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转换(范式转型有两类“狙击者”：前者否定理论的生，后者避免理论的死)

自196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概念以来，这个概念仿佛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向所有领域扩散。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变动的时代。在科技层面，人类经历着从小科学向大科学的转变；在社会层面，整个社会处于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快速转型期；在文化层面，人们遭遇传统文化被后现代主义文化侵蚀的惶惑。

所有人似乎都感觉到了变化正在临近，但又无法准确说出到底什么变了。在这样的纠结与困惑中，范式概念的提出一下子契合了相关学科和经济社会领域的内在诉求。时代的痛点，给了这个词一张得天独厚的有关希望与失望的“通行证”。

对于库恩而言，范式本是用来解释科学革命发生的本质，即一种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而且革命前后的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

简单地说，库恩的范式概念在实践层面就是一套指导群体与个体行动的规则、规范。美国科学哲学家达德利·夏佩尔曾把范式概念的内涵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代表某一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方法等；另一方面，作为模式或范例，可以取代明晰的规则，成为解决疑难的基础。

沿着这一思考路径，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范式概念分为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信念/价值观，中间层次的是规范/规则，最外层的是器物层次。这种结构性划分，对于我们在生活中识别范式转型具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

大多数时候，人们意识到范式转换，几乎都是在事后。如果能够在科学革命发生之前就把握住范式转换，将极大地推动科技革命的到来。但遗憾的是，人们大多时候是后知后觉的，甚至成为阻碍科技革命发生的保守性力量。在科学史上，此类案例比比皆是。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哥白尼1543年出版《天体运行论》，提出日心地动说，可看作与托勒密地心说的决裂，是对人们传统世界观的根本转换，由此拉开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序幕。可是，一开始又有多少人支持这个学说呢？

要知道，57年后传播该学说的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还因此被教会以“异端”之名烧死。73年后，伽利略因传播哥白尼学说而受到教会审判；甚至到了1632年，年迈的伽利略还再次因为传播哥白尼学说而受到审判。直到100多年以后，历史发展到牛顿时代，传播哥白尼学说才不会被烧死。可见，观念的转变与识别是何其艰难。

伽利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用望远镜观察天空的人。有科学史专家说，早期的一半天文观测成就来自伽利略的工作。望远镜作为一种器物，以直观易懂的方式让人们观察到了以往无法想象的新世界。从中也不难看出，观念的改变与识别是非常漫长而曲折的；相对而言，器物形式的改变被接受，要容易得多。

美国古生物学古尔德说过一句名言，“每一个胜利的理论都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当作不正确的理论抛弃掉；第二个阶段是被当作与宗教对立的理论否定掉；第三个阶段是被当作教条接受，并且每一个科学家都声称早就认识到这个理论的正确性”。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往往是一拨人（至少有很大的重叠），可称之为范式转型的“狙击者”：前者否定理论的生，后者避免理论的死。很多时候，认知惯性与改变成本阻碍着人们对于范式转换的识别和认知敏感。

那么，在规则层面如何识别范式转换的征兆呢？

众所周知，19世纪60年代是电力革命兴起的年代。但直到1900年，美国工厂的机械驱动力来自电动机的不足5%，大多数工厂仍处于蒸汽机时代。事实上，自从1785年瓦特蒸汽机正式商用化以来，蒸汽机的缺点就很明显——体积庞大，附带的配套设施占用空间也大，而且效率低下。为了保证机器运转，就得不停地燃烧煤炭，随之带来齿轮、轴承的连续运转，皮带上沾满油污和灰尘。在这种场合工作的工人，很容易出事故。

相反，电力工厂占用空间更小，更干净、更安全，也更有效率。但在1910年前后，许多企业家在旧的蒸汽机与新的电力驱动系统的选择中仍然会选择前者。英国经济学家蒂姆·哈福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利用电力，工厂主不得不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他们必须改变整个系统以及建筑、后勤、人事政策，以适应电动机带来的变革。由于这些原因，电力技术在出现50年后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究其原因就在于，范式中的那些规则、规范的变革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因而阻碍了技术革命的进程。

接着来看，居于范式最外层的器物层次变革又是怎样的？

2007年1月，苹果公司推出一款全新的手机，由此开创了智能手机时代。这是一次伟大的技术范式革命，改写了手机的定义。这款手机迅速被消费者接受，由此也造就了苹果公司的商业奇迹。

回过头来看，这次范式变革几乎没有遭遇多少延迟时间。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智能手机契合了互联网时代人们的偏好与需求；其二，支撑智能手机的底层技术已较为成熟，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分析，支撑智能手机运行的12项关键技术分别是微处理器、内存芯片、固态硬盘、液晶显示器、锂电池、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互联网、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移动网络、全球定位系统、触摸屏、语言助手。这些被接受的技术叠加起来，导致这次范式变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于范式变革的经验论断：信念与价值观的变革与识别通常很难也很慢，动辄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规则、规范的变革与识别难度中等，通常需要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器物层次的变革与识别则很快，只要与消费者的偏好与需求匹配，很快就会发生变革。比如，中国高铁的投入运行，短短几年时间就改变了中国人的出行方式。

为了形成有利于范式变革与识别的社会生态环境，有必要在以下几方面开展基础性工作：首先，对于观念层面的范式变革，需要耐心，需要培育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其次，对于规则、规范层次的变革需要进一步提供成熟的市场机制，市场可以通过“无形之手”识别进步的范式变革、淘汰落后的范式变革；最后，对于器物层次的范式变革，可更多交由企业主体与消费者来识别、驱动。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李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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