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

楔子

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文化在转型。在20世纪以前，美国主要仍然是欧洲的延伸，尤其文化主流乃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待进入20世纪，美国逐渐成为有自己特色的多元化民族国家。非欧洲族裔进入美国文化主流的经历漫长，最先做出这种努力的是黑人，起步于20世纪之初，对白人的优越感提出挑战，它激化了种族冲突，亦使黑人文化渗入主流，造成今日黑白综合的美国文化，尤其在大众文化上头。这基本上改变了美国是大西洋对岸欧洲文化的延伸之局面，也使得美国成为大西洋对岸非洲文化的一个新发展。在此基础上，多民族的美国逐渐朝世界各地文化融合之雏形这个前景迈进。

19世纪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大陆国家，事实上，美国用了整个世纪去填满从东岸到西岸的广袤空间，以展现其在新大陆上“彰显的国运”（manifest destiny）。至世纪中期，美国已攫取了墨西哥一半的国土，抵达了太平洋。待1865年内战结束，工业化刚起步的美国即积极建筑横贯两岸的铁路，至世纪末此浩大工程大致上完成，但世纪末亦象征美国大陆扩张空间的关闭，因此有把“新疆界”（new frontier）扩张到亚太地区的必要，美国作为纯粹美洲国家的认同起了变化，它成了“亚太国家”，而黄种人在美国的移民以及在美国文化意识中的身影亦随之扩大。

1.“世纪末”文明的转型危机

19、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和文化都处于转型期，问题乃当时西方文明所共同面临：“前工业化的、大体上是农业的、相对是同质的社会秩序在瓦解中。一个稳定的新秩序则还没有建立。”^[1]一方面，人们对不断进步怀着憧憬。维多利亚时代的余晖仍在斜照，欧洲人称呼20世纪的头一个10年为“美好年代”（la belle epoque），在美国，则兴起了改造社会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使一整个时代获“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之命名。造成对文明幻灭和现代生活的虚无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还在遥远的将来，人类进步的前景是一片看好。但是，“进步”已产生了它自己的阴影，它制造了“世纪末”（fin de siècle）氛围。19世纪旧秩序消逝衍生莫大的危机感，面对“现代性”的来临也感受无比的震撼。当时，为我们熟知的“现代化危机”观念还未诞生，在达尔文学说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下，这个危机透过另一种话语表达：人们担忧现代文明过度烂熟，斫丧自然本能，会造成“人种退化”、文明没落。^[2]

一个现代社会的特色是全民普选日趋制度化。民主化潮流固然代表社会进步，但也带来文明质素降低的忧虑。对此演变不乐观者倾向用“人种退化”“暴民心理”等学说来形容庶民时代的来临。传统妇女角色的动摇和“新女性”之侵入男性公共空间，也令传统男性角色产生危机，这个危机感也把对“退化”“堕落”的焦虑带入性别领域中。近代的西方工业文明一向以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文明自诩，但按当时流行的“文明没落论”和“人种退化说”：文明程度越高，环境则日趋人工化，生物本能亦日益受损而走向衰颓。

在此没落过程里，白色人种恐怕比“落后”的有色人种走得更远。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宰制无疑处于巅峰状态，但已经感受到黄种人（尤其是来自日本）的威胁，于是“黄祸论”的警钟大鸣。在美国，它亦造成内部问题：美国在世纪之交成为亚太国家，西海岸的亚洲移民越来越多，终导致排华和排日法案。同时，黑奴解放后，黑人争取平等的运动越来越紧密，白种人的优越感更为之动摇。

[1] Eugene E.Leach,“1900-1914”,in Stephen J.Whitfield ed.,A Companion to 20th-century America（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p.4.

[2] 欲对“世纪末”文明进一步了解，可参阅孙隆基《清季“世纪末思潮”的钩沉》一文，收入《历史学家的经线》（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245—276页。

2.世纪之交的时代里程碑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正彷徨于十字路口：现代主义还是基本教义?前者适应现代潮流，乃世俗化、自由主义、《圣经》批判与进化论的统称。坚持原教旨的后者则从1883年到1897年在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区（Niagara Region）举行了一系列《圣经》会议，1910年至1915年出版了12册《基要信仰：真理的见证》（The Fundamentals:A Testimony to the Truth），共印刷了300万套，在全球范围内向基督教徒散布，正式替该运动举行了“基要主义派”（the fundamentalists）的命名典礼。

19世纪的美国是彻头彻尾的基督教国家，诞生于19、20世纪之交的“基要主义派”却是现代性迹象：曾经是社会主流信仰的基督教如今开始靠边站，变成社会的殿军。它到了20世纪末甚至扮演美国政治里“宗教右翼”（the Religious Right）之角色，有气焰复炽之势，与伊斯兰世界的基要主义派打擂台，也在某个意义上朋比为奸。他们到今天仍在反对现代教育里的科学和世俗思想，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1]在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靠边站即与现代教育的普及、启蒙思想的传播息息相关。在20世纪开头的20年，美国教育出现改革的潮流，扬弃死板的传统教育方式，渐代之以“一种适应城市时代需要的、能为儿童将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需要打下基础的教育方式”。全国中学生人数在1900年只有50万，到1920年剧增了4倍，达200万。大学生人数则从1890年的24万增至1920年的53万多。在1902年，美国出现未来社区大学的前身，为未能进入高校的青年提供了广泛入学的机会。^[2]

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也已远离宗教的宁静、田园的生活，进入令人烦躁不安的现代生活。从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人开始大量应用“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个新名词，它指称现代生活的压力及其不自然的节奏对人的神经造成的损害，其很快就成为“不健康的现代生活”的同义词。^[3]

在1890年，妇女争取投票权的两个组织合并成“全美妇女投票权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men’s Suffrage in America），在历经30年的奋斗后终于在1920年成功地争取到宪法的增订。但投票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权利，实质上到了19世纪末，大文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笔下的“新女性”（new woman）已经成为一个令人不安的时代典型。^[4]与此呼应的是心理学界在世纪之交酝酿男女教育分途说（详见第二章、第三章）。

同年（1890年），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发表《海权论》（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in Histor），透露美国必须从大陆扩张走向海洋扩张的愿望。三年后的1893年，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在美国历史学会芝加哥年会上发表“边疆说”，用开拓西部来解释美国的国民性，他有感于美洲大陆扩张空间的穷尽，美国人如欲保持其性格，就必须另图他处。^[5]1898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解放”古巴并进而并吞菲律宾，把疆界拓展至远东，两年后即参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役。

1901年，在美西战争中成为全国英雄的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出任美国总统，蝉联两届至1909年，他除了是“海外扩张论”的力行者之外，还成为西部牛仔的典型和美国男性理想的楷模。在1902年，美国第一部现代西部牛仔小说面世。

接着在1909年，争取权利的黑人积极分子成立“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1910年，黑人拳师在一场划时代的拳赛中把白人拳王击败，引起各地的种族暴动。同年，“美国男童子军”（Boy Scouts of America）成立。1912年，第一部泰山小说面世。

[1] 孙隆基：《美国新蒙昧主义的抬头》，载《亚洲周刊》第19卷，第26期（2005年6月26日）。

[2] 庄锡昌：《20世纪的美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和台湾淑馨出版社合作出版，1996年），第23—24页。

[3] Stephen Kern：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1880-1918（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25.

[4] 1886年《妇女杂志》（Women’s Journal）上有一篇长的评论文章批判詹姆斯的《波士顿人》（The Bostonians）把妇女投票权运动漫画化。详见Elaine Showalter,Sexual Anarchy:Gender and Culture at the Fin-de-Siècle（New York:Penguin Books,1990）,p.27。

[5]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first published in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893,reprinted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rold P.Simonson（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63）.全文亦见于www.learner.org/channel/workshops/primarysources/corporations/docs/turner.html与www.learner.org/channel/workshops/primarysources/corporations/docs/turner2.html。

3.时代精神的聚焦：老罗斯福

一个时代精神的聚焦，莫如当政者。在美国政界的人物中，最能代表这个转型期的就是第二十六届总统老罗斯福。他在前任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43—1901，任期为1897—1901）底下担任海军部次长，是美西战争期间（1898年）主张从西班牙手中“解放”古巴最力者，并获准组织义勇骑兵队。这支部队名曰“Rough Riders”，取行走崎岖道路、不畏艰辛的铁汉子的形象。老罗斯福带领这支部队在进攻古巴的战争中立下大功，尤其在圣胡安高地（San Juan Heights）的冲刺一役中变成一个传奇，而他本人亦成为全国英雄。战后，由于声名不佳的纽约州共和党组织需要一位战时英雄出任州长候选人，便由他代表该党竞选并获选为州长。接着，在1900年共和党提名麦金莱竞选连任的大会上，老罗斯福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麦金莱于蝉联总统职务后遇刺身亡，由老罗斯福以副总统的身份继任，年方42岁，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

老罗斯福的政见多反映所谓“进步时代”的要求。他在美国文官甄选委员会主任任上时，曾进行改革，在某些官职的考试方面采取男女平权措施。他亦采取亲劳工的政策，在总统任上自称“人民的管家”，推动一连串反对垄断资本、打击托拉斯的措施，同时针对黑人受到种族歧视问题，任命一些够水平的黑人任南方的高官，颇具“进步时代”的精神。但是，凡是符合“群众”的并不一定都是“进步”的。事实上，某些史学家在对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这个笼统的名词下定义时，竟然也包括限制移民的运动在内。^[1]可以说，当时提倡帝国主义扩张颇得人心，而排斥亚洲人移民也逐渐演变成国策，老罗斯福开始虽然反对，后来也不得不迎合这个潮流。因此，老罗斯福的“进步”具有两面性。

在历史这面镜子里，老罗斯福是“进步时代”光辉的映照，但他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倒影——同代人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这个报业界巨子把群众时代的来临漫画化了，他旗下的传媒擅长挖掘黑幕的调查报告，不无哗众取宠之嫌。他仍为今人所乐道者则是“黄色报业”（yellow journalism），亦即用煽情手法制造——而不是报道——新闻，借此操纵群众心理。时人相信：美西战争是由赫斯特报纸对美国“缅因”号（U.S.S.Maine）战舰在哈瓦那港的不明爆炸案做不实报道所引起的。^[2]赫斯特除了煽动美国人仇视西班牙人以外，还挑起并吞菲律宾以及制造对日本“黄祸”和俄国威胁的恐惧。^[3]

[1] Leach,“1900-1914”,p.5.

[2] 根据Ian Mugridge,The View from Xanadu:William Randolph Hearst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Montrel and 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5）一书给人的印象,煽动群众的不只是赫斯特报系（pp.11-12）。

[3] The View from Xanadu,pp.46-89.

4.作为美国“新边疆”的太平洋

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U.S.Census Bureau）正式宣布大陆边疆的关闭。^[1]当时在大陆疆界已经到头的情形下，鼓吹往海外扩展的主张的确有大量的听众。美西战争后，美国终于在1899年并吞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在老罗斯福和马汉等人的鼓动下，美国在20世纪初掌握了巴拿马运河的建筑权，首先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美国在世界各大洋遍设海军基地的前景铺路。老罗斯福政府对“门罗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加以补充，阻止西欧国家在加勒比海设立基地，并宣称唯美国有权干预拉丁美洲的事务。^[2]这个干预包括派遣军舰“帮助”巴拿马这块土地从哥伦比亚“独立”出来；巴拿马在1903年自成一国，和美国签约，让它对20英里宽的巴拿马运河地带拥有“永久使用、占据和控制权”。^[3]

到了19、20世纪之交，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夕阳无限好，但已近黄昏，等待继承者有美国、德国，以及俄国——还有异军突起的日本。基于同文同种的考虑，英国的帝国主义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希望美国能够接英国的棒子。他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移居美国，并进入老罗斯福的社交圈子。1899年，他在一份美国杂志上发表了《白种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一诗，勉励美国接受这个挑战——发表的日期和美国签署《美西条约》，并吞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同月，美国镇压菲律宾人的战争亦恰在此时爆发。吉卜林责成美国必须牺牲自己最优良的子弟、把他们谪戍于远方，替被殖民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童”的土著服务，传授文明给他们，虽然做出牺牲的人不会得到好报，他们将“遭汝改善者之谴，为汝看守者所恨”。^[4]的确，菲律宾独立运动对美军占领所进行的反抗，令后者花了两年的血腥镇压才得以敉平。

美国成为亚太国家，真正面临的威胁是日本与中国。日本对美国是形成一种强权的挑战，中国的问题是积弱，在义和团事件时，美国已经担忧中国会被瓜分殆尽，美国分不到一杯羹，因此有重申中国对列强“门户开放”之主张。这项原则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石，美国对它的坚持，终于在20世纪中期引起了美日的太平洋战争。但中国也形成一种威胁，在美国心理的更深处，“中国”是一个反面示范的意符，它是美国生怕自己会变成的失败样子。

[1] James H.Maguire,“Introduction”,in Western Literature Association,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Forth Worth,Tx.: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1987）,p.3.

[2] Richard H.Collin,Theodore Roosevelt’s Caribbean:The Panama Canal,the Monroe Doctrine,and the Latin American Context（Baton Rouge&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p.56.

[3] “Isthmian Canal Convention signed at Washington,November 18,1903,”in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1776-1949（Washington,D.C.,1972）,vol.10,compil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harles I.Bevans,L.L.B.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8642,p.664.

[4] Rudyard Kipling,“The White Man’s Burden”（McClure’s Magazine,no.12,Feb.1899）,http://www.boondocksnet.com/ai/kipling/kipling.html,p.1.

5.帝国主义文明与“男子汉气概”

老罗斯福于1899年还在纽约州长任内时做了一次演讲，曰《艰难辛苦的生活》（“The Strenuous Life”），细读之下，可以发现它是美国的男子汉理想、当时的性别观、人种退化学说、文明没落论以及中国停滞论的大杂烩。这份演说词在于激励国人，使其敢于面对过“艰难辛苦生活”的挑战，敢于冒险患难，不要贪图安逸。“我们欣羡努力拥抱胜利的男人，那个永不欺负他的邻人又敏于助人的男人，但他有阳刚质量（virile qualities），这种质量是在现实生活的严厉斗争中取胜所不可或缺的。”他强调“一个健康的国家只有在男女的国民都过干净、有活力和健康的生活时，方才存在”^[1]。健康的男子汉已如上述，至于健康的女性则如下述：“女人必须是家庭主妇，是负担养家的人的贤内助，是许多健康孩子的贤惠又勇敢的母亲。”他举出在法国作家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1897）笔下“害怕当母亲成为今日年轻妻子们驱之不散的恐惧”，一个国家如果变成了这样，“这个国家就烂到了核心。当男人惧怕正义的战争，当女人惧怕当母亲，他们是颤抖在末日的边缘，活该从地球上消失……”^[2]亦即是开除球籍之意思。

我们该记得，老罗斯福的施政其实是保障妇女任公职的，他上面这段话的逻辑是把男子敢于面对战场和女子敢于面对妻母任务的强韧性人格等同。在“二战”以后美国妇女普遍堕胎和男子普遍烧征兵卡的气候下，老罗斯福这个思想自然显得“反动”，甚或被指控为用民族“大前提”来压抑个人欲望。但世纪末的“文明没落论”对颓废或堕落的定义正是：社会发展到了每一个小单元都自顾自，眼中已经完全没有了整体利益的地步。在世纪末的人种退化思想里，这样的品种活该绝灭，而老罗斯福用的正是达尔文主义天然淘汰的逻辑。

老罗斯福口中“男人惧怕正义的战争”是指国内的反战派，这些人在美西战争胜利结束后，又成为反对并吞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反帝”阵营。老罗斯福挖苦这些人，却用中国做反面教材：“我们尽可能不要扮演中国的角色，安于在自己境内过可耻的安逸生活，逐寸地烂掉，而无视于境外的事情。”如果美国人对“更高的生命，具有宏愿、辛劳和冒险的生命不闻不问，只忙碌于日常的生活需要，终究有一天，不容有丝毫置疑地，我们会突然发觉中国已经发觉的事情，在这个世界里，这个把自己的生涯训练成不好战和耽于安逸的国家，最后将被其他还未丧失男子汉（manly）气概和敢冒险（adventurous）的国家所灭”^[3]。老罗斯福的“中国停滞论”其实也是“世纪末思潮”里的“文明没落论”：

胆怯的人、懒惰的人、不信任自己国家的人、已经丧失了伟大的斗志和主宰之美德的过度文明人、无知的人，以及脑筋迟钝的人，他们的灵魂感觉不到令“胸怀帝国雄心者”备感兴奋的有力的昂扬感——这些人当然会从国家面临的新任务面前退缩，逃避了我们需要建立海军和陆军的问题，也在我们必须为这个世界尽一份力的考验之前萎缩，我们该做的是把那些非常棒的热带岛屿从混乱中拯救出来，让它们恢复秩序，我们勇敢的士兵和水手曾在那些岛屿上撤下西班牙的旗帜。上述的人惧怕的正是艰难辛苦的生活，他们惧怕的正是唯一值得过的国民生活。他们相信的是女修道院的生活，它令一个国家丧失顽强的美德，正如丧失了个人的一般……^[4]

老罗斯福认为一个国家的伟大并不单独依靠财富，更重要的是那种敢于到国境以外扩张的精神。因此，他又重申美国在巴拿马地峡筑运河的必要，以便“在决定东西两洋的命运上我们有置喙之地”。这个向海外扩张具有吉卜林式的使命感：美国并吞菲律宾等地是文明的使命，为了把那些不幸的岛屿从“蛮荒的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如果美国不去做，“另一个更强、更富男子气概（manlier）的强权将会代替我们去做，而我们将以荏弱者（weaklings）面世，不足以成功地完成那些伟大的、生气勃勃的国家会热心地去完成的事业……该庆幸有机会去证明我们能胜任现代文明派给我们的一项伟大任务。”^[5]美国如果不能跻身于这些“文明国家”之列，就会沦落为“西半球的中国”的地位。^[6]

老罗斯福提倡“艰难辛苦的生活”并拿中国人当作反面教材，极有可能是当时西方流行的一种说法。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即说：“我们的道德——我们现代的过敏的［这里有神经衰弱的意思——详见第二章］^[7]西欧人道德，可以比拟为中国人的道德——是否乃生理退化的表现？”^[8]而陈独秀在“五四时代”的一段话也找到了渊源：“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姿，绝无恒武之态，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9]“堕落”一词是当时的“退化”概念在中文里的另一种译法。

《艰难辛苦的生活》所描述的中国人的被动性格，是中国作为一整个国家的劣根性。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代文化研究”对中国式人格的研究里，这个“被动”性格就会变成中国式个体——尤其是男性——的特征。^[10]

[1] “The Strenuous Life”（Speech before the Hamilton Club,Chicago,April 10,1899）,in 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Nation Editio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6）,vol.13,p.320.

[2] “The Strenuous Life”,pp.320-321.

[3] “The Strenuous Life”,p.322.

[4] Ibid.,p.323.

[5] “The Strenuous Life”,p.324.

[6] Ibid.,p.328.

[7] 本书所有引句与引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均为本书作者所加，起补充说明作用。——编者注

[8] Friedrich Nietzsche,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and R.J.Hollingdale:The Will to Power（New York:Vintage Books,1968）,p.212.写于1887——1888年之间的一个断片。

[9] 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期（1916年9月1日），第1页。

[10] 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详见本书附录一、二。简约版见孙隆基：《缺乏“性”与“暴力”：非美国式人格》，载入《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香港：花草树出版社，2005年），第417—441页。

6.老罗斯福与美式足球

老罗斯福与美式足球之成为今日美国的“国技”有密切关系。在他的时代，美式足球远比今日的要野蛮得多，球员并无护体和头盔，每年球员非死即伤的事件层出不穷，“在足球季节预科学校生的讣闻几乎每周都见报”^[1]。纵使校际球赛的人气有压倒棒球之势，全美舆论呼吁禁止之声仍不绝，甚至有将其比作古罗马竞技场的角斗者。老罗斯福历来力挺足球运动，视之为他提倡的“艰难辛苦的生活”的一环，于是他力图化解这项运动面临的危机。

在他当纽约市警务总监任内，他恢复了因1894年大伤亡事件被停顿了两年的哈佛—耶鲁校际赛，他怀“球场即战场的预习”之信念，由他的义勇骑兵队在美西战争中之表现获得证实，其中不少队员是足球明星。1903年，他以总统身份告诉美国人：“我相信粗犷的游戏和粗犷、男子汉的运动。我不会特别疼惜常受冲撞者，如果没有要了他命的话。”^[2]

足球既面临被禁绝的危机，老罗斯福总统遂于1905年10月9日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的足球教练与校方代表召至白宫，要求他们降低球赛的伤害度、提升其公平性。但言犹在耳，球场意外频频发生，该年度以19人死亡、137人重伤的最高纪录收场。翌年，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西北大学纷纷废除足球比赛，哈佛宣布将跟进。作为哈佛校友的老罗斯福急了，他绝对不会让哈佛校长“阉割足球”，同时避免将足球“在过分淑女化的基础上”去减轻游戏的伤害性。^[3]他又再次将哈佛校队的教练以及其他有关人士召至白宫、对其施压，终于在1906促成国家大学体育协会（NCAA）的前身的诞生。美式足球逐渐替代棒球成为美国的国技，这与美国从19世纪的与世无争到20世纪的穷兵黩武息息相关。^[4]

[1] Christopher Klein,“How Roosevelt Saved Football”（September 6,2012）,History Channel,http://www.history.com/news/how-teddyroosevelt-saved-football.（上网日期：2016年2月5日）

[2] Ibid.

[3] Ibid.

[4] “The Modern Militaristic American Identity and Football”,https://csusportsrhetoricproject.wordpress.com/the-modern-americanidentity-and-football.（上网日期：2016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