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的时代开始了

从摩托罗拉到马特拉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来到了苏格兰的东基尔布赖德，这是一个新兴的小镇，是格拉斯哥的卫星城。摩托罗拉集团最先进的芯片卡和内存条工厂就坐落于这个小城。这家工厂使摩托罗拉掌握了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苏格兰议会为吸引高科技投资者的投资，而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我28 岁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进入摩托罗拉公司，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到苏格兰时，我已工作了 15 年。我在摩托罗拉为法国客户布尔公司开发了著名的硅芯片之后，该微芯片被应用到了银行卡和电话卡正面的金色小方片中。我的团队正在努力研发芯片卡，以实现这一技术上的决定性突破。

然而，实现技术突破的过程十分缓慢。集成电路很快就会取代离散电路。这是实现微型化的第一步——将成千上万个互连组件集成到一枚芯片上，这促成了具备电脑功能的微芯片的诞生。这枚芯片集合了执行指令和处理程序数据所需的所有零件，成千上万个零件最后集成于一枚芯片，这枚芯片的大小仅相当于小拇指指甲的大小。一枚芯片能集成的晶体管数量越来越多，后来我们能够将数十万个晶体管，甚至数百万个晶体管集成在一枚硅芯片中。与晶体管相比，硅芯片的成本将大幅下降，本来所需要的晶体管的价格等同于一辆法拉利，但因为微芯片的发明，这一价格仅在 10 年内就降至惊人的 2.5 欧元！因此这是微电子领域基于著名的摩尔定律^[1]的一场真正的革命。

布尔公司提出的对芯片的要求给我们团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他们希望可以将此电子组件（微芯片）安装到像银行卡这么薄的物体内。英特尔、德州仪器和日本电气等摩托罗拉的主要竞争对手都退出了芯片研发。连摩托罗拉美国分公司都不相信可以研发成功！但摩托罗拉巴黎公司杰出的工程师让·布夫莱却对此非常有信心。他说服我去找由米歇尔·乌贡领导的布尔公司技术部商谈合作事宜。正如我们所料，困难接踵而至，但布尔公司技术部的决心非常坚定。虽然我的上司也反对我接手这个任务，但是合同金额里的那一串“0”使我们获得了财务自由，我们可以灵活地推进芯片研发工作，尤其是我们不必因失败而做出任何赔偿。

有趣的是，正是摩托罗拉欧洲公司和摩托罗拉美国公司之间的内部竞争促成了芯片的研发。事实上，由我领导的团队完成了将微芯片压缩至和银行卡一样薄的任务，我的朋友阿图罗·克吕格领导的设计小组在日内瓦也推进了一系列的相关工作，他们的工作在芯片研发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阿图罗抓住机会领先于美国的同事设计出了一台配备了尖端技术的微型计算机。在此之前，他被局限在设计旧式集成电路的工作中，这个项目给了他机会，让他得以进行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工作。苏格兰研发团队在比手术室还先进的无尘实验室里，利用最尖端的设备研发出了符合要求的芯片。最后，我也幸运地得到了总裁鲁毅智的帮助，他是一位杰出的墨西哥裔美国工程师。鲁毅智后来成为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AMD）的首席执行官，带领公司继续与英特尔公司竞争。现在超威半导体公司一年就有几十亿美元的销售额。

技术人员的工作热情、工作能力和工作积极性极大地推进了研发工作的顺利进行。但是，这个过程只能稳步推进，无法一蹴而就。因此，布尔公司非常希望能向其潜在客户提供芯片研发过程中的过渡版本，以保持客户对产品的兴趣。事实上，设计一款微芯片的过程非常复杂，大约需要 18 个月的时间进行研发，此外，团队大都是在未知的领域进行开拓性研究，研究难度极大。

在布尔自研芯片最终达到公司预期功能之前，公司要求我们将竞争对手生产的两款芯片——当时的龙头莫斯特克公司开发的微计算机 3870 系列，以及英特尔公司最早发明的只读存储器2716 系列——拼合起来，以此作为我们的样品。当然，公司的这种做法，决不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不久，摩托罗拉公司的研究员，图卢兹人阿德里安·茹韦和米歇尔·德·斯密尔诺夫就研发出了第一个能够将这两枚芯片装在一起的外壳。他们设法把芯片的厚度降低到 1.15 毫米，从而使芯片能被嵌入银行卡内。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布尔公司因而能够开始进行芯片测试并开始向银行机构，特别是美国运通公司展示芯片样品。

从我的经验来看，芯片最初的安全性是不够的，因为黑客可能会从连接在一起的两枚芯片的金属条中截获关键信息。因此，芯片内必须有类似保险箱架构的单回路设计以保证芯片的安全。

此外，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芯片在电学上的抵抗特性，这些芯片采用了新的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技术设计，而问题就在于芯片被塞入尼龙衬衫的口袋或掉在地毯上可能会产生静电。芯片不能承受超过 500 伏的电压，不然会被击穿，而静电放出的电压可高达 1 万伏。这个放电量确实很低，但足以烧毁整枚芯片。我们大家都见过在干燥的冬夜脱掉衣服后火花噼噼啪啪炸开的场景，都曾有过因静电全身汗毛倒竖的经历。

日内瓦设计小组通过设计适应性的电流输入和输出来解决这一问题，从而使卡片上的微芯片能够“抵御”静电，同时将输入和输出电流的部件从 64 个减少到 8 个，并在芯片内构建了“保险箱”结构。在整个设计完成后，卡片就很薄了，受卡片厚度所限，我们设计的芯片薄至 0.76 毫米。我们都知道微芯片极其脆弱，硅芯片比相同厚度的玻璃更加脆弱，但是竟然可以做得这么薄，这实在是个奇迹。

在布尔公司的一次工作会议上，第一款芯片卡的思路问世了。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盘状的芯片，在卡片发生变形的过程中，芯片受到的力可以被均匀分布，从而不至于损坏芯片。当时的芯片抗压测试之一就是把卡片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然后坐在上面。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材料强度的提高，芯片才从圆形变成了方形。

多亏了布尔公司和摩托罗拉欧洲公司，芯片卡才得以于1980 年问世！

奇怪的是，法国金融界要等几年才能采用微芯片技术，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强烈反对。这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患有“非本国发明综合征”。诚然，这并不是“美国佬”的发明，美国对外来的东西都很挑剔，对法国的技术尤为挑剔。他们只对法国的香水、葡萄酒和美食感兴趣，而对法国提供的技术不屑一顾。

幸运的是，欧洲的电信运营商开始进行了尝试，他们试图用微芯片取代硬币在电话亭进行付费。他们了解微芯片的价值，微芯片可以降低回收硬币的高昂成本，同时可以避免人们对电话亭的故意破坏行为。法国电信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值得称赞，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推动了著名的视频文字终端即互联网前身的出现。在莱茵河的另一边，德国电信公司也很快开始推广微芯片的应用！

随后，配备SIM卡的手机也采用了同样的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标准，这个标准的采用为金普斯带来了巨额财富！

法国的CANAL+电视台和英国的天空电视台也先于银行成为微芯片的首批用户，他们在解码器上安装微芯片或“访问密钥”，帮助他们传送和播放世界上第一批加密和付费的数字电视频道的节目。

那些年我在苏格兰的工作非常令人兴奋。然而，我并不喜欢那里的生活方式。那里寒冷潮湿的气候与法国南部截然相反，我与家人也相隔甚远。此外，我的工资水平也没有什么提升，我觉得这与我实际取得的成果不匹配。我已经为摩托罗拉公司忠诚地工作了超过 14 个年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接到了一个猎头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正在为客户寻找像我这样的人。这是一份由一家法国大公司提供的极好的工作，我的工作技能也与之匹配。我将在这家法国公司和美国合作伙伴新开的合资公司里担任经理一职。

我确实很感兴趣，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具体要去哪家公司。后来我才得知这家法国公司是马特拉，而我恰好对这个公司的老板让-吕克·拉加代尔非常崇拜。这个既优雅又活力四射的男人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就像他开着蓝色赛车在竞争激烈的F1 世界里赢得胜利一样！

随后，我很快便去佛罗里达州与期待已久的美国合作伙伴见面。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他们已经在巴黎飞往纽约的超音速飞机“协和号”上为我预留了一个座位。只有少数人有机会乘坐这架飞机横渡大西洋。尽管我感到很兴奋，但我不太习惯如此奢华的出行条件，因此并不觉得舒服。让我感到开心的是，我发现美国女演员、导演雷吉娜·金同在乘客之列，而我同座的乘客也是一位名流。飞机起飞后，香槟酒刚被端上，邻座那人便拿出工厂的规划图摆在我面前，我发现这与我的专业领域密切相关。

这是巧合吗？事实上并不是！

坐我身边的是马特拉的销售总监托尼·德·格拉夫，他将陪同我访问美国哈里斯公司（美国通信公司，国防承包商和信息技术服务供应商）。他此行的目的是确保我是合适的人选，能够领导公司，指导项目的建设。他很快就认可了我，并再次试图邀请我加入他们。在三个半小时的飞行结束后，我们的合作就落地了，哈里斯的董事也非常迅速地发表了赞成意见，马特拉与哈里斯之间的合作正式启动。

哈里斯公司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墨尔本，靠近卡纳维拉尔角的火箭发射场。这家公司为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电信设备。与英特尔、德州仪器和摩托罗拉等巨头相比，它是一家小型的半导体公司，却拥有超强的节能技术，是马特拉的理想选择。此外，法国政府还充分扶持这类合作。当时法国政府希望法国在尖端技术领域能够独立并获得霸主地位，因而动用了所有力量以确保国内公司形成必要的企业联盟。马特拉公司首席执行官让-吕克·拉加代尔努力使法国领导人坚信，就战略装备的供应而言，垄断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他坚持认为法国还没有真正掌握这项新技术。

拉加代尔的论点在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法国工业进行的大规模调整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阿尔卡特成为法国电信领域的唯一领军公司，还并购了汤姆逊（法国最大的国家企业集团，位居全球第四的消费类电子生产商）旗下的一些公司。作为回报，汤姆逊将接管阿尔卡特的半导体业务和位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欧洲技术公司。这家公司是为了加尔达纳附近的矿区改造而成立的，由圣戈班（法国生产、加工、销售高技术材料并提供相应服务的大型集团）与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合资建立，我在摩托罗拉的前同事格朗·克莱蒙是这家公司的经理。格朗非常努力，在亚利桑那州和图卢兹之间来回飞了 15 年。

圣戈班决定通过控制好利获得公司（Olivetti，意大利的电话通信及信息通信技术公司）的电脑业务，参与电子元件产品的整合，但这一富有远见的战略中途就停止了。事实上，汤姆逊的接管控制让欧洲科技领域的高层难以接受。

因此，马特拉-哈里斯半导体合资公司诞生后，将在南特建立一个使用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技术的半导体制造厂。这里生产的半导体是目前市场上最先进的，能够大幅降低能耗，也是马特拉生产设备中的重要组件之一。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对航天和军事领域来说非常关键的发明。

政府给予的补贴推动了我们选择南特，我们则须承诺提供就业岗位。选择南特的原因很明显，不仅因为南特市长恰好正确站队，而且最重要的是马特拉是南特著名的“金丝雀”足球俱乐部的主要赞助商。拉加代尔对足球的狂热也不是什么秘密。

马特拉-哈里斯公司诞生后，就需要找到一个合作伙伴给我们提供芯片技术。我们选择的合作伙伴是业内第一的英特尔。考虑到马特拉与汤姆逊的敌对关系以及汤姆逊与摩托罗拉的合作关系，我们无法与摩托罗拉合作。

在墨尔本召开的一次马特拉-哈里斯董事会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拉加代尔，接着我们一起去了英特尔公司，在那里我们亲眼见到了英特尔的大老板，著名的戈登·摩尔。

我在墨尔本机场等待拉加代尔，已经是晚上 11 点了，迈阿密的转机航班严重延误。

下飞机后，拉加代尔非常饿，他希望尽快在酒店里吃晚饭。在开车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几乎不可能，因为这个位于佛罗里达州东海岸的小镇——墨尔本的酒店无法提供晚餐服务，当地为数不多的餐馆也已经关门。在萧条的大道两旁伫立着许多楼房。最后，麦当劳红金相间的霓虹灯让我摆脱了困境，我们走进了麦当劳，里面还有少数顾客。我们很快就吃上了汉堡包，喝着可口可乐，手上沾满了酱汁。忘了拉加代尔热衷的茶吧，我们现在可是在“山姆大叔”^[2]的国度里！我们甚至在这里准备了第二天早上要在哈里斯董事会上讨论的内容。

哈里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拉加代尔出席了董事会会议，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事实上，我们的商业计划书得到了董事会的充分认同，马特拉-哈里斯公司也信守了其所有承诺。

这个时候，我们宣布了第二天与英特尔公司见面并提议与他们合作开发微型计算机的计划。鉴于英特尔公司和哈里斯的规模差距巨大，这不免引起哈里斯代表们的担忧。

但如何才能控制这些法国人，尤其是像拉加代尔这样的人？

第二天黎明时分，我们坐上了从迈阿密飞往旧金山的航班。我借机补习了拉加代尔掌握的半导体技术和研发历史。我也告知了他英特尔在这个市场的领先地位。

英特尔公司在这个领域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其产品是我们研发必不可少的参照。1968 年 7 月 18 日，斯坦福大学的三位著名的物理化学教授创立了英特尔公司。斯坦福大学位于硅谷中心地带，这为其发展带来了巨大优势。三位创立者分别是鲍勃·诺伊斯、安迪·格鲁夫和戈登·摩尔。戈登·摩尔凭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定律而声名大噪，摩尔定律的内容是，每条相同尺寸的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 18 个月增加一倍，性能也会提升一倍，但价格不变。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计算机的性能将成倍提高，重量和体积将下降，价格也将大幅下降。一场真正的革命正在进行。电脑的发展不会有上限，一台电脑一开箱就已经过时了。然而，消费者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点，愿意排长队来买最新的苹果产品。

品牌崇拜逐渐出现，用户将成为品牌的狂热崇拜者。乔布斯已经明白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摩托罗拉任职期间，我在访问苹果公司时曾与他见面，其间我曾试图向他推销一种用于封装极高密度微芯片的新技术——芯片倒装技术，但没有成功。

另外，我作为唯一的欧洲发言人参加了本·罗森 1978 年在休斯敦组织的专题讨论会。本·罗森是康柏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是改变计算机界 25 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那天我和一个看起来只有 18 岁的“学生”同台。我好奇地看了看展板上他的名字——比尔·盖茨！他之所以被邀请到这里来，是因为他将微软开发的软件套装卖给了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个软件套装丝毫不亚于MS-DOS，它是Windows的原型，是征服了计算机世界的软件套装。

地球有时候小得确实像是一个“村”，我们就这么见了面。

现在是时候和拉加代尔一起与英特尔公司的高层会面了。此时，英特尔正在成为向全球大部分计算机提供服务的巨头。值得注意的是，它正在与同样是布尔公司合作伙伴的日本电气公司争夺领导权，日本电气也在这一领域站稳了脚跟，但最终它还是会输给英特尔。我们已经与戈登·摩尔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并与他本人预约了见面。我和拉加代尔一大早就来到了英特尔公司总部的游客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内停放的都是美国品牌的汽车，我们最终找到了停车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辆黑色大众高尔夫老款敞篷车，这辆车在这个停车场里显得格格不入，让人忍俊不禁。稍后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戈登·摩尔的私人座驾。他邀请我们跟随他参观附近的开发中心。在停车场旁边的一个预留车位上，还停放着一辆贴着“月度最佳员工”海报的车，海报上印有这名员工的照片和身份信息以及其为公司做出的贡献。

我们走到大楼门口的警卫室，这时警卫请我们出示护照。他们认真地检查了我们的护照，这让拉加代尔有些意外。他已经习惯了一出现就受到隆重欢迎，门会为他打开，红毯会铺到他的脚下。他确实是法国商业巨头，但在这里，警卫说的安全并不是一句空话，法国离我们很远，我们需要用护照换取访客通行证，只有用通行证才能进入大门。

在登记簿上记录了我们的名字后，警卫打电话告知楼内员工访客的到来。一两分钟后，一个身材高挑的金发美国女人前来迎接我们，并邀请我们跟她上六楼。到了六楼，我们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四周都是玻璃，并通过半高的隔板将每位员工的工位完全隔开。我们发现大厅中心还设立了与外围“办公室”分隔开的小会议室，用以进行秘密会谈。

当我们从电梯里出来时，那位陪同人员喊道：“戈登！戈登，你在哪里？”

就在那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他的照片经常出现在杂志上，他就是戈登·摩尔先生本人！

摩尔先生向我们致意，并请我们跟随他进入其中一间会议室。当他走进黑暗的小房间时，转动了定时开关使房间亮了起来。房间的中心是一张圆形桌子、五个座位、一部电话和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个咖啡壶、一个水壶、几个瓷杯、几个小塑料杯、几个小茶袋和一些糖。房间的门被关上了。我和戈登选择喝咖啡，而拉加代尔则坚持喝茶。

我们三个坐下来，相互做了介绍，并按惯例交换名片。接待我们的摩尔就是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递给我们的名片上清楚地写着他的身份。我们开始按照之前通过邮件商定的议程进行交流，并开始确认未来合作的具体步骤。

就在这时，房门被打开了……一名体型粗壮的同事愤怒地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就对我们大喊：“这是我的房间！”

看来可怜的摩尔走错了房间。这位同事很赶时间，因此她认为有必要让戈登·摩尔尽快腾出房间。摩尔非常尴尬地道歉，收拾好文件后我们离开了这个房间。他询问了他预定的房间究竟是哪个，然后将我们引向另一个房间——与第一个房间几乎完全一样。

屋内的会议计时器又开始运行了。我注意到我们额外多了几分钟并告诉了拉加代尔。他笑了，对他来说这是个好兆头。

这个插曲结束了，我们现在可以继续认真讨论了。我们确认了所有要点，英特尔和马特拉很快就能开始谈判，并最终建立马特拉-英特尔集成电路公司。我们要建立一个先进的电路联合“设计”中心，该中心计划建立在法国伊夫林省的圣康坦。该中心将由拥有法美双国籍的优秀人才让-克洛德·科尔内负责，他在英特尔工作了多年，目前是英特尔西雅图设计中心负责人。马特拉-英特尔集成电路公司的工作重点是为电信部门提供服务，特别是为阿尔卡特公司开发先进电子部件提供服务。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在这里设计出未来最复杂的微芯片运行所必需的电路，我一心希望能够生产出这样的微芯片。

一小时后，调换房间后开启的第二个计时器结束了。灯熄灭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立刻离开会议室。在英特尔，会议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其中一个人用法语说：“法国政党应该有一个类似的会议室！”

摩尔很开心地带领我们继续参观，并决定带我们游览附近的一栋建筑。我们拿回了护照，并跟着摩尔坐上了他驾驶的大众高尔夫老款敞篷车。硅谷总是阳光明媚的！

拉加代尔一下子就沉浸在了加州的“高科技”文化中，并发现了它必不可少的基本成分——硅！在我的职业生涯之初，即我在亚利桑那州的摩托罗拉公司工作的那几年，就对这种环境有所了解。在那期间，我亲眼看见了这种技术雏形的出现。

我很欣赏美国的思想自由和进取精神，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参加了许多活动。这些活动增长了我的见识，帮助我充分了解了最新的技术。使我与微芯片领域伟大的先驱们产生了交集。我有幸以路演者和欧洲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许多专业会议。1967 年 7 月，我第一次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摩托罗拉总部，那时我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就像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许多巴斯克-贝阿恩先行者一样，我踏上了冒险之路。不得不说，当时的奥尔泰兹中学基本上只有西班牙语课。英国人与当地格格不入，当地人也觉得英国人很讨厌，因为英国人买下了这一地区的葡萄园，并毁坏了波城和比亚里茨的玉米地来建造高尔夫球场。最重要的是，英国人还在橄榄球比赛中击败了我们，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然而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随着时间流逝，我也开始变得稍微安分守己了。年轻的时候我是极端左翼人士，但在我逗留美国期间，当戴高乐总统在蒙特利尔市政厅的阳台上喊出“自由的魁北克万岁”时，我成为一个“戴高乐主义者”。那时美国的“反法运动”十分猖獗，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斗争。大多数报刊上印发了我不能容忍的漫画。我利用这段时间补习英语，以期在会议上宣传法国。我得到了法国大使馆和我的朋友亚利桑那州领事普罗斯尼埃的支持。普罗斯尼埃曾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进行飞行训练时和一个美国姑娘结了婚。当时他受雇于摩托罗拉菲尼克斯的工厂，负责与法国图卢兹基地联络。

当时，我在马特拉-哈里斯的新岗位上，3/4 的时间都在法国和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之间来回奔波。我必须要为在 18 个月内就要正式投入生产的南特工厂的启动做准备。为此，我必须完善已有团队，引进这方面的专家和工程师以保证项目的顺利运行。遗憾的是，南特几乎没有什么技术部门，我很快就意识到在南特我找不到我所需要的技术资源。

事实上，当时法国的微电子研发主要集中在格勒诺布尔、图卢兹、尼斯附近的卢贝新城以及巴黎地区。所以怎样才能吸引人才到南特呢？足球运动员可以自由转会，但电子技术人员却很难拥有这样的自由，因此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有一天早上，我收到了一封由 5 位法裔美国半导体工程师组成的小组写的信。他们正在为瑞士纳沙泰尔附近的尼古拉斯·海耶克的MEM小组从事手表制造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正是手表行业变革的时期，这个行业正在摒弃机械机芯并为手表配备电子机芯。这是由日本精工（著名的日本制表公司）发起的一股风潮。在制表业，为了避免经常更换电池，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技术变得必不可少，因此公司要去硅谷招聘合适的人。在海耶克的推动下，斯沃琪品牌应运而生。

这几位工程师在信中说，他们知道马特拉-哈里斯项目，并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希望以此为契机为他们的职业生涯注入新的活力。他们还在信中表示对瑞士人的态度感到厌倦，认为这种状态过于严格，不利于身心健康。我立刻约见了他们，在确认了组内最重要的两人在制造电子芯片方面的技术能力后，我提出要聘请他们。

这引起了轰动。拉加代尔约我见面，我被海耶克痛斥，他对这种挖走他员工的行为感到愤怒。他让我给他一个解释，我将在有关瑞士的一节中具体讲述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马特拉-哈里斯公司继续按计划运行。各个团队的工作状态良好，工程师将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哈里斯公司完成培训。高质量的硅芯片在南特工厂的无尘实验室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我们的工厂位于埃德尔河畔，感谢市政当局给予我们这么好的位置。皮埃尔·莫鲁瓦总理在拉加代尔的邀请下莅临了开幕式现场，他友好、随和的性格使我感到格外轻松。

我们要到一楼参加最后一项仪式，拉加代尔让我和莫鲁瓦总理一同乘坐电梯。莫鲁瓦真的很有气场，他在电梯里问了我一个问题。

“董事长先生，你们公司有多少人？”

我欣喜若狂，尝试着开了一个不恰当的玩笑：“总理先生，您真的想知道吗？”

“当然，既然问你了……”

我假装思考了一下，一边挠头一边讽刺地回答道：“好吧，总理先生，既然我们在法国，那就是 50%左右吧！”我想要表明法国已经是由社会党领导的国家，每周工作时间短，35 小时工作制确实正在落实。

面对这种幽默，莫鲁瓦的噘嘴很让人回味。当电梯到达一楼后我担心总理会向拉加代尔抱怨这种不合时宜的对答。幸运的是我担心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我们公司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在礼仪性的演讲中做出了明确说明。

公司的销售工作也在逐步推进，但客户仍只限于法国和德国的少数公司，如博世或德律风根。我们与汤姆逊的竞争也很激烈，这种竞争严重阻碍了我们的市场扩张步伐。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开发新芯片的成本非常高，只有销往全球才能降低平均成本，这是规模经济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尝试另辟蹊径。在与哈里斯签订的合资合同中并未规定禁止马特拉-哈里斯的产品在美国销售，为什么不利用合同的这一漏洞呢？公司里谁能想到我们会这么做？

刚一做出这个决定，马特拉-哈里斯就在硅谷南部的洛斯阿图斯成立了销售办公室和一个小型的开发团队。哈里斯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一家以美国东海岸为重点发展的企业，在加州甚至连办事处都没有，只有一个代表处。他们怎么能想到我们会这么做呢？拉加代尔看起来乐在其中，他欣赏这种勇敢的行为。

随后，马特拉-哈里斯的产量按计划增长，产品很快得到客户和法国行政部门的认可。最近，有两个优秀的成员也加入了我们，他们是我在摩托罗拉图卢兹团队的前同事桑松和维利埃。桑松负责财务和行政工作，维利埃则负责工厂的建设，处理与芯片组装有关的后勤工作。这一阶段也被称为“封装”，在进行最后的控制操作之前，根据用途将芯片装入塑料袋或陶瓷中进行封装。同时，马特拉-英特尔集成电路公司在巴黎地区初步成形。团队正在设计面向电信和国防部门的电路。但在当时，像这样结构复杂的电路的“设计”至少需要 18 个月才能完成。因此，南特的生产线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将这些新产品生产出来，并只能向市场投放哈里斯的原始电路，即采用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制成的存储器。

但我的打算，甚至可以说是我的执念，就是让马特拉-英特尔集成电路公司生产出一款类似于我在摩托罗拉为布尔公司开发的顶级芯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使用摩托罗拉的芯片架构，但显然可以使用与我们有合作协议的英特尔的架构。布尔公司之所以认可我，是因为英特尔的形象丝毫没有被诟病的风险，剩下要做的就是推出方案。多亏我在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的一位同学——达尼埃尔·佩尔蒂埃，他在达索公司（法国的一家飞机制造商）工作，他明白布尔公司必然需要一个替代方案，他很看好我们新方案的前景。就这样我得到了达索公司的支持。

但英特尔微计算机部门的负责人杰克·卡斯滕强烈反对这个方案。和许多美国人一样，他完全不相信芯片卡的未来。而且，非常不幸的是，他是马特拉-英特尔集成电路架构的负责人。我们专门组织他去拜访达索公司的高层，然后又组织他去拜访了布尔公司。但是这既未能影响他的信念，也没有改变他的观点。

我感觉像是一记重拳打在了我的胸口，让我非常狼狈。这个方案是我开拓新市场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不会遇到任何竞争对手，但是居然被质疑了！同时，自从我离开公司后，摩托罗拉就一直很警惕，只为布尔公司提供了很少的帮助，更何况金融市场也迟迟没有起色。美国运通、Visa（维萨）和万事达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不过，我坚信与英特尔的密切合作将彻底改变美国的局势。只是，我现在需要开启新的征程，而我没有多余的替代方案。在马特拉的支持下，博世和德律风根等德国品牌正在深入了解我的方案，但要想获得可观的收入还需要时间。

我不能就此止步，于是我开始寻找新的替代方案。我开始对刚刚问世的新技术——带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感兴趣。哈里斯已经对这个方案有所了解，但是随后并没有重视这个方案。这些新的结构应该能够取代可编程只读存储器（PROM），因为它们不仅是可编程的，而且还可以擦除。英特尔再一次表示对此没什么兴趣，甚至解雇了专门攻克这项技术的研发人员。这些人随后创建了一家新公司——XINTEL公司。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很简单，因为它的意思是“前英特尔”公司，它不是凭空出世的，很能代表硅谷精神。这或许启发了我，因为正是为了推动那个我心心念念，但我的雇主没有给予任何重视的项目，我才成立了作为“前汤姆逊-无线电报总公司”的金普斯公司。

我尝试着去接触“XINTEL”的创始人，并迅速意识到他们是多么的好高骛远和不成熟。其实，他们的技术太难掌握了，很难实际运用。当我意识到自己错了的时候，我不得不迅速回头。

我们必须明白，现在还为时过早！

反对该项目的声音来自各行各业。首先，布尔CP8 团队的老板甚至不希望听到这项技术。他担心这会影响到系统安全，使系统更容易被黑客攻击。然而，时间会证明他错了。事实上，USB闪存盘存储系统尚未过时。如今，所有的芯片结构都是基于EEPROM，以后还会凭借以模块为单位的数据操作发展到“闪存”。这种技术的发展会与芯片的微缩化同时进行。20 世纪 60年代初的 1 兆节的存储器需要一辆载重 15 吨的卡车来运输，而今天，容量比其大 1 000 倍的芯片重量不到 1 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芯片变得像小拇指的指甲一样小。当时生产这些存储器的IBM只有美国军方这一个客户。但因为存储器的价格太高了，他们就出租了这些大存储器。

另一个例子是著名的摩尔定律。

拉加代尔也开始对此产生了疑虑。当然，在项目开始时，没有人真正了解半导体研发到底需要多少资金。哈里斯公司也确实没有足够的财力继续支持这项研发工作。更重要的是，行业的周期性危机开始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马特拉应政府的要求正在努力改善法国钟表业的现状。马特拉高层认为，只有拉加代尔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于是，马特拉钟表在 1981 年接管了拥有众多手表品牌的赫马集团，但在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后，马特拉钟表也只是昙花一现。

马特拉对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也很失败，比赛战绩令人失望。拉加代尔是否进入了低潮期？随着汽车和电信领域发生重大变化，马特拉也因其多样化的政策而被牵连其中。

最后，与阿歇特出版集团（法国第一大出版集团）合作的传媒部门，以及与法国国家航空宇航公司（即后来的空客）合并的航空部门，让拉加代尔看到了令他兴奋的前景。在与他的讨论中，我确信，马特拉-哈里斯这个“玩具”对马特拉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最重要的是，预期的盈利目标永远无法实现。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上台后，马特拉-哈里斯使马特拉集团免于被国有化，而达索公司的命运则完全不同。我们会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

我很清楚现在是时候翻开新的一页了，应该对一直都在拒绝考虑的两项建议进行仔细思考了。

其中一项建议来自我在摩托罗拉的老板阿尔·斯坦恩。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接任加州一家非常有前途的公司的总裁，该公司经营半导体电路的定制设计。这份工作对我而言挑战不是很大，但是也有不小的风险。很明显，接受这份工作就等于要在美国发展我的事业，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拖家带口离开法国，而且可能要永远离开法国。我真的不喜欢这样。

至于另一项建议来自法国的一家招聘机构，在我看来可信度不高。他们给我推荐的公司在半导体领域颇为活跃，拟设的职位要求包括接管和重组几家工厂。

其实这家公司就是汤姆逊-无线电报总公司。我直接拜访了总裁阿兰·戈麦斯。刚从德州仪器离职的雅克·诺埃尔加盟了这家公司，如果我接受了这份工作，他将成为我的直接领导。

然而，对我而言最大的困难是说服拉加代尔，因为这似乎是一种背叛。拉加代尔作为一位卓越的球员表示能够理解，因为在足球圈里球员转会到对手球队也是司空见惯的。在马特拉的历史上，管理层离职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我在接受经济杂志《国际电子周刊》的采访时特意表达了我对拉加代尔的感激之情。该杂志在2000 年 10 月 12 日刊登了一份对法国工业界 900 名电子业主管的调查报告，其中我的公司金普斯被列为首选，排在马特拉和惠普公司之前。借此机会，我提到马特拉是我年轻时一直梦想加入的公司，并向拉加代尔致敬。据我所知，他是唯一真正想了解工厂内部情况的法国老板。他有定期前往工厂的习惯，无论什么级别的员工，都可以直接见到他。

拉加代尔对我接受采访时说的话表示欣赏，给我写了几句感谢的话。

继与摩托罗拉公司在国防设备领域签订协议后，我很高兴能在汤姆逊公司重新开始研发微芯片架构，这些架构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这一次万事俱备，终于可以孵化出让我魂牵梦萦的微芯片项目了。

马特拉-哈里斯项目则被拍卖，先是被出售给德律风根，并改名为TEMIC，后被并入西门子集团。改名后公司进行了重组，引发了裁员潮。

[1] 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在大约每经过 18 个月便会增加一倍。

[2] 美国的绰号和拟人化形象。

钟表业进入电子化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瑞士，比尔公司

拉加代尔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电话的另一端，一个人大声冲他说：“我刚刚得知马特拉的一些人擅自挖走了我的员工！更重要的是，他挖走了整个团队！我很生气，这让我无法接受。我需要他给我一个解释……”

说话的人是尼古拉斯·海耶克，他是一位黎巴嫩裔瑞士企业家，控制了瑞士制表业一半以上的份额。同期，日本开始将电子技术引入制表业，即将颠覆精密机械界。瑞士制表业因没有捕捉到日本等国制表业风向的变化而面临着严重困境。2010 年，这个宣称“我死后才会休息”的人在位于伯尔尼的办公室里突发心脏病死亡，享年 82 岁。他建立并统治着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他靠彩色塑料手表大获成功，他创立的手表品牌斯沃琪在全世界都非常受欢迎。

他的发怒显然与我直接招聘那五名工程师有关。

我立刻被拉加代尔召见了。他没有跟我寒暄，而是告诉我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向海耶克解释。事实上，海耶克的公司是最早的制表集团之一，而马特拉也通过旗下的钟表部门进入了该领域。因此他很想避免与海耶克争吵，并与其保持良好的关系。

法国钟表制造商在 1981 年成立了钟表发展专业委员会，对钟表业最严重的危机做出了反应，对制表业进行了重组，签订了对该部门的专业人员、国家和大区都有效力的合同，目的是“同时实现生产工具和管理机构的现代化，鼓励建立连接零件制造商、钟表装配商和销售商利益的渠道”。于是，在国家的推动下，马特拉钟表收购了几家公司，成为法国钟表界的龙头企业，共生产了400 万只手表。我的前老板艾蒂安·卡西尼奥尔领导集团时，尽管做出了充分的努力，但还是以失败告终，最终将资产出售给了巨头西门子。西门子依靠石英表成为最后的胜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几天后，我前往瑞士伯尔尼与海耶克见面。我一进入他的办公室便发现海耶克坚定地拒绝被说服。我解释说，我只是在收到他的团队成员的申请信后回了信。我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就告诉了他南特工厂和即将生产的新一代电子芯片的情况。我们之间的信任逐渐建立起来。海耶克的确渴望拥有任何能够让他的手表弥补技术“空白”的新技术。他是一个具有决断力的人，他坚信，要想前进就必须告别过去从头开始。对他来说，改变必须是彻底的，如果只是痛苦地给已经没有进一步发展可能的概念随意打些补丁，那是没有意义的。

海耶克也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他的项目。他每只手腕上都戴着三块斯沃琪手表，并在我惊讶的目光下，将其中一块摘下，猛地扔向墙壁。他让我查看手表是否有任何问题，是否还能正常运转。随着讨论的深入，我真的被这个男人吸引了，我感觉到我们的观点很契合。我特别欣赏他的实业家精神。我们在同一个领域打拼，对我们来说，一款产品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大批量生产，大批量生产可以降低成本，使产品更具竞争力。我们都明白营销和质量控制的重要性，这是取得商业成功的关键。

我本来是为招聘问题而来的，但现在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是问题了。我们讨论的主题也变成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合作呢？”

海耶克向我介绍了他的情况。他的岳父是为瑞士联邦铁路提供制动卡钳的大型铸造厂的老板。他的事业最初是在岳父生病期间发展起来的，后来他成为著名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的供应商。

他先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完成学业，并在 35 岁获得瑞士国籍，之后便在苏黎世成立了咨询公司——海耶克工程公司。该公司很快就声名鹊起，为许多著名的行政部门和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如苏黎世政府、瑞士军队、多家电视频道、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雀巢公司、日立、西门子、大众、雷诺和宝马。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瑞士授权海耶克工程公司对国内面临重大困难的钟表业进行审计。调查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面对来自日本厂商的威胁，如果瑞士制表业再不提升创新能力以恢复销量，它们将直接衰落。要想恢复销量，必须要成功实现手表机芯从机械到电子的转型，从而大幅降低生产成本。

由此，我更加理解了海耶克为什么对我的到访抱有极大兴趣，我的到访确实为他提供了机遇。瑞士政府决定信任他，并委任他为该行业最大运营商的掌门人。海耶克审查了Asuag和SSIH制表集团的情况，建议它们合并重组。1986 年，他创立了瑞士微电子和钟表公司，并成为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1998 年，该公司改名斯沃琪集团，这一著名的产品拯救了整个瑞士的制表业。

海耶克上任后，乐此不疲地去工厂进行实地考察。当他在集团的一家工厂与一位正忙于计算的工程师交谈时，他的注意力被丢弃在抽屉里的彩色塑料表壳所吸引。他试图了解更多的情况，研究人员告诉他，这一项目因为过于“劣质”而被再三淘汰。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斯沃琪刚刚面世就取得了耀眼的成功。我们只能向海耶克致敬，因为他能够发掘产品的全部潜力。

斯沃琪的设计具有创新性，其核心是一个极度简化的架构，石英晶体以 30 000 脉冲/秒的速度跳动，晶体管连接到CMOS分频器集成电路，将这个频率获得时间的基本单位转换为秒。整个过程只由一个纽扣电池为手表提供能量。技术不是全部，一个精心设计的吸引客户眼球的营销方案也必不可少。海耶克采用了饥饿营销的方式，让斯沃琪成为收藏品。这是瑞士传统钟表业的一次真正革命！

我也正好对电子表感兴趣了一阵子。读者一定还记得我在摩托罗拉公司领导的改革，1968 年，我在参观研发实验室时，看到了石英组件、第一批CMOS电路和可以用于可视化功能的最新“液晶”技术。而用这些东西可以制造出世界上最精确和最便宜的电子表！我通过摩托罗拉集团总裁及创始人保罗·高尔文之子——鲍勃·高尔文访问图卢兹的机会和他对此项目进行了交谈。鲍勃答应我会考虑一下，并在公司内部进行评估。

两个月后，当鲍勃告诉我摩托罗拉不想开启这项业务时，我感到很失望。他们认为，手表的设计、制造和销售是表匠的工作，需要非常特殊的技术。我真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抓住这么好的机会。我甚至怀疑我离开这样一家没有活力的公司是不是会更好……

然而，未来却证明了鲍勃·高尔文是对的。摩托罗拉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州仪器、英特尔和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都对此进行了尝试，并遭受了彻底的失败。技术不是万能的，这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一课，要记住！

尼古拉斯·海耶克听到这段故事，不禁莞尔。

他的高瞻远瞩得到了肯定，1996 年让-皮埃尔·拉法兰甚至找他谈话，任命他为法国智库的主席，研究国家未来的经济战略。CAC 40 指数（巴黎券商公会指数）委员会想邀请其成为他们的成员，海耶克坚决拒绝。对他来说，必须征召发明家而不是金融家成为委员会成员。因此，他提出了一份新的名单，召集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其中包括我。最后，海耶克还挖走了拉法兰的顾问克里斯托夫·贝尔托。

多年来海耶克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我很自然地将我要创建芯片卡制造公司的项目告知他，希望他也能参与其中。然而，这却成为我们冲突的开始，我们就公司的名字起了争执。这个项目预计会放在我向汤姆逊公司临时借来的一家控股公司中运行一段时间。我向海耶克宣布了我最终为这个项目选定的名字——SMARCH。其中S代表超级，MARC代表马克，H代表首席财务官赫希，因为他为公司制订了一个能够吸引投资者的优秀商业计划。听了这个名字，海耶克非常生气，甚至威胁我们要打官司，因为这个名字和斯沃琪太相似了！其实，后面我们了解到，真正让他愤怒的原因是他还在研发中的SMART汽车。但海耶克在当时不可能提到SMART，因为这个项目要保密，直到产品被推向市场，才能产生出色的宣传效果。这个主意很快就被我们忘在了脑后，更何况SMARCH这个名字并没有激起人们的热情。

1997 年，我们因金普斯收购奥地利的出入系统开发商Skidata公司再次见面。我是此次收购的唯一发起人，打算加强公司在非接触式支付方式领域的地位。我顺利说服了股东相信此次收购会为公司的发展带来助力，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以获得成功。我的次子吉勒·拉叙斯将代表金普斯，和德国最强大工业集团之一的代表弗朗茨·哈尼尔建立联系，并随后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现在他是弗朗茨海涅尔的首席执行官，这个集团主要涉及运输和分销领域，他还持有麦德龙公司的多数股份。

Skidata公司专门负责对滑雪缆车、停车场等环境中通道和支付系统进行设计、开发、安装和维护。它是射频识别技术的先驱之一，这种“无线电标签”可以远程存储和检索数据。这家公司与海耶克的公司斯沃琪集团合作了两年，它将微型天线集成到斯沃琪的表盘上。斯沃琪Access从此诞生，200 万块使用该装置的手表就像高速公路电子收费系统一样，在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几个冬季运动胜地的滑雪缆车上投入使用。吉勒也同时负责金普斯与它的商务联系。

海耶克对任何可以整合到手表中的新应用都感兴趣。他正在考虑在手表中增加电话、支付和个人识别功能。同时，他也对金普斯与法国电信的电话卡所取得的成果感兴趣。他非常欣赏产品的配色方案和金普斯实现个性化视觉的可能性。

不幸的是，当金普斯的美国股东德太投资集团控制金普斯后，便迅速出售了Skidata。Skidata现在已成为该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其业务范围远至中国。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后面提到。

Skidata是金普斯发展的真正动力，能够带来可观的利润。在 2016 年时，Skidata拥有相当多的专利，年营业额约 4.8 亿欧元，与旧金山、拉斯维加斯等城市签订了自动化停车场管理合同。随着对网络安全解决方案领导公司Milestone Systems的收购完成，我们才了解公司的损失有多大。协同效应显而易见，金普斯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不过，当时我也发出了许多警告，认为以亚历克斯·曼德尔为首的新管理层的明显战略错误会影响公司的未来。后面我将详细论述。

2005 年，当我来到中国深圳最漂亮的停车场之一时，我感到愤怒，因为我注意到它配备了Skidata的接入系统，伦敦希思罗机场的停车场也是如此。放弃了一个如此大的盈利市场真是罪过啊！当我看到如今几乎所有的支付卡都可以通过非接触式支付功能进行小额支付的时候，就更加愤怒了！金普斯与Skidata和斯沃琪的合作领先了 10 年！

我还会有其他机会与尼古拉斯·海耶克进行交流，特别是当我决定帮助我的一个拥有 146 项专利的发明家亲戚时。他曾在多次竞赛中获胜，并赢得了许多国际奖杯，然而，他却很难将自己的发明——名为REVA的新概念小汽车商业化。我建议他与海耶克联系，我们将在法国里维埃拉的昂蒂布与他见面，然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已经在研发SMART汽车项目了。我们到达后，他的夫人非常礼貌地迎接了我们，并主动给我们倒水。而我们则在等待海耶克的网球比赛结束。当他回来时，海耶克非常骄傲地向我们宣布：“这一次，我打败了他！”这个对手正是伟大的电影演员让-保罗·贝尔蒙多。

海耶克夫人亲自准备了晚餐，我的亲戚则在晚餐时介绍了他的发明。而后在喝咖啡时，有两个非常冷酷且似乎是顾问的人加入了我们。他们是具有日耳曼人严谨作风的瑞士人，身着深色西装，与穿短裤的海耶克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一开始就用瑞士德语且以一种特别不愉快的方式称呼海耶克。

显然，他们强烈反对任何合作，REVA项目停留在了设想阶段。

事实证明，REVA被拒绝的大局已定，因为不久之后SMART项目就公布了。但这个项目超出了斯沃琪集团的能力，奔驰最终接手了该项目。

后来，我还试图说服海耶克部分外包手表的芯片生产业务，以便让我解决汤姆逊工厂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我没有成功。海耶克希望保留对半导体芯片制造的控制权，从而保持公司的技术独立。他没有错，他的立场不难理解，但我必须试一试，哪怕这意味着我的报价大幅降低。

我们还是会有一些讨论的机会，特别是当海耶克希望将GSM手机功能整合到手表中的时候，他努力想与金普斯达成协议。但我必须劝阻他，因为如果整合了这些功能，手表的体积将变得很大，即使我们可以把一些功能移到手表的外围。这个设想超越了时代 20 多年！

后来我们的联系就不再那么频繁了，我们都在各忙各的，海耶克忙于SMART汽车和手表的生产和销售，而我则专注于金普斯的发展。海耶克于 2010 年去世，回顾他的人生，简言之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行业领袖和营销高手。

微芯片的诞生：生活中一件必不可少的物品

1974 年 3 月 25 日，法国国家工业产权研究所

20 世纪 70 年代，罗兰·莫雷诺在《化学现状》半月刊担任编辑秘书，他也做过法国《快报》周刊的杂务人员，后来成为《侦探》周刊的记者，他在报刊业工作了多年。

这个男人对有关电子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热情。他活力无限，经常巧妙地使用文字。他认识总理夫人，经常和演员蒂埃里·勒米特在一起，并在鸡尾酒会跟时任财政部长及未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打招呼。他被人忽视的“左翼书呆子”的一面在他的人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为自己打造了这种离经叛道的风格，这为他打开了一扇大门。他知道如何投机取巧。

他精心打理自己的外貌，留着毛茸茸的头发，穿着好看的衣服，脚上穿着一双人字拖，鼻梁上架着一副小圆眼镜。他甚至在2006 年接受《法兰西晚报》的采访时称自己是南布斯教授^[1]。

此外，记者的身份也是他进入高科技公司实验室的一把宝贵的钥匙。在那里，他乐于见到那些身上有许多秘密的工程师，了解他们的研究状况。的确，工程师喜欢展示自己，展示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击败竞争对手的能力。

罗兰·莫雷诺不会让自己在交谈中损失哪怕一丁点儿利益，他一会儿表现出滑稽的一面，一会儿表现出阿谀奉承的一面。他知道如何变得自信。人们在交谈中，总是会透露一些重要的信息，他要做的就是收集信息。

法国信息技术巨头布尔是他喜欢参观的公司之一。米歇尔·乌贡正在研究一种新的产品，即一种装有电子芯片的卡。这张卡能够存储信息，并通过与外部设备的接触进行“对话”。当时，其他几位研究人员，如法国国家电信研究中心的达尼埃尔、德国的尤尔根·德斯洛夫和日本的有村国孝也都在探索存储卡。罗兰·莫雷诺之后将在慕尼黑的爱德华·莱茵基金会的技术奖项颁奖典礼上，以提名人的身份再次见到他们。我们之后再谈这个问题。

罗兰·莫雷诺致力于研究他的各种爱好：比如音乐，他喜欢的音乐人很广泛，从甲壳虫乐队到巴赫；还有电影，他喜欢弗朗索瓦·特吕弗和他的《日以继夜》，后来喜欢斯坦利·库布里克和他的《2001 太空漫游》；还有读书，他很喜欢看连环画，戈特利布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还喜欢文学作品，尤其是莫里哀和帕尼奥尔的作品。正是这种广泛的兴趣爱好，可能会让人认为他读过勒内·巴雅韦尔于 1968 年出版的小说《漫漫长夜》，并启发了他后来支持便携式电子数据载体的研究。事实上，他首先想到的容纳芯片外壳的形状是环形，将芯片嵌入其中。在圆环的顶部，有四个连接器，可以插入接收设备，建立连接进行数据交换。这与小说中的描述相似。

他还声称只要酒的价格不超过 50 欧元，他就是酒类爱好者。此外，罗兰·莫雷诺科技（RMT）的名字也正是从伍迪·艾伦的喜剧《傻瓜入狱记》（TMR）中受到启发，并将字母倒置得到的。

1974 年 3 月 25 日清晨，从布尔公司获得的灵感、读过的科幻小说和这部喜剧促使他来到法国国家工业产权局注册了这项让他名声大噪的专利。他得到了在凯斯勒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该领域专家让·穆兰的协助。穆兰智商很高，特别喜欢下棋，有着能在国际象棋中“预知 8 步棋”的美誉。穆兰的聪慧对于莫雷诺日后提出专利的补充权利极为重要。因此莫雷诺非常感激他，在创建专门管理专利权的公司——Innovatron后便委托他担任总经理。让·穆兰也将成为一个关键人物，因为当该行业的巨头飞利浦、布尔、斯伦贝谢（全球最大的油田技术服务公司）和西门子试图使它们认为不正当的专利作废时，他会坚决与这些巨头对抗。

1995 年，莫雷诺作为芯片卡“发明者”的地位被明确，他的名字被列入了拉鲁斯和利特雷法语辞典，但他的自尊心从未得到满足，他向《法兰西晚报》宣称：“虽然辞典中已经提到了我，但是我想进入格雷万蜡像馆，这才是最大的荣耀。”人性的复杂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显露出来，他虚伪的谦卑面具被揭下，自恋的一面展示了出来。

一旦申请了专利，剩下要做的就是推广使用，这是获取专利费的必经之路。然而，不要搞错了，在“无私的左派人道主义者”的伪装下，莫雷诺实则是个唯利是图的人。他从来都是用创造财富的能力来证明他的天赋。对他来说，一项发明的价值只在于它的盈利能力。事实上，芯片卡这项专利将为Innovatron带来不少于 1.5 亿法郎的专利费。直到 1998 年，这项专利才成为公众都可使用的产品。

莫雷诺认为芯片卡一定要在银行领域投入使用，他运用精湛的人际关系技巧尽可能地去说服他人。这将是一个充满困难的过程，因为银行还没有为芯片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做好准备，尚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要让银行业的所有参与者使用统一的系统，并为其配备网络交易设备非常困难，更不必说配备系统所需的巨额经济投入。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与之相关的开发者因处于不利地位也对此多有不满。用磁条卡支付是Visa、万事达、美国运通等美国运营商的特权，他们竭尽全力把持着制定磁条卡标准的特权。要说服这些企业巨头非常困难，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注重在发明领域保持其霸主地位，不接受别的国家在发明创造方面实现突破。

由于固执，莫雷诺拒绝在其他方面推动芯片卡的使用。然而我还有另一个愿景，那就是将芯片卡用于电话卡，这完全符合法国电信的需求。将芯片卡植入电话卡也成为金普斯的主要工作。我们的商业报价很快就说服了法国电信，不久，法国所有的电话亭都使用了这种新的支付方式。锦上添花的是，芯片卡是投放广告的理想媒介，这将为运营商带来比电话费收入更为可观的利润。

事实上，Innovatron在 15 年内获利的 1.5 亿法郎主要来自将芯片卡应用于电话卡，但莫雷诺却强烈反对将芯片卡投入电信业。我们回想起他两次来到位于热姆诺的金普斯公司总部参加董事会的情景。他的两个女儿陪着他乘坐直升机到达热姆诺，他永远穿着人字拖，且总是一副教训者的样子，无缘无故地在大会上指责公司管理者在电信领域，特别是在SIM卡方面的战略选择。对他来说，芯片卡除了应用于银行业之外没有任何前途，他也一直坚持要停产电话卡并中止所有相关融资。这真是判断失误！正是电话卡和随后出现的SIM卡的全球推广才促成了公司最初的迅速发展。

在银行业方面，直到 1986 年，即申请专利 12 年后，芯片卡的使用标准才被通过，法国也才创立了银行卡组织。

我和罗兰·莫雷诺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很多波折。我还在汤姆逊公司工作时，就已经对他的创新能力和“天才发明家”的美誉十分感兴趣。我去他在巴黎的办公室拜访时就被他逗笑了。他光着脚走来走去，毫不吝啬于开粗俗的玩笑，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件，身边还围着穿着清凉的女助理。他也是附近餐馆的常客，在那里他有自己的就餐和支付通道，不需要去前台点餐和结账。

但是，很快我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甚至是对抗。第一次冲突出现得很快。那时，我正在汤姆逊公司做电话卡项目。我们知道，汤姆逊公司会放弃电话卡项目的主导权，这一举动将最终导致金普斯公司的成立。于是，我萌生了与布尔公司合资建立芯片卡制造厂的想法。事实上，汤姆逊公司在半导体芯片、微封装技术和大规模物流方面的表现非常卓越，而我们的客户布尔公司则在信息技术安全和银行系统功能方面颇有建树。这次的合作似乎很有前景，于是我约见了布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弗朗西斯·洛伦茨先生，随行的还有汤姆逊的首席执行官雅克·诺埃尔和市场总监卡洛·扎尼。然而，洛伦茨对我们的态度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很快给我们看了一份报刊上关于罗兰·莫雷诺不友善言论的文章。莫雷诺以所谓的政治原因做掩护，谴责汤姆逊公司利用诡计将布尔公司从芯片卡市场上赶走。莫雷诺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2]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他曾因爱管闲事的性格和不当专利申请而被布尔公司排斥，也正是这个原因，莫雷诺才痛恨布尔公司。

然而，正是因为他将这次并购扼杀在萌芽阶段，金普斯公司才得以创立。事实上，尽管首席执行官雅克·诺埃尔对这款产品抱有很大的热情，汤姆逊公司还是因为这个后知后觉的巨大错误最终放弃了这款产品。因此，汤姆逊决定将金普斯的联合创始人让-皮埃尔·格洛东开发的微封装技术以及芯片卡全自动生产线的初步研究成果出售给我创办的公司。汤姆逊公司规定我们必须在1987 年 3 月 31 日前筹集到开办企业所需的 3 000 万法郎，否则汤姆逊将取消合作并收回这些技术。我和罗兰·莫雷诺相识得更早。1986 年，他曾来到我所工作的汤姆逊公司在普罗旺斯的工厂参观。在那里，我们利用法国电信提供的资金开发了著名的芯片卡，后来这些芯片卡被应用在了法国电信的电话卡上。莫雷诺在他的伙伴让·穆兰的陪同下来工厂参观，他们实际上是来了解技术的研发进展，并想知道我们研发的产品能否超过他 1974年申请的专利。他通过芯片卡在电话卡上的应用获得了巨额财富，而不是通过他当初设想的在银行业中的应用。

我们就是通过他的公司Innovatron找到他的，在这轮融资中，我们需要筹集 3 000 万法郎作为金普斯的初始资本。我成功地说服了我过去在汤姆逊共事的同事、原始股东与法国电信。除了法国电信对 1 500 万张电话卡进行了估值并入了股，法国巴黎银行的分支机构Banexi、加利福尼亚州的BBHQ投资公司和汤姆逊风投公司也都成为金普斯的参股公司。

我和汤姆逊的股东在汤姆逊风险投资公司待了一阵子，并与阿兰·戈麦斯领导的管理团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作为汤姆逊风险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戈麦斯与国家高层关系密切，如时任企业和经济发展部长阿兰·马德兰、国防部长弗朗索瓦·莱奥塔尔和工业部长热拉尔·隆盖。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戈麦斯的指示，要求我去会见欧贝特科技公司的总裁——让-皮埃尔·萨瓦雷。我们在他位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办公室里见了面。让-皮埃尔·萨瓦雷手握昂贵的雪茄，欢迎我的到来。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事实上我们 1968年在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就已经认识了，我们都参加了领事为法国人组织的聚会。当时让-皮埃尔·萨瓦雷在布尔公司工作，而我在摩托罗拉工作。

欧贝特是一家非常古老的公司，原本专门印刷邮票和日历。萨瓦雷在这家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其前雇主法国巴黎银行的帮助下接管了这家公司。他还喜欢说自己是被开除的“破坏罢工的人”。事实证明，他有能力在一夜之间将他在掌管法国巴黎银行信息技术部期间研发的技术转移到一家专门的公司Sodinforg，从而将罢工者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

作为一个实业家，萨瓦雷凭着强大的商业意识，推动这家公司走向卓越。现在这家公司专门印刷信托文件、彩票、刮刮乐、邮票，还为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印刷钞票。公司当时的目标是进入电子支付领域，萨瓦雷已经预见了芯片卡的前景，特别是智能银行卡定将取代单一的磁条卡。他还自诩与当时的领导人关系非常密切。他和阿兰·马德兰一起打高尔夫，他被授予了荣誉军团勋章，他的工厂也设在当时皮埃尔·梅埃涅利的选区诺曼底的维特雷。他了解到，汤姆逊有能力研发半导体芯片并将芯片嵌入银行卡。他也了解我具备这个领域所需的能力，所以非常欢迎我的来访。

他称赞我是天才，也确实邀请了我加入他的公司。但我当时一门心思想创业，并决意要进入电话卡市场。我以要去美国为借口，告诉他我两周后回来便给他答复，因为我坚信两周内我一定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当期限过去，萨瓦雷越来越坚持让我加入他的公司，而我却不能回去。对我而言，加入欧贝特公司完全不符合我和股东的商业计划。我们从法国电信与我们签订的 1 500 万张电话卡合同中感受到了强大的支持，我也深知电话行业对法国电信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因此，我尽了最大努力说服萨瓦雷放弃电信市场。我强调了欧贝特公司的文化，历史上这家公司是以金融交易而不是以电信为导向的。我坚持认为电话卡产生的附加值远低于对银行卡的未来预期。萨瓦雷作为一位娴熟的谈判者和实业家，回答说，为了开拓新的业务并显示自己有能力降低成本，电话卡的高销量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他。萨瓦雷不愧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实业家，他说，“在制造劳斯莱斯之前，要先学会如何制造只有两马力，但产量很大的普通汽车”。他反复推敲出一个与布尔公司现行战略完全相反的战略。这一点他确实是对的，确实应该先降低成本，再提高产品的质量。这时，他向我透露，他已经直接与热拉尔·隆盖谈下了一个电话卡合同。他会在隆盖的选区洛林建立一个支票簿印刷厂，并已经过商议得到了一个高得惊人的电话卡售价。

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在“虚张声势”。我知道法国电信的采购能力，这绝对不可能是法国电信的第二笔订单……

我决定揭开一切，我告诉他我仍在坚持创建金普斯，都有哪些投资者支持金普斯以及我们与法国电信的交易。萨瓦雷很愤怒并开始启用他的政治背景：

“这到底是什么事！戈麦斯‘死’定了，我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为我呼叫隆盖部长。”他向他的助手下令道。

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便向他解释说：“我的总裁甚至没有被告知项目的任何细节，无论如何，这不是汤姆逊风险投资公司的责任。目前，这一轮谈判正在进行中，收购的资金将在 5 月 1日前支付完毕。”

我犯了一个错误，向萨瓦雷透露了我的合伙人，其中包括巴黎银行的分支机构Banexi……萨瓦雷沉思，我们的面谈很快结束了。

莫雷诺在离 3 月 31 日这个至关重要的日子之前的几天给我打了个电话，告知我他与汤姆逊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作结束了。

我非常震惊。

他说：“一切都毁了！你怎么还没反应过来？我还以为你是个思维敏捷的人呢！”

我一头雾水。

他接着说：“怎么会这样？你没听说吗？ Banexi和汤姆逊迫于政治压力而选择了退出。这个项目已经完蛋了！”

然后莫雷诺在我惊愕到无语时还补充道：“啊，我明白了！的确，你还不了解情况，但我想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已经和Banexi的人交涉过。汤姆逊风险投资公司的退出已经让这个项目变得不再值得信任。而且，随着Banexi的退出，你的项目名誉扫地，在金融界无法成功进行融资了。”

我试图打电话给我在汤姆逊风险投资公司的前同事克里斯蒂安·巴比耶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不仅是投资人，也是金普斯公司首席战略官的候选人。但是他却告诉我他不该对此发表意见，并以去美国出差为借口避免与我联系。最后，他还嚣张地命令我不要在他陪伴家人时打扰他。比如这次通话，就是我在他出发前的周日晚饭时间打的。

我不需要了解更多了，来自萨瓦雷政治背景的威胁已经生效。他作为巴黎银行的前雇员迫使Banexi放弃了投资，同时戈麦斯因为职位还没有被新任的右派政府确认，而被各部长施加压力。

就在这时，莫雷诺建议我再试一次，他和法国支付终端公司银捷尼科的行政总裁让-雅克·普特雷很熟。莫雷诺说服我一起去见普特雷，并劝说他投资芯片卡项目。事实上我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更换Banexi和汤姆逊风险投资公司这两个投资人。更重要的是，我难以理解为什么参与了如此之多项目的汤姆逊风险投资公司会选择退出，这对金普斯公司的成立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那么，这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

在银捷尼科公司开会的当天，我们非常兴奋。公司创始人普特雷在办公桌上敲打着键盘，刚进入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服务器就发现他的公司市值刚刚超过了达索公司，而他的这家刚刚上市的年轻公司仅有几十名员工。这让他本人也感到非常震惊。

在他即将开香槟庆祝的办公室里，我和罗兰·莫雷诺一起阐释了我们的论点。普特雷热情高涨，他想获得多数股权。但出于保证对创始成员和第一批股东的公平，我拒绝了他的提议。我建议他的持股比例在 15%左右，普特雷这位优秀的操盘手最后接受了我的建议。

金普斯项目活过来了！在这次成功融资的基础上，我又获得了另一家银行机构——里昂信贷银行的子公司Innolion的投资。最后，英国投资基金弗雷明风投也在激烈的谈判中被我说服，项目最终尘埃落定。BBHQ投资公司则以其智慧和对市场的理解，成为我们的基准投资者！

金普斯终于揭开帷幕了，股东基础相当平衡：法国银行、作为客户的法国电信、英国和美国的风投公司、拥有专利的莫雷诺以及五位创始人（让-皮埃尔·格洛东、菲利普·马埃斯、达尼埃尔·勒加尔、吉勒·利希马克和我）。

匆忙拼凑起来的第二轮融资比第一轮融资更成功，而就让各方下调入股比重的计谋而言，这轮融资甚至是十分必要的。强大的信心会很矛盾地使股东间的谈判变得相当困难，无论是与参与第二轮融资的股东谈判，还是与一开始就愿意投资的股东谈判。

萨瓦雷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邀请我和我的团队加入他的公司。他向我描绘了蓝色海岸不动产投资的盈利前景，他还毫不犹豫地给我看了一些富饶的葡萄酒庄园和奢华别墅的照片，甚至带我去参观了其中的两栋别墅。

但这一切都不可信，也不可接受，我与欧贝特集团彻底决裂了。这件事给萨瓦雷及其同伙留下的“教训”是——他们本该晚两周再从中作梗。事实上，如果萨瓦雷他们有耐心晚一些时候再出手，金普斯的创始团队根本无法进行新一轮的融资。

最后在与汤姆逊签订协议的当天，技术的转让仍然出现了问题。汤姆逊坚信我和股东们是来投降的，因为我们一直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然而电梯根本容不下我们这么多人。汤姆逊希望尽快回收其技术，并与新伙伴欧贝特进行谈判。因此，至少可以说，收购似乎受到了影响。

面对这种突发状况，汤姆逊的代表纷纷呼吁要求有一定的时间来思考。休会期间，公司首席法律顾问伊丽莎白·阿皮茨警告他们：“先生们，你们是否知道，如果不遵守合同条款，我们将损失惨重！”

就在这时，汤姆逊的管理人员要求我单独和他们一起谈论，并向我表示他们拒绝履行合同条款。我平静地回答：“如果你们坚持这种态度，我会向媒体谴责这种权力滥用。此外，我还要提醒大家，得罪我们的第一大客户和股东——法国电信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法国电信的管理人员同样会因为受到政治压力而对萨瓦雷的评价降低。”管理人员普遍认为这样的行为难以接受。

他们回到会议室后便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虽然这段灾难性的插曲对汤姆逊来说并不光彩，但戈麦斯还是保住了他在汤姆逊的职位！

我们终于可以高喊胜利了！我们的公司成立了，公司签订了所有的技术协议并获得了足够的融资。然而，一切都有待通过芯片卡技术、生产能力和销售能力来证明。

至于让-皮埃尔·萨瓦雷，他还是会经常和我见面，并告诉我他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身居高位了。他说的没错，与他相比，我仍然是专业上的“矮子”。事实上，我在一个典型的法国政治环境中独自前进，没有经验，也没有任何支持。我不习惯这样的环境，因为我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国外度过的。

关于莫雷诺，我们能说什么呢？金普斯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因为他破坏了我们与布尔公司的合作，无意中推动了公司的建立。在我们与银捷尼科的合作以及第二轮融资中，他也是功不可没。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莫雷诺最大的贡献是推动了金普斯的创立。

我和莫雷诺之间的这场“又爱又恨”的游戏将会持续下去。

他会为公司带来麻烦，甚至会扰乱公司的正常运营。他与布尔公司之间有旧怨。布尔公司在银行的芯片卡安全架构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开发了著名的SPOM结构。法国银行卡组织旗下的银行集团对这一产品进行了认证，并宣布这款产品将被大规模投放市场。但是，当涉及与安全有关的信息技术时，尤其是涉及金融交易时，“黑客”总是想方设法地进行破坏。一些公司甚至设有专门的团队，他们的职责就是试图“破解”保护措施以发现“缺陷”，由此加强产品的安全架构。

罗兰·莫雷诺的Innovatron安全团队正在努力工作，但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时，莫雷诺才知道在法国南部的两个实验室里，布尔公司的芯片也被入侵了。他把这些信息分享给在一家知名日报社工作的调查记者，并想从他那得到更多信息。随后，记者主动与法国银行卡组织的董事长见面，并告诉他相关信息，如果董事长同意将个人银行卡交给他，他将在 48 小时内带着破译的密码回来，并有可能让所有人知道。董事长也很想弄清楚情况就答应了。

这位记者不知道的是，他引发了一场不可思议的骚动，法国特勤局和布尔公司的安全部门都要参与进来。他立即追踪了过去，事后他还自豪地宣称自己跟得非常紧。他不知道的是，他在奥利机场登上飞往马赛的飞机的情况很快就会被曝光。

在这个地区，谁能入侵布尔公司设计的安全级别最高的芯片呢？

第二天，法国银行卡组织的董事长惊恐地发现，记者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说出了银行卡的密码。显然，芯片设计上存在重大缺陷，产品不能按原样发行了。我面见了布尔公司的总裁，在场的还有众多银行业代表和安全系统专家。总裁当时对那个“漏洞”一无所知，甚至开始怀疑他的工程师会利用那个漏洞。不过，金普斯并不担心。事实上，罗兰·莫雷诺还能够发掘出至少一支具有这种能力的团队，而且欣然告诉了布尔公司。

当雇用该名记者的报社老板试图向布尔公司索要封口费时，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他们之间会达成协议，但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即该记者必须移居美国加州。实际上他在那里度过了几年快乐的时光，我频繁出差加州时也曾找过他谈论过这件荒诞的事。

我和莫雷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1996 年，我和他一同前往慕尼黑出席爱德华·莱茵基金会的颁奖仪式，该机构授予了他一等奖。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提出了着装要求——燕尾服和长裙。但他却衣冠不整。在颁奖典礼上，他还轻蔑地发表了不当言论，声称大会准备给他的 30 万法郎的支票并不令他满意。此外，当他说出刚刚获得的奖杯“在他的厕所里连个位置都找不到”的时候，台下一片哗然！我很想弥补一下，觉得自己有责任到台上说他的情绪不受控制，从而为他开脱。毫无疑问他的行为是在给法国丢脸。

细细想来，人们可能会认为，他发火的对象可能是他看不上眼的德国人尤尔根·德斯洛夫。尤尔根对他来说是竞争对手，可能会给他获取专利费带来麻烦。他在加拿大又一次引起了轰动。在他应邀参加的一次会议的问答环节中，有一位观众向他表示祝贺，因为电话卡的成功使他更为富有。莫雷诺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回答，竟说“钱不是我的动力，电话卡对我来说真的没用”。

那么最后，芯片卡到底是谁的发明？

许多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发明者，但罗兰·莫雷诺是其中最投机取巧且最固执的一个，尤其是在申请专利方面。因此，历史才会记住他的名字。

然而，他虽然从专利申请中获得了可观的专利使用费，但后来却不那么顺利。首先，在财务上，他投资了很多家公司，却没有给他带来回报。之后失望接踵而至，他所积累的资本很快就像阳光下的雪一样融化，莫雷诺最终陷入了非常严重的困境。

也正因如此，他才在 1999 年 10 月给我寄了一封信，告知了他的处境。他无力偿还德克夏银行 120 万法郎的贷款和税务机关160 万法郎的债务。因此，他正在考虑将Innovatron持有金普斯的股份出售给一小部分希望投资公司的员工。他请求我帮助他完成这次交易，因为这是唯一能帮助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交易能成功，他就能基本还清债务。后来，他的左手在法国南部的一起交通事故中受了伤，他也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他开始过度增重，在 2011 年他接受某电视台采访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最后他精力衰竭，被病魔夺去了生命。2012 年 4 月 29 日，他因肺栓塞去世，享年 67 岁。

如果想了解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人，我们可以看他的第一个视频。当面试官问二十多岁的莫雷诺认为自己是野心勃勃还是不择手段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对我来说，所有的手段都是为了达到目的。”

他的去世结束了关于芯片卡发明者是谁的争论……

[1] 法国漫画家安德烈·戴创作的漫画人物，被用来指行为古怪、头脑不清的科学家。

[2] 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广为人知，马基雅维利主义也因之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即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