浪潮，但我当时仍然谨慎地认为，钱应当由美联社出。”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报道中国战事。1944年5月，他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的记者参加了赴延安中外记者团，对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中共抗战事实进行了大量采访报道。爱泼斯坦著有《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

　　1945年9月2日，爱泼斯坦在《纽约下午报》发表《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该报编者按道：

“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企图防止中国内战的威胁。作者爱泼斯坦曾在去年代表《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参加外国记者团到过延安，如今他把对于这位中国解放区人民领袖的印象写出来。我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我并不觉得这话说错了，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上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是同样的印象。毛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逊。他和记者相处的方法是独特的。他从不给你一次半小时或一小时的访问。他要么就是干脆不见你，要么是抽出半天工夫。他答复问题非常严肃，刺激你和他辩论，然后再加解释，直至他确实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论点，而且明白他引以为立论根据的事实和见解为止。”

爱泼斯坦在文章中对毛主席描写道：

“这人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虑。他的声音和风度是沉静的。有一个事实比一大堆言辞更其有力。……他的柔和然而尖刻的讥讽之中，有很大部分是对付‘我们的书蠹，他们知道罗马、希腊、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历史，社会问题以及文化，但对于5里以外发生着的事情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办。’在他的领导之下，党里知识上傲慢的知识分子们被他派到乡村里去‘向人民学习’，而土生土长、从斗争中成长的、能干、然而常常是不识字的领袖们，则被派到延安，以获得一般的教育和政治理论。……在著名的‘长征’的时候，红军中有些精疲力竭的部队打算在富足的四川安居下来，不再前行。另有一些人打算冲向苏联的边境，以求至少能在一个侧翼上有一个友区，以便整顿自己的部队。但是毛辩论说，中国人民要打日本，谁要是不把自己的脸面对着民族的敌人，人民就会抛弃谁。在总司令朱德的支持帮助之下，他把红色部队领到极其贫困的陕北，再进入山西。……先见之明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一直永远是准确的。在1935年，他预言了未来的中日战争的过程和战略发展，而他的关于游击战术的著作，曾经激发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和英国的温格特将军等人。今年4月间，他说如果中国在战争中没有组成联合政府，而中国的盟国并不坚持要和双方作军事合作，这样来使任何一方投外国援助之机，以拒绝和另一方成立协议的话，那么，胜利之后，可能马上发生内战。在今天和蒋的谈判中，他的立场也不是什么新的。”

　　爱泼斯坦1951年来到中国，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哈里森·福尔曼：

　　美国合众社、英国泰晤士报的驻华摄影记者。1944年夏，他随外国记才团来到延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报道。期间他采访了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并拍摄了大量抗日根据地的珍贵的照片。1945年，福尔曼在美国出版《红色中国报道》(中译名《北行漫记》)。他还把自己镜头下的晋绥边区编辑成《西行漫影》画册，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异常珍贵的历史片断。

　　在《红色中国报道》这本书里，福尔曼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毛泽东：

“出人意料的毛泽东在延安绝不是不可靠近的神灵，更不是一切智慧与指挥的惟一泉源。他的话也不是出口就变成法律。的确，毛泽东的理想与提示在树立政策上有很大的影响，可是毛泽东的理想与建议只不过是中共领导者委员会的讨论的基础及最后的准绳而已。这些中共领导者总不是只管盖图章的应声虫，所以毛泽东所要出版的东西第一是经过一番精密的考虑，然后再经过党员的研究才能出版。所以任何出版物的最终形式都是共产党委员们的综合表现，总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在一个小院子的门口接我，院子正面一连串有6个普通的窑洞。他就与他的家属及亲密的助手住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蓝平都穿得极朴素，她穿着一身简朴宽博的衣装，在细腰上束上一条带子。他则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开的马裤。……我被迎至一间客厅里。这间客厅是六个窑洞中的一个，有简单的砖地，刷白粉的墙以及结实而粗糙的家具。晚上，在窑洞里的惟一光亮便是粘在茶几上的一支蜡烛。主人拿出淡茶果子，及土产的糖果和香烟。毛泽东连续不断地吸着他的延安烟卷。在整个会见时间中，他的小孩子们跑进跑出玩个不休。他们时常站下向我凝视一下，然后便拿一块糖果又跑出去。毛泽东对他们一点也不加注意。毛泽东身材很高，肩很宽，大概有50多岁，但是却好像还不到40岁。他的眉梢长着浓厚的眉毛，他那副长着两道非常高起的眉毛的脸由于两只惊人的富于表情的眼睛呈现得非常活泼。他很爱笑，他轻轻地讲着话，在好奇方面却有点孩子脾气。他的癖性是他以有皱纹的唇吸烟时在喷烟与喷烟之间很紧张地吸气。”

　李敦白：

　　1946年9月到达延安，参加中国的革命工作。被毛主席称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在李敦白到达延安的那天的舞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他经常回忆那时与毛主席见面的情景：

“我们推门进来时，毛主席正在跳舞。他看到我，就停了下来。在简单地介绍后，毛泽东握住我的手说“欢迎一个美国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工作”。随后，毛泽东和我找了靠墙的椅子坐下，第一句话就说：‘如果你同意，我安排个时间，你到我那待一两天，和我谈谈美国。”我说自己也不是什么专家，不知道主席想不想听，毛泽东爽快地说：‘你就跟我谈美国，一切我都愿意听。’

在李敦白的印象里，毛主席是个非常虚心，而且有礼貌的人，他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入的认识，他说：

“毛主席做了别人做不到的好事。他解放了中国，建设了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进行了宏大的社会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知识分子也变得更有地位。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中国人的腰杆直了起来。……毛泽东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于中国来说是笔巨大的财富。而且，这笔财富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李敦白长期在中国工作，1980年3月，他回到美国，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毛泽东哲学。他很有感触地说：

“学生读《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的节选，他们的兴趣大极了。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应该学，中国人如果自己不学，就太没道理了。”

晚年的李敦白还成立了一家“李敦白有限公司”，专门为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他说这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1993年，李敦白出版了《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一书。

基辛格：

　　美国政治家，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基辛格在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先后5次与毛主席进行了会见。他在之后在著书、访谈等多种方式中讲述了对毛主席的印象和评价。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记录了他初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我们被直接带到了毛的书房。这个不大的房间三面墙是书架，书架上杂乱无章地摆满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书。屋子的一角摆了一张简单的木床。毛从一组围成半圆的沙发中间站起身来，一个助手陪在他身边以防需要扶持。我们后来才知道几周前他因心脏和肺部患病而导致身体虚弱且行动困难。克服了行动不便之后，毛泽东展现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用双手握住尼克松的双手，露出了非常亲切的微笑。”

　　基辛格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

“毛泽东是建国之父，统一了全中国。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结束了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根据我的理解，在中国人民看来，毛泽东的功绩是统一了全中国。但是不可能每一代都出毛泽东。”

　　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基辛格写道：

“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象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尼克松：

　　美国政治家，第37届美国总统。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问中国，成为美国第一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统。尼克松对中国大陆的7天访问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尼克松在北京与毛主席会面，并在杭州西湖边与中共总理周恩来草签了轰动世界的《中美联合公报》，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1976年2月，尼克松受毛主席邀请二次访华，此时的尼克松已是一介平民，但他在中国依然受到了总统一样的礼遇。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这样评价毛主席：

“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比较全面地写下了他对毛主席的印象和评价：

“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感到他们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谈起来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许多历史人物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各种框框都提出了挑战，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缘进行革新的人谱写的，毛泽东就属于后面这种，这正是蒋介石的不幸所在。……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会缺乏一种神秘感——它不仅吸引了那些征服中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亿万人民。”

　　1994年4月22日，尼克松在美国家里去世，享年81岁，他的墓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所能赋予的最高荣誉是和平缔造者”。

　　毛主席交往过的那些美国人，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和独特的感受，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认识和观察毛主席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