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性(绝对性原则与别一种想象)

从来没有一艘客轮，像“出埃及1947”号（Exodus 1947）那样，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甚至敦促了联合国大会违背《联合国宪章》规定，通过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洲的25万犹太难民，由于家园早已在战争中被摧毁，被盟军安置在各国的临时难民营，处境艰难。时任美国总统哈里 · S · 杜鲁门（Harry S. Truman）的特使，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哈里森曾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

“就目前而言，我们似乎是在像纳粹对待犹太人的时候那样对待犹太人，区别只是我们没有把他们消灭掉而已。”

犹太难民问题错综复杂，涉及到盟军的占领政策、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政策、联合国的托管与国际救援组织的活动等等。哈里森的调查结果显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诉求得到了犹太难民的一致性认同，当工作人员表示希望他们考虑其他国家或地点时，犹太难民直接写下了“火葬场”。

1947年7月11日，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犹太复国主义军事组织哈加纳（Haganah），在法国塞特港进行了一次4500人的犹太难民偷渡转移巴勒斯坦行动。哈加纳将客轮命名为“出埃及1947”号，这是一个无论在民族精神还是建国历程上都意义深远的名字，登上这艘客轮的犹太难民不会想到他们的遭遇，更不会想到他们将见证以色列建国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此时的巴勒斯坦正由英国托管，他们担心犹太难民的大规模迁入，会影响到英国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动摇自己在中东的石油利益，长期借口《1939年白皮书》阻止犹太难民的大规模迁入。

8天后，“出埃及1947”号进入巴勒斯坦海域，随即被6艘英国军舰拦截、撞击并拖回海法港等待遣返，在联合国调查员和多国记者的注视下，这些面容清癯的犹太难民被迫列队登上三艘遣返的军舰。

英国最终将“出埃及1947”号犹太难民运往战后德国的盟军管制区的吕贝克营地，转移途中犹太难民所经历的种种遭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使得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官员认识到，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托管已经构成了对人道主义的挑战。

“在巴比伦河畔，我们坐下，一想到锡安，我们就哭了。”从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的灭亡开始，犹太人便生活在异邦的土地，人们歧视犹太人，因为他们没有国土和国家，但犹太人在信仰和建国两件事情上的绝对性原则，让他们无论身处何处，在精神上始终团结统一。

如今，无论是犹太民族还是国际社会，都意识到犹太国家建立的必要性。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第181号决议，结束了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托管。

1948年5月14，以色列宣布建国。

在历史进程的长河中，西方国家强调个人主义，东方国家强调集体主义，而犹太民族从来都是一个个性鲜明的民族，他们既有强烈的个体个性，也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即使是2000多年的流散，每到一处也必建立强大的犹太民族社区，构建犹太社群主义。

社群主义是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政治思潮之一，其哲学基础是新集体主义。社群主义始终将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暧昧视为一种邪恶和谬误，反对新自由主义把自我和个人当作理解和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变量，认为个人及其自我最终是他或她所在的社群决定的。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哲学与政治科学教授、哲学家查尔斯 · 泰勒（Charles Taylor）是社群主义研究的引领人物之一。他在著作《现代社会想象》一书中溯源了荷兰哲学家胡果 · 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近代理性自然法思想和法国哲学家让-雅克 ·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自然与文明对立的思想。

基于这两个思想的精髓，查尔斯 · 泰勒以个体为基础，基于自然法的世俗社会道德秩序，重述了西方现代性的历史，提出了“现代社会想象”的观念。查尔斯 · 泰勒指出，社会想象乃是人们想象其集体社会生活的方式，并将其归结为“使实践与合法性具有可能的共识”。

当代社会中，自我是带有特定目的的个体，社会是这些个体在某种既存的道德背景之中走到一起而建立的实体，在这一实体中，个体想象着其社会存在的方式，譬如如何满足期望以及支撑着这些期望的更深层的规范观念和意识形态。当这些更深层的规范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广泛的实践中得到认同，并成为一种共识，便自然形成社会想象。

社会想象利用了我们对所在的时空、领域以及文明、秩序中的感知，虽然并不包含我们所处世界里的每一件事，但其所表现的特定的行为具有广泛和深厚的意义背景，特定行为的社会群体可以在没有任何限制的前提下对行为进行理解，这种理解形成道德秩序。

道德秩序的现代理论逐渐渗透和转变我们的社会想象。在这一过程中，原先只是一种理想化的、通过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成为一种复杂的想象，这种传统的社会想象在与新生方式的相互交往中被转化，继而改变社会想象所想象的社会存在方式。

这一新生方式通常由少数精英提出，逐渐扩散并渗透到社群，从而改变话语，也就是说从少数人持有的理论转变为群体性的共识。所以，对旧有社会想象的转化和延伸的认识至关重要，它是个体自我意识的叠加或转变，并与新的社会想象产生共鸣，继而成为我们在社群中新的主导观点。

我们通过不断更新的主导观点，即社会想象来理解人类生活和历史，这使得我们的一些行为变得有意义并被理解，但有时，既有的社会想象未必支持我们的现状，因为个体思维存在局限性，社会想象的阐述带有一定的含混性或不被理解的特征。

因此，社会想象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就显得尤其重要。但这种抽象性的思维产物没有办法关照自身的理论，所以个体会尝试突破思维的局限性，但往往产生方向上或逻辑上的错误，构建出新的自我的主导观点，即“社会想象之外”，或称之为“别一种想象”。

当我们在言说某种意指不明的事物时，个体便会构建别一种想象，比如摩西出埃及的目的地迦南美地，比如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中英国政府的公开保证，比如叙利亚和利比亚难民的偷渡，比如社群中的个体之间对社会事件的讨论和意见。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亚瑟 · 詹姆士 · 贝尔福（A. J. Balfour）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Zionism）副主席沃尔特 · 罗斯柴尔德（L. W. Rothschild）。贝尔福在信中表示：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应明确理解，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者损害其他国家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

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是英国政府表示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公开保证，亦是世界主要国家正式支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宣言。

这份宣言给了流散2000多年的犹太人长达三十年的建立犹太国的“别一个想象”，犹太复国主义将此理解为英国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正式支持，自此拉开了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的艰辛历程的序幕。

而实际上，英国对巴勒斯坦垂涎已久，决定利用犹太复国主义攫取巴勒斯坦，进而控制中东地区。贝尔福宣言的初衷即是促使世界犹太人从经济上支援协约国一方，该宣言得到协约国诸政府的确认，成为1920年国际联盟委任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主要依据。

出生在匈牙利的英国作家Arthur Koestler将此概括为“一国正式对第二国许愿第三国的土地”，而历史学家Mayir Verete认为，即使这时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英国人也会自己发明一个出来。

如若不是犹太难民对建立犹太人国家的绝对性原则的坚定，即对某种特定民主要求的坚定，以及“出埃及1947”号事件所带来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色列的建国势必遥遥无期。

政治变革、宗教纷争、自然灾害，一直是造成难民颠沛流离、远走他乡的重要原因。2016年，叙利亚和利比亚爆发国内战争，上百万难民通过各种方式跋山涉水逃亡西欧。BBC以此为背景，推出了一部以勇气和苦难为底色，讲述难民被迫逃离家园的悲悯记录片《出埃及记：难民的欧洲之路》（Exodus：Our Journey to Europe）。

该片以五位难民作为拍摄对象，以跟拍和难民逃亡过程中的自拍，连贯地反映了时局和人物的故事：乘坐橡皮艇横渡地中海、购买假护照乘坐飞机、搭乘黑车非法越境、被劫匪绑架勒索等。生活把人逼至绝境，而人仍在寻找出口，该片真实地记录了难民的现实艰辛和心理变化过程，以及对新大陆的别一个想象。

全世界有许多人逃离祖国，有些人是躲避战火，有些人是脱离贫困。他们都有共同之处，就是想找个能安稳生活的地方。

“如果不是家乡实在生存不下去了，又有谁会选择背井离乡，踏上这条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的道路呢？”

在海峡与海峡之间，与死神赛跑，那种对于上帝的恳求，那种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感觉，那种无助到令人窒息，绝望到令人悲恸的感觉，仅仅是求生的欲望支撑着他们继续往前走。

“欧洲的空气都是好闻的，这里不会再有枪声，不会再担心自己的生命会受到威胁，不用再像待在土耳其那样——自己干的事情都是非法的了。”

公共事件引发社会想象，而个体存在别一种想象，这是社群共识与个体非共识之间的共存。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吉奥乔 ·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中指出，日常想象（mundus imaginabilis）绝不是“不真实”的东西，其全部现实就存在于日常感性（mundus sensibilis）和日常理性（mundus intellegibilis）之间。

别一种想象的构建有着其自身的历程，是充满想象性的个体与其想象状态的混合产物，并形成自身完整的想象。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 • 贝克（Ulrich Beck）在著作《风险社会》中表达了理性的看法：当社会想象试图基于自身对别一种想象进行描绘与深究时，它的产物只是一种有关于别一种想象不可靠的确定性印象。

别一种想象正是以这种个别的、异质的，甚至是对抗社会想象所代表的普遍性的形态存在，它不能被视作一个统一的社群观念或体系，而只能成为试图包含差异性的本身的概念。可以明确的是，只有在绝对性原则消失之后，置于别一种想象中的个体才可以免于被排除性纳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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