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夏猪(走红网络的“健身猪”源自美国,种猪领域会被“卡脖子”吗?)

2023-04-25 富美财经 浏览量:

因身形健硕、肌肉发达,迥异于肥头大耳的刻板形象,近日“健身猪”走红网络。据养猪户介绍,该品种为杜洛克,主要用于配种。品相优良的话,成年猪可以长到500公斤,一头猪最高能卖8万元。

杜洛克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猪种,源自美国。研究报告显示,杜洛克猪的体脂率通常在15%左右。1978年以来,中国猪育种方向逐步由脂肪型、兼用型转向瘦肉型。从国外引进的包括杜洛克在内的种猪,加速了中国瘦肉型猪育种和杂交生产等工作。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国内种猪业已经实现“基本自给”,但每年仍需进口一定量的种猪。

走红网络的“健身猪”源自美国,种猪领域会被“卡脖子”吗?

在中央明确提出“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的背景下,头部猪企负责人针对国内外种猪生产水平的差距,指出“猪芯片”是当前猪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要回答是否被‘卡脖子’这个问题,其实需要先定义何为‘卡脖子’。”广西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云翔对第一财经表示。

赵云翔提到,行业内确实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确实被“卡脖子”,毕竟没有进口种猪,生产效率会降低;另一种认为不会被“卡脖子”,即便不从国外引种也能发展,顶多就是生产效率低一些。

针对中国在种猪领域被“卡脖子”的言论,业内人士指出,“这不符合事实。少量引种只是育种过程中的一个手段,国外种猪行业也同样引种,不能将‘引种’就简单理解为‘依赖国外’。”

中国的生猪引种史长达百年

20世纪以前,国内主要是地方猪自繁自养。直到1900年,才开始引入大白、巴克夏等外国品种。长达100多年的生猪引种史背后,是国内生猪选育工作起步晚。早在18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就着手选育生猪。

至于杜洛克,也就是前述“健身猪”,也许很少有人会想到,其在18世纪和一战期间,曾是一种大体型脂肪型猪。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由脂肪型转向瘦肉型,这是古今中外种猪选育的基本路径。

走红网络的“健身猪”源自美国,种猪领域会被“卡脖子”吗?

1980-1982年,我国直接从原产地引进长白、大白、杜洛克和汉普夏等品种,加速瘦肉型猪育种和杂交生产。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了引进品种的本地化选育,分别成立了杜洛克、长白、大白这三大品种的育种协助组。从2009年开始,国家层面启动两轮《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第一轮从2009—2020年,为期10年。第二轮从2021—2035年,为期15年。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猪是三元商品猪“杜长大”,由杜洛克、长白、大白三个外来品种杂交而成。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介绍,这类商品猪具有节省饲料、生长速度快、胴体瘦肉率高、体型大等优势。

对比来看,现代“杜长大”商品猪吃2.8斤饲料长1斤肉,6个月就能长到120公斤,瘦肉率可达60%以上。土猪吃4斤饲料长1斤肉,一般8个月能长到75公斤,瘦肉率一般在40%左右。

从出栏时间来看,过去养土猪需要一年时间,而“杜长大”正常出栏160天左右,国外更好品种出栏周期更短。当然,这背后除了种猪遗传育种科技的进步外,还与饲料质量提高、重大疫病和抗生素残留等问题得以解决有关。

种猪进口从骤增到暴跌背后

面对行业差距,尽管适当引种无可厚非,但近年来,受非洲猪瘟影响,种猪进口数量激增,从而引发行业内外高度关注。

纵观近十年的进口数据,据《中国猪业》2023年刊发文章《我国猪肉及种猪进出口现状分析》,2013~2019年,我国种猪进口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2020年(3.17万头)达到最高峰。2021年(2.79万头)虽然同比下降12.5%,但仍然远高于往年。

另据行业内统计,2023年,我国进口种猪3500多头,同比跌去将近九成。

从原本的下行,经历骤然暴涨,又出现如今的暴跌,如此走势可谓是“过山车”。赵云翔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2020年、2021年异于往年的进口量,直接拉高了近年来的平均值。之所以种猪进口量激增,直接诱因是2018~2019年持续暴发的非洲猪瘟疫情。由此导致国内严重缺猪,尤其缺优秀的种猪。

除了行业背景外,赵云翔还提到,我国目前还只是养猪大国,而非养猪强国,就在于基因不够“顶尖”。

值得关注的是,这十多年,养猪业暴发疫病后,引种量大幅下降,随后出现种猪进口高峰。比如,2010年仔猪腹泻暴发,当年引种量只有3000头,2011~2013年出现引种高峰期;2015年猪场出现大面积伪狂犬病现象,当年引种量为4400多头,2017年引种量再次出现高峰;2019年非洲猪瘟肆虐全国,当年引种量不足1000头,2020~2021年引种量均创下新高。

那么,如此规模的引种量是否会被国外“卡脖子”?

农业农村部官网转载2021年刊发的研究文章《生猪种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提到,“目前,我国种猪基本可以做到自给。我国生猪‘金字塔’繁育体系中,90%的曾祖代(GGP)和祖代(GP)种猪更新都是靠自主选育。近5年我国平均每年进口种猪仅10000头左右,仅占我国每年15万左右的曾祖代(核心群)种猪更新需要量的10%。”

文章指出,引进种猪是核心育种素材的补充,通过引入“杜长大”进行本土化选育,实现“种猪国产化”,是世界上的通行做法。今天的“杜长大”已经是世界品种,而不是“外种”。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优秀育种素材为我所用,对我国种猪发展有益。

事实上,面对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如果全球种猪企业巨头不卖种猪给中国,自身也将损失惨重。此外,从全球来看,品种交流是双向需要。不但中国从国外引种,国内种源优势也被国外所看中。

赵云翔称,江苏的梅山猪,具有高产基因,曾被法国引进育种,使法国种猪产生高繁殖性能的性状。而且我国种猪资源丰富,肉质好、抗逆性好、耐粗饲,是生产特色猪肉的种源基础。

走红网络的“健身猪”源自美国,种猪领域会被“卡脖子”吗?

“国内种猪被‘卡脖子’的言论,不符合事实。”业内人士刘武(化名)指出,国内种猪绝大部分依靠自主繁育,每年引入的种猪并不多。其实,即便不引种,我国种猪供应也没问题。

刘武认为,杜洛克虽然原产地是美国,但其已成为世界性品种。国内的杜洛克群体,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群体,而且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系种猪。考虑到国外优良种猪在性能上存在一定优势,每年适当引种有利于扩充我国种猪血统、加快遗传进展、提高种猪性能等。

客观看待中外育种差距

从生产成绩来看,国内种猪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比如,国外先进育种水平大白猪的达100kg体重日龄可以达到148天,比我国生猪核心育种场种猪快15天;国外先进育种水平的大白猪产仔数能达到15头,比我国生猪核心育种场种猪多2头。

差距背后所反映的问题,正如《生猪种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所指:一是国内育种体系不够完善,专业化的种猪公司还处于发展阶段;

二是新技术的应用滞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上就开始应用BLUP方法进行遗传评估,国内在实际大规模应用方面落后了十多年;2012年,国际上开始实际应用基因组选择。2017年国家层面才启动该应用,相当于落后国外5年。在表型自动化、智能化测定方面,我国虽然在技术上已走到国际前列,但应用程度低,还没有对育种形成实际贡献。

刘武指出,尽管从育种史来看,中国比国外起步晚很多,但历史只代表过去,不能简单地用起步时间早晚来表示差距。从生猪养殖统计数据来看,目前我国种猪性能,与国外顶级水平相比,还存在近30%的差距。

虽然有差距,但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过程中,中国科研团队在部分关键技术方面,也建立了自身优势。比如,华中农业大学赵书红团队自主创新基因组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在算法、工具和应用模式与国外有明显不同,部分技术优于国外同类技术。

从企业角度来看,在国际上,海波尔(加拿大)、皮埃西(英国)、丹育(丹麦)等头部种猪企业独领风骚。尽管国内有牧原、温氏等头部猪企内部育种,扬翔、天兆猪业等专业育种公司,但仍然无法与国际巨头媲美。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种猪“桂军”正强势崛起,截至2023年7月,广西共有5个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扬翔位列其中。

赵云翔称,跟种猪领域的跨国企业相比,国内企业仍然存在一定不足,要想走向国际,产品被国际市场认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对于今后的生猪育种,刘武称,这是一项连续性工作,需要每一代持续选育。种猪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前国际种猪育种竞争,本质是产肉效率改良速度竞赛,提升种猪育种效率才是关键。

此外,由于企业是种猪育种主体,建议国家政策能保持连续性,给企业相对长期的稳定支持,帮其度过早期的非盈利阶段;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育种联合体;稳定支持科研机构开展育种科技创新,从育种思想、理论、技术、模式、体系、市场监管等各个环节进行创新。否则,只是一味模仿没有创新,很难实现追赶和超越。

“我国是生猪养殖大国,种猪数量、品种都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有很好的基础条件,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种猪业会有大发展,不仅生产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会形成‘华系’种猪品牌,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猪企业。”刘武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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