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丘

编辑|海蓝宝

在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拥护奴隶制的南部州人看来，黑人天生就是低劣的种族，在情感、智力、外貌、性格、品德上都不如白人种族优越，黑人在政治和法律上也不可能与白人处于平等地位。

一、斐逊对海地独立和黑人自治的恐慌

在独立自治问题上，他们认为黑人没有自治能力，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他们将生活在无序中，并变得野蛮、懒惰而无所作为。

黑人只有在奴隶的状态下服从奴隶主的安排和管理，才能有利于黑人种族的发展，才能够和谐安定的生活下去。

一旦承认海地的独立地位，就意味着向南方的黑人奴隶表明，黑人是有自治能力的，黑人和白人实际上是平等的。

他们也可以像白人一样拥有追求自由、平等和幸福的天赋人权。同时这也将肯定黑人可以通过叛乱的方式推翻奴隶主统治的行为。

对于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南部各州而言，这将在无形之中为黑人奴隶争取自由和平等树立一个成功的典范。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种族主义的偏见，以及为了维护南部各州的奴隶制，巩固奴隶主的统治，杰斐逊政府最终采取了不承认海地独立的政策。

早在殖民地时期，种族主义思想就已经传播开来，到了十七至十八世纪，这种思想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且弥漫至美国各州，在南部奴隶制种植园地区，这种思想的传播范围尤其地广泛。

在英格兰和新英格兰的文化交流中心，清教徒们学习亚里士多德关于气候种族主义的理论和人类种族等级的思想。

随后英国等欧洲思想家们的种族主义思想也为清教徒所吸收。

诸如英国旅行作家乔治·贝斯特于1578年提出诅咒理论，并将黑人描述成撒旦的魔鬼，认为他们“性欲亢奋，贪婪、缺乏自律”。

剑桥大学教授威廉·珀金斯在1590年出版的《组织家庭》一书中认为，“尽管仆人和主人在灵魂和信念上是平等的。

但是在人的外在形式上,……主人要比仆人更加优秀”。

清教徒领袖约翰·科顿和理查德·马瑟在北美殖民地马萨诸塞州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以家庭和谐关系掩盖奴隶制奴役剥削黑人本质的种族主义思想。

马瑟认为“黑色”有“奴性”，下等人要服从上等人，并敦促奴隶自愿的服从主人。

瑞典启蒙运动先驱卡尔•林奈以种族为基础，将人类按照肤色等外貌特征进行等级划分，把欧洲白人划分为最高级的人类种族，把非洲黑人划分为劣等种族。

法国博物学家布丰认为人类同源，但是受到不同的气候、环境、生存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身心皆存在差异的不同人种。

后来美国的奴隶主们又将林奈的人类种族等级制度理论和布丰的气候环境种族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

同时运用基督教义来为美国大陆的奴隶贸易、蓄奴行为以及黑人奴隶制的合理性进行辩护。

威廉玛丽学院的教授兼牧师休•琼斯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724年出版的颇具影响的《弗吉尼亚现状》一书中写道：

“基督教鼓励并规范”非洲人“成为更谦卑的更好的仆人”，然而，他们不应该学习阅读和写作。

他们“天生就适合艰苦的劳动和杂役”。

1780年5月4日，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的创始人和首任会长詹姆斯•保登宣称，如果欧洲人和非洲人的“自然能力”是“不平等的”，很可能是气候的原因，炎热的气候摧毁了他们的身心。

1787年，普林斯顿神学家塞缪尔•斯坦霍普•斯密斯在他发表的论文演讲中认为，是气候和社会状况的差异导致了人类种族的多样性。

同时他还认为混血儿比非洲人的社会地位更高。

在美国种族主义者看来，即使有一些黑人获得了杰出的成就，但他们只是黑人中的少数人和例外。

他们认为这不足以证明黑人就与白人一样具有同等的智慧，处于同一个等级，这不能改变绝大部分黑人的普通平庸和低人一等的地位。

即使是反奴隶制的富兰克林，都对黑人有很大的偏见。他对居住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有着黑皮肤的黑人感到恐惧。

认为黑人对白人的种族纯洁性构成威胁，并认为他们道德低下，“他们时不时地偷窃，几乎每个奴隶都是天生的小偷”。

在1770年的《关于奴隶制的对话》中，他写道：

“也许你会认为黑人是性情温和、容易驯服的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阴谋成性，他们黑暗、阴沉、恶毒、报复心强，并且极其残忍”。

弗吉尼亚州莱克星顿自由大厦学院校长兼首席讲师威廉·格拉汉姆认为黑人处在奴隶制的状态是最合适的，“我认为没有必要给处于奴役状态的人以自由。

因为这将促使他们走向毁灭”，并认为如果给予黑人奴隶以自由，会对白人产生威胁，“释放黑人，将使他们团结在一起来反对我们。”

格拉汉姆还从宗教角度为黑人奴隶制的合理性做辩护。

从1780年末至1796年期间，他每年都对每个高年级的学生演讲到：

“这些人因此都是奴隶，正如基督教所发现的那样，他们之间的民法关系也是如此。

它没有指出任何解放他们的方式，也没有表明它的不适当性……”即使是在一些倡导逐步废除奴隶制的美国白人眼中，释放黑人奴隶而使他们获得自由都是对白人的灾难，自由黑人和白人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当中。

他们认为由于黑人的思想、心智都不成熟，处在较低的水平，单纯靠他们自己的智慧和文明无法建立一个完备的国家，解放只会导致黑人再次回到野蛮、堕落、懒惰、无序的状态中去。

诸如法官塞缪尔•席沃，尽管他强烈的抨击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但还是表达了自己对黑人能力的怀疑，他认为“很少有人能忍受听到黑人获得自由”。

黑人除了制造麻烦什么也做不了，他们要么就是不情愿的仆人，要么就是被赋予自由却无能为力的生灵。

问题的根源在于黑人自己，因为他们是上帝创造的。“他们的生活条件、肤色和头发是如此的不平等。

以至于他们永远无法融入我们的生活，也永远无法成为有秩序的家庭，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居民。”

1784年至1785年，在汉诺威、恩里科、阿米莉亚、卢宁堡、布伦瑞克、梅克伦堡、哈利法克斯和匹兹堡等一些地区提交给弗吉尼亚大会的请愿书中，就暗示无论是从圣经中，还是从法律权利角度，都不支持解放奴隶的请求。

他们在请愿书中隐含有一个假设，即黑人没有能力照顾自己或作为社会的自由成员发挥作用。

请愿书还提到，获得自由的黑人会增加犯罪率，破坏和平，会给那些与社会有利害关系的人带来毁灭。

在描述普遍解放将造成的损害时，请愿书认为黑人是无情的和复仇的，因此将导致自由公民、国家和民族的毁灭。

没有权利的自由黑人，以及由此产生的无原则和不负责任的黑人，处于有组织社会的边缘，对其生存构成持续威胁。

I784和1785请愿书上的1244个签名证明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即解放，不仅是不适当的，而且是不公平的，并且会破坏社会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