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日新(罗日新《钢的城》：工业题材小说在当下如何写)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有几千农业文明传统的国家，我们的文学处理乡村经验、处理一些混合经验显得游刃有余，但工业题材的文学经验相对缺乏。从建国初期，一直到后来的许多作品写的都是都市，典型的工业题材的长篇作品则是不足的。

“今天传统的产业阶级的定位在社会结构当中变得非常暧昧，我们今天难以找到经典的产业阶级，如果一旦讨论工人阶级或者劳动者的话，必须要重新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但是在今天这个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成型，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打碎，劳动者会散落在打工者、服务业，它的群体已经解体，新的产业阶级如何确定，这是未来特别严峻的问题。”评论家陈福民在谈到中国的工业题材作品时说。

最近，黄石作家罗日新历时八年完成的作品《钢的城》被陈福民、邱华栋等评论家认为是“工业题材写作上的新的收获”。罗日新历时八年完成的作品《钢的城》聚焦上世纪90年代钢铁国企改制的长篇小说。小说介绍了临江钢铁公司这个百年老厂、大厂，在90年代陷入困境，举步维艰后，进行大刀阔斧的企业改制的故事。在国企改制这个大舞台上，各色人物粉墨登场演绎了不同的人生悲喜剧。小说发表于文学杂志《十月》第五期。

10月17日，由湖北省作协、《十月》杂志社主办的罗日新长篇小说《钢的城》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20多位评论家、作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罗日新大学毕业分配到大冶钢厂一炼钢，开始与钢花对峙，与炉火交锋。他说：“《钢的城》写的是一群男人的生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黄石故事，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36年前，我在炼钢厂任技术员，业余时间帮助小集体企业做设计，3个月画一套图纸，报酬是200元。而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作，3个月创作一篇小说，稿费是10元。我年轻时在冶钢一炼钢厂，每个月平炉检修干部值班都上夜班。好几次，下夜班的路上，骑在自行车上睡着了，直到自行车撞到路边的树上，才把我摔醒。现在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的日子，比起年轻时炼钢炉旁的岁月，不知道幸福多少倍。”

罗日新笔下的临江钢铁公司，有着他出生和工作过的大冶钢厂的影子，它不仅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史上有过辉煌，就是在新中国建立后，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像许多国有企业一样，临江钢铁公司面临着负担重、人员多、转型难等一系列矛盾，必须进行改革改制，临江钢铁公司的广大员工将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

罗日新对国有钢铁企业非常熟悉，并亲历过那场改革，改革中各色人物的心态特征、行为方式和命运结局，他都拿捏得很精准，易国兴、祝大昌、田鸣建等等这些小说人物，虽然成长背景和人物性格各不相同，但都有血有肉，再现了二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国有经济活动。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邱华栋说：“工业题材是建国以后中国小说里面一个独有的样式，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出现，包括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蒋子龙老师的一些作品，到罗日新的这部作品，我们把《钢的城》放到这样一个工业题材的系列里面来观察的话，它是一个新的收获。这部作品的写作上生活的底子非常扎实，小说开始就是一对儿恋人盼着15号发工资结婚，结果钱没下来，这五桌婚礼办不办？结果不仅要办，还增加了三桌。小说的第一句，生活的毛茸茸的质感特别强烈，一看就是在生活里泡出来的，尤其是在钢厂出来的，这里随处可见的都是特别具体的毛茸茸的生活。”

湖北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耿瑞华谈道：“湖北现实主义长篇题材小说一直有一个良好的传统，新时期以来方方、池莉、刘学农等一批作家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在中国文坛都占有一席之地。”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大先认为，写改革开放以来的题材的严肃文学写作上基本有两种大的情感模式，一种是感伤式的，因为这是一个创伤经验，这是一个伤痕经验，很多作家，比如双雪涛的作品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它是感伤的基调，这是内向型的情感模式。还有一种是继承左翼文学传统，底层写作，把它转化成愤怒，觉得我们之前的那些理想被背叛了，原先的体制抛弃了我们。但《钢的城》既不是愤怒的，也不是感伤的，它其实是一种自强不息的，这个时候它是不卑不亢，昂扬的确立了人物的主体性自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认为，《钢的城》就题材来说，是非常典型的工业题材，它不同于路内《慈悲》那种从“我”的角度写个人的观感的经验性的东西。“这个小说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把已经消失和隔绝很久的大工厂的社会生活，重新纳入到我们的认知视野和审美视野里面来。”

刘庆邦谈道：“我们作家有这么一个责任，就是为我们的时代来保留记忆，或者说为我们的民族保留记忆。其次，这个小说总的基调和格调跟小说的题目是呼应的，有一种钢性。我们目前的创作，你说是柔性也好，你说是悲悯也好，显得比较弱，缺乏钢性。你这个小说有非常钢性的基调，跟这个题材有关系，不管是情节、细节，包括语言，都有阳刚之气，这也是文坛需要呼唤的一种钢的基调。”

陈福民谈道：“这个小说所关照的历史现实有非常明确的意识，他是有一个通盘的总考虑。比如他会让小说结束在马克思墓前，里面特别提到像劳动神圣、劳动价值、主体价值等问题，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它是一个需要在历史当中定义的问题，它是在历史关系当中展开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随着世界现代工业体系的完成，从十八世纪就诞生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当下的社会结构当中如何定义，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小说想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在我看来应该有更复杂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在小说当中通过几个下岗工人喊出我们劳动者有价值，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够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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