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夏猪(走红网络的“健身猪”源自美国，种猪领域会被“卡脖子”吗？)

因身形健硕、肌肉发达，迥异于肥头大耳的刻板形象，近日“健身猪”走红网络。据养猪户介绍，该品种为杜洛克，主要用于配种。品相优良的话，成年猪可以长到500公斤，一头猪最高能卖8万元。

杜洛克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猪种，源自美国。研究报告显示，杜洛克猪的体脂率通常在15%左右。1978年以来，中国猪育种方向逐步由脂肪型、兼用型转向瘦肉型。从国外引进的包括杜洛克在内的种猪，加速了中国瘦肉型猪育种和杂交生产等工作。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国内种猪业已经实现“基本自给”，但每年仍需进口一定量的种猪。

在中央明确提出“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的背景下，头部猪企负责人针对国内外种猪生产水平的差距，指出“猪芯片”是当前猪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要回答是否被‘卡脖子’这个问题，其实需要先定义何为‘卡脖子’。”广西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云翔对第一财经表示。

赵云翔提到，行业内确实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确实被“卡脖子”，毕竟没有进口种猪，生产效率会降低；另一种认为不会被“卡脖子”，即便不从国外引种也能发展，顶多就是生产效率低一些。

针对中国在种猪领域被“卡脖子”的言论，业内人士指出，“这不符合事实。少量引种只是育种过程中的一个手段，国外种猪行业也同样引种，不能将‘引种’就简单理解为‘依赖国外’。”

中国的生猪引种史长达百年

20世纪以前，国内主要是地方猪自繁自养。直到1900年，才开始引入大白、巴克夏等外国品种。长达100多年的生猪引种史背后，是国内生猪选育工作起步晚。早在18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就着手选育生猪。

至于杜洛克，也就是前述“健身猪”，也许很少有人会想到，其在18世纪和一战期间，曾是一种大体型脂肪型猪。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由脂肪型转向瘦肉型，这是古今中外种猪选育的基本路径。

1980-1982年，我国直接从原产地引进长白、大白、杜洛克和汉普夏等品种，加速瘦肉型猪育种和杂交生产。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了引进品种的本地化选育，分别成立了杜洛克、长白、大白这三大品种的育种协助组。从2009年开始，国家层面启动两轮《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第一轮从2009—2020年，为期10年。第二轮从2021—2035年，为期15年。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猪是三元商品猪“杜长大”，由杜洛克、长白、大白三个外来品种杂交而成。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介绍，这类商品猪具有节省饲料、生长速度快、胴体瘦肉率高、体型大等优势。

对比来看，现代“杜长大”商品猪吃2.8斤饲料长1斤肉，6个月就能长到120公斤，瘦肉率可达60%以上。土猪吃4斤饲料长1斤肉，一般8个月能长到75公斤，瘦肉率一般在40%左右。

从出栏时间来看，过去养土猪需要一年时间，而“杜长大”正常出栏160天左右，国外更好品种出栏周期更短。当然，这背后除了种猪遗传育种科技的进步外，还与饲料质量提高、重大疫病和抗生素残留等问题得以解决有关。

种猪进口从骤增到暴跌背后

面对行业差距，尽管适当引种无可厚非，但近年来，受非洲猪瘟影响，种猪进口数量激增，从而引发行业内外高度关注。

纵观近十年的进口数据，据《中国猪业》2023年刊发文章《我国猪肉及种猪进出口现状分析》，2013~2019年，我国种猪进口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2020年（3.17万头）达到最高峰。2021年（2.79万头）虽然同比下降12.5%，但仍然远高于往年。

另据行业内统计，2023年，我国进口种猪3500多头，同比跌去将近九成。

从原本的下行，经历骤然暴涨，又出现如今的暴跌，如此走势可谓是“过山车”。赵云翔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2020年、2021年异于往年的进口量，直接拉高了近年来的平均值。之所以种猪进口量激增，直接诱因是2018~2019年持续暴发的非洲猪瘟疫情。由此导致国内严重缺猪，尤其缺优秀的种猪。

除了行业背景外，赵云翔还提到，我国目前还只是养猪大国，而非养猪强国，就在于基因不够“顶尖”。

值得关注的是，这十多年，养猪业暴发疫病后，引种量大幅下降，随后出现种猪进口高峰。比如，2010年仔猪腹泻暴发，当年引种量只有3000头，2011~2013年出现引种高峰期；2015年猪场出现大面积伪狂犬病现象，当年引种量为4400多头，2017年引种量再次出现高峰；2019年非洲猪瘟肆虐全国，当年引种量不足1000头，2020~2021年引种量均创下新高。

那么，如此规模的引种量是否会被国外“卡脖子”？

农业农村部官网转载2021年刊发的研究文章《生猪种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提到，“目前，我国种猪基本可以做到自给。我国生猪‘金字塔’繁育体系中，90％的曾祖代（GGP）和祖代（GP）种猪更新都是靠自主选育。近5年我国平均每年进口种猪仅10000头左右，仅占我国每年15万左右的曾祖代（核心群）种猪更新需要量的10％。”

文章指出，引进种猪是核心育种素材的补充，通过引入“杜长大”进行本土化选育，实现“种猪国产化”，是世界上的通行做法。今天的“杜长大”已经是世界品种，而不是“外种”。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优秀育种素材为我所用，对我国种猪发展有益。

事实上，面对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如果全球种猪企业巨头不卖种猪给中国，自身也将损失惨重。此外，从全球来看，品种交流是双向需要。不但中国从国外引种，国内种源优势也被国外所看中。

赵云翔称，江苏的梅山猪，具有高产基因，曾被法国引进育种，使法国种猪产生高繁殖性能的性状。而且我国种猪资源丰富，肉质好、抗逆性好、耐粗饲，是生产特色猪肉的种源基础。

“国内种猪被‘卡脖子’的言论，不符合事实。”业内人士刘武（化名）指出，国内种猪绝大部分依靠自主繁育，每年引入的种猪并不多。其实，即便不引种，我国种猪供应也没问题。

刘武认为，杜洛克虽然原产地是美国，但其已成为世界性品种。国内的杜洛克群体，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群体，而且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系种猪。考虑到国外优良种猪在性能上存在一定优势，每年适当引种有利于扩充我国种猪血统、加快遗传进展、提高种猪性能等。

客观看待中外育种差距

从生产成绩来看，国内种猪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比如，国外先进育种水平大白猪的达100kg体重日龄可以达到148天，比我国生猪核心育种场种猪快15天；国外先进育种水平的大白猪产仔数能达到15头，比我国生猪核心育种场种猪多2头。

差距背后所反映的问题，正如《生猪种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所指：一是国内育种体系不够完善，专业化的种猪公司还处于发展阶段；

二是新技术的应用滞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上就开始应用BLUP方法进行遗传评估，国内在实际大规模应用方面落后了十多年；2012年，国际上开始实际应用基因组选择。2017年国家层面才启动该应用，相当于落后国外5年。在表型自动化、智能化测定方面，我国虽然在技术上已走到国际前列，但应用程度低，还没有对育种形成实际贡献。

刘武指出，尽管从育种史来看，中国比国外起步晚很多，但历史只代表过去，不能简单地用起步时间早晚来表示差距。从生猪养殖统计数据来看，目前我国种猪性能，与国外顶级水平相比，还存在近30％的差距。

虽然有差距，但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过程中，中国科研团队在部分关键技术方面，也建立了自身优势。比如，华中农业大学赵书红团队自主创新基因组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在算法、工具和应用模式与国外有明显不同，部分技术优于国外同类技术。

从企业角度来看，在国际上，海波尔（加拿大）、皮埃西（英国）、丹育（丹麦）等头部种猪企业独领风骚。尽管国内有牧原、温氏等头部猪企内部育种，扬翔、天兆猪业等专业育种公司，但仍然无法与国际巨头媲美。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种猪“桂军”正强势崛起，截至2023年7月，广西共有5个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扬翔位列其中。

赵云翔称，跟种猪领域的跨国企业相比，国内企业仍然存在一定不足，要想走向国际，产品被国际市场认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对于今后的生猪育种，刘武称，这是一项连续性工作，需要每一代持续选育。种猪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前国际种猪育种竞争，本质是产肉效率改良速度竞赛，提升种猪育种效率才是关键。

此外，由于企业是种猪育种主体，建议国家政策能保持连续性，给企业相对长期的稳定支持，帮其度过早期的非盈利阶段；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育种联合体；稳定支持科研机构开展育种科技创新，从育种思想、理论、技术、模式、体系、市场监管等各个环节进行创新。否则，只是一味模仿没有创新，很难实现追赶和超越。

“我国是生猪养殖大国，种猪数量、品种都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有很好的基础条件，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种猪业会有大发展，不仅生产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会形成‘华系’种猪品牌，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猪企业。”刘武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