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阎云翔：社会学家作为说故事者)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社会学虽是社会科学，却甚少如自然科学般的出现行之四海皆准的法则，更多的是针对同一个社会现象，出现各执己见，百家争鸣的情况。这不禁使人发问，社会学家究竟是以何种姿态来解释社会现象？我们不妨通过分析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以及《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两本著作，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一、 作为社会学家的姿态

在1990年一个寒冷的冬夜，下岬村64岁的老李喝下一瓶农药自杀了。他自杀的原因村里人谁都清楚：他与小儿子以及儿媳妇关系不睦，早就嚷嚷要自杀了。让村里人感到惊讶的是，老李做人蛮横一辈子，落得的竟是这么个下场 。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第四章中，阎云翔以一位老人的自杀事件为开端，论证了父权的衰落以及年轻一代地位的上升，并将该趋势解释为个人权利的增长。

如此解释真的合理吗？部分学者对其提出了质疑。比如，谭同学认为该现象只是进一步强调了在主干家庭中，无论是父母还是年轻夫妇，都趋向以核心家庭为利益考量的基本单位，实际竞争的结果使得父母组成的核心家庭处于劣势地位，而不能证明核心家庭内“个人”权利的增长。事实上，阎云翔并未提供充分的材料证明在核心家庭内部“个人”是如何挑战家庭的 。或许阎云翔在这个北方村庄的私人生活、亲密关系与道德结构的民族志叙事中，作为职业的社会人类学者他更关注的是：如何借助拓展个案法的实践达成对中国社会个体化之路的理论建构。

诚然，任何学术巧匠的理论建构都不可避免涉及到经验的修辞，以及对故事的理论化加工，阎云翔也是如此。事实上，学者对社会现象的理解难免会受自身经历、学识、偏好、审美等各方面的影响。一个社会学家要想尽善尽美、点滴不漏的分析某一个社会现象，是“不可能的任务”。在马克斯·韦伯心目中，未完成性是现代科学（包括社会学）的一个根本特征，他从未认为人类会有一个完整的社会法则体系出现的时候 。由于社会是的广袤性和复杂性，不管素材收集如何丰富，那也仅是社会现象的某个局部，社会学家所选择、整理、描绘的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特定时空内某一社会现象的某个局部，在材料的分析上，他可能可以去粗取精，也可能可以去伪存真，但不可能是整体的、系统地把握。

韦伯认为，认识从属于学者们向现实提出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学家免不了会自发地向过去的或现时的事实提出一些新的问题。阎云翔在代际关系方面的解释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一书中讲到，年轻一代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很少顾及长辈的利益，在他看来，上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自我中心观念 。然而，阎云翔2011年以后对北方下岬村数次回访发现，代际关系明显改善，表现为高度的相互信任、关心和责任感，他后来总结为“中国式社会自我主义” 。阎云翔曾经提出的“极端形式的自我中心观念”在三十年后的下岬村已经不再适用，他凭借新的经验观察重新作出了概念修正。

由此，我们推断作为社会学家的姿态，是不断回应和叩问具体、暂时、重要的社会状态。一旦这种社会状态发生了变化，社会学家的理论认知也需进行修正，诚如韦伯所言：“和社会生活有关的科学的历史现在是，并且将继续是，想用某种概念结构把各种现实从理论上加以整理的尝试和在经过修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概念结构之间的一种持续不断的交替。 ”对现实社会的“求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征程，其中关键是不断探寻紧要而迫切的故事。

二、故事的唤醒需要核心概念的寻找

人造社会所涵盖的社会事实浩如烟海，社会学家无需也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他们所关心的是紧要而迫切的社会事实。阎云翔显然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在最近出版的《中国社会个体化》中，他立足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娓娓道来一个个精彩故事：国家与市场带来的流动性与“脱嵌”解放了个体，个体反过来重塑他们与社会群体以及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他在故事中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父权在家庭中逐渐衰弱，父权在家庭生活中又是如何逐渐向年轻一代让步、不同群体在应对计划生育政策时的态度及行动、私人空间的发展、彩礼的惊人增加、孝道的衰落等等。民族志的田野故事不仅生动，更是紧要的，当前的中国社会集前现代、现代化、后现代化特征为一体，他的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这个时代最至关重要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当然，选择真实、紧迫且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故事”仅仅是开始，素材的鲜活与经验的再现，呼唤核心概念的寻找。针对社会现象搜集的现实经验素材如何加以利用，跳出朴素经验主义的桎梏？这个问题常使研究者陷入困顿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阎云翔在下岬村的田野调查中意识到村落社会的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但当时他还无法解释收集的杂乱材料。直到2007年，当阎云翔参照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尤其是个体化命题——去理解中国变革的模式和趋势时，顿时一切都豁然开朗 。

经验素材的唤醒需要核心概念的寻找。这个核心概念既是接下来一切研究的中心，又是分割点。它能够作为田野素材的线索又能够成为研究者深入寻找的工具。正如《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个体化”这个核心概念，一方面为阎云翔提供了最初的灵感和概念工具，另一方面亦是文章分析的立足点与发散点。阎云翔的民族志故事想表达的就是，借助对中国式个体主义的叙事将全球进程和地方实践结合在一起。阎云翔在整理下岬村的调研材料时，曾经一度受现代化理论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影响，以为“冲决罗网，告别祖荫”的新文化运动理想历经百年沧桑终于在当代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然而，在反复钻研素材之后，他有了新的发现：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却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日益呈现“无公德的个人”。

当社会学者用不一样的核心概念去分析经验素材时，结果往往是大相径庭的，因为迥异的核心概念会促使思维的分岔走向不同的方位。对于阎云翔而言，贝克的三重个体化是现已具有的理论，他在素材与核心概念间充当的是联系者的角色。以此为基础，比较于西方社会，阎云翔始终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个体化是一个发展中的过程，主要特征在于国家的强有力管理、民主文化与福利体制欠发达，以及古典个人主义的发育不充分。

若是没有既成的理论来解释已有素材该如何？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概念工具值得参考。何为理想类型？简单来说，理想类型是一种方法，建构理想类型是为了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韦伯认为没有一种科学系统能够重现全部具体现实，也没有任何概念工具能完全顾及到复杂多样的具体现象。因此，研究者可以通过建构理想类型，来强调某个典型的行动过程，以方便于分析实际进程与理想类型的差距。它不是假设, 但它提供了假设的方向，它不是实在描述, 却为这种描述提供一个明晰的表达手段。比如，广为人知的是，人际格局是复杂多样的，为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格局进行解剖，费孝通植入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借助于这个词汇，社会学家能够凸显所研究的一个具体对象的特点。

核心概念不同，呈现出来的故事就会有所不同。这是一种对学者“社会学想象力”的考验，考验能否洞悉事实、去除蒙昧还是遮掩真相、制造迷思。当然，寻找的过程并非易事，社会学者既要充当联系者更要扮演好想象者的角色，当挖掘不到适宜的理论时，需要社会学者自身建构自己的理论工具。这个阶段，社会学家的主观能动性被放大到无限大，想象力驱使经验素材构造成了一种人为的心灵图像。

倘若社会是广袤的田野，作为社会学家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从田野手工活动中所抓的那团“故事”；故事的激活需要核心概念来唤醒。整个过程中，社会学家究竟是以何种姿态来解释社会现象似乎有了答案。那就是社会学家通过选择带有个人关心性质的素材以及理论构想，不断分岔深入，编织出了他的社会学故事。换句话说，社会学家就是以一种编织故事的艺匠的姿态来理论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家们作为说故事者，经过一次次选择，利用经验以及想象构造出了一种人为的心灵图像。社会学家们所关心、所选择的问题不同，结果自然也不同。这就像一个旅者，出发点不同，路线不同，看到的风景自然也不同，看到的风景是自己带有机遇性质选择的结果。

（本文曾在江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第四期实证读书沙龙宣讲，文责自负。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