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干(红土高原之谜，谁是日本人的“祖先”)

【4300字[心]阅读提示】 红土高原，怎么突然间就成了孕育日本人祖先的洞天福地？那憨厚老实、粗犷豪放的云南人，怎么转眼就成了“披着全盘西化外衣而又有着东方文明躯体”的日本人的“祖先”？

开篇: 日本列岛，“云南热”风潮的策源地

1979年，日本大阪教育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鸟越宪三郎最早发表新说《倭族之源——云南》。此后，日本列岛兴起的“云南人，日本人的祖先”假说非但无衰减之势，反倒一阵紧似一阵，直逼中国大西南腹地，红土高原为之一震，云南人大惑不解。

过去几十年间，“日本人寻根”的风潮阵阵席卷中国云南。日本国各类专家学者、学术和社会新闻团体趋之若骛，他们想在“中国的印第安部落”，有一番惊人的发现。

1982年，佐佐木高明、渡部忠世等一批批日本学者又直奔西双版纳作社会考察，其中，自然少不了大名鼎鼎的鸟越宪三郎。

1984年春，鸟越宪又宣布：“对被认为是从云南南下的泰国山岳地带(泰国北部)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在所有婴儿的臀部有胎斑”。就针对这一发现，鸟越宪再强调：“日本人在体质上所具有的胎斑渊源是云南，这是一个旁证，证实这个地区是日本人的发源地”。

1988年，日本“电视工作者同盟”抵达西双版纳，其首要任务就是拍摄《日本人的起源》。随之，日本列岛掀起的“云南热”风潮也卷到了顶峰。

此后，日本学者的推论又进一步演绎为“倭人的祖先为云南的少数民族”，其范围与核心，基本圈定到彝族、哈尼族、傣族(西傣)等多种说法。

一、日本人起源于云南之“彝族说”

鸟越宪、佐佐木、渡部在云南石林考察时，发现撒尼人(彝族支系)的“火把节”类似日本的“盂兰盆节”，即日本的纪伊半岛，在同一天也举行“火把节”，而日本南部纪伊半岛的神户、京都、大阪、奈良、和歌山等地，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国表现最为集中的地方。鸟越宪、佐佐木、渡部认为；彝族应该是日本人的“祖先”。

就“彝族说”而言，在红土高原的楚雄沃土，曾栖息着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恐龙，而“禄丰腊玛古猿”化石，则是距今800万年以前正在形成中的人；上那蚌村的“元谋猿人”，那是距今135万年到170万年前的直立人。

彝州大地，人类祖先的发祥地之一，它有着最原始、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有着四通八达的对外传播渠道。但是，并没有在血缘和人种方面，来证明彝族曾经是日本人种的“祖先”。

日本学者认为，纪伊半岛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最为集中的地方，每年的同一时节，当地人都会与中国西南部的彝族，共享“火把节”的欢乐时光。

从“火把节”的文化传播途径来看，长江上游(金沙江段)和长江支流的清水江，正是从滇、川、黔等彝族聚居区穿隙而过。那么，“火把节”习俗的源头，正好处于金沙江沿岩的云南北部(含滇东北)、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等三个重要的彝族聚居区，自然，“火把节”习俗也就和长江流域的赛龙舟等等民族传统节一样，经从长江沿岸，传到日本列岛的九州岛，再经四国岛或本州岛，直抵纪伊半岛。因为，从长江入海口到九州岛前沿的长崎仅460海里，而到达本州岛前沿的下关，仅为550海里。这一传播途径，不管我们从当时或今天来看，比之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由朝鲜半岛而辗转日本列岛，都是便捷之道。

因此，“火把节”“赛龙舟”“打秋千”，乃至任何一种中国西部、东南部民俗，都不足以成为某一民族“祖先”的起码旁证。

二、日本人种起源于云南“哈尼族说”

“在70年代，日本学者最先提出自己的‘祖先’是哈尼族”。

日本学者惊奇地发现，中国云南的哈尼族与日本人的信仰都具有相似的“万物有灵”观念，特别是日本人最有权威的“日神”和哈尼族的“阿匹梅烟 (日神)”都为女性；日本人崇拜“谷神”并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也崇拜“谷神”，并视樱桃树、樱桃花为神圣。

就日本学者“哈尼族说”而言，日本人的“万物有灵”，就是崇拜自然现象以及生殖的整个过程，而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东西方不同民族对“女神”皆为至高无上崇拜。如此，哈尼族和日本人种最有权威的日神都为女性，不足为奇

那么，日本人种、哈尼族怎么会都祟拜“谷神”呢?

在传说中，日本人的太阳女神曾在天上的稻田中司职播种，并将一些种子给了天皇的后裔去种植；在东方文化中，泰族、傣族、壮族、哈尼族等等少数民族都有“稻米崇拜”，并相信稻米有“灵魂”。

在云南思普地区的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哈尼村寨在亡者出殡前，都要在亡者脚前放一碗红米饭，饭上置鸭蛋和双筷供其享用。出殡中，本族本家少男纵列跪拜，八人棺木从其头上抬过，并由长者边撒谷子、红米，边“叫魂”。何以如此?

在东方文化中，人们都相信稻米是“谷神”所赐，既然它有灵魂，则可视为亲戚而与之“说话”，那么，所撒稻米，便是将亲人的祈祷和祝愿，转告给在天之灵。

再看日本学者的认为，“日本人种”和“哈尼族”都崇拜樱花。其实，日本人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则以竜树为神圣。

墨江县哈尼族在“竜林”里的“祭竜”仪式

竜树，落叶乔木大叶万年青。哈尼族山寨每村必有“竜林”，村前必有“竜树”，隆重的“祭竜”活动都在“竜林”进行。哈尼族年年“祭竜”，定期“祭竜”，凡有重大事件，必定“祭竜”。由此看，樱花和竜树，分别是日本人种和哈尼族之圣物。

三、日本人种起源于云南“傣族说”

“傣族说”的日本学者主要有鸟越宪、佐佐木和渡部等。他们根据《史记》《汉书》记载，以及稻米文化、饮食文化等特点和风俗习惯等共性，提出了“倭族起源于云南”的“傣族说”。

对于泰国西北部的泰族和中国西双版纳的傣族，鸟越宪的新说认为：“对被认为是从云南南下的泰国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在所有婴儿的臀部都有胎斑，同时，也在西双版纳傣族中发现了胎斑。”鸟越宪进一步认为，“胎斑说”已经“从体质方面证明了我的假说。如果西欧人命名的“胎斑”很早就在云南和泰国内地得以证实，那么，也许可以叫做‘云南斑’”。

所谓“胎斑”，最早叫“蒙古斑”，是指在婴儿臀部及腰、背和肩等各部分皮肤上出现的“青斑”，即在皮肤的真皮层中，有黑色素细胞。但是，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消失。自然，鉴定某一人种的“根源”，仅从皮肤中的色素细胞定论，更不足取。

然而，鸟越宪还从血液分析中得出力论：“在西日本(九州、本州——作者按)有许多人的血型是A型，这一点同云南和泰国内地相同。”

我们知道，北方汉人属东亚蒙古人种，其体质特征介于“北方蒙古人种”和“南方蒙古人种”之间；汉藏语系除属北方汉人之外，均属“南方蒙古人种”，而日本人种，则是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人种的东西类型”，这一人种类型，既存有蒙古人种胎斑的类似性，又有蒙古人种血型多为A型的特点。

日本学者还认为，在大和的佐咪田古坟中，出土了一件房屋纹饰镜，画面上亦有“干栏式”住宅，而中国西双版纳傣族的这种干栏式建筑，至今仍散见于日本部分地区。日本学者还强调：“日本平安时代盛行‘赘婚’，现代也还有这种上门婚占压倒优势的社会，这与西双版纳的婚俗，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们认为，在亚热带地区，“干栏式”建筑较为普遍。这种建筑民居，南起菲律宾巴拉干人，泰国泰族、中国云南的傣族、爱尼人，以及海南黎族等，多为干栏式高架住房。

至于“赘婿婚”，除中国西双版纳傣族外，泰国北部农村社会、中国云南思普地区的哈尼族，也多有“赘婚”习俗，如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八》描述：当地哈尼族婚俗“贫则入赘多年，始得携妻归”。

四、“中国文化”才是日本人的真正“祖先”

早年，日本学者鸟越宪也曾根据胎斑，多次强调了日本人种和蒙古人种的类似性，并主张大陆北方是日本人种的发源地之一。然而，蒙古人种虽有胎斑，却因为种不出水稻而成不了日本人的“祖先”。

在日本列岛掀起的“云南热”风潮中，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教授荻原秀三郎更具远见卓识。他认为：“研究日本文化不限于在一国的民俗中兜圈子。”

早在七十年代初，荻原秀三郎就多次从朝鲜半岛到泰国西北部乃至印尼的巴厘岛各少数民族中进行了调查。八十年代初，荻原秀又开始到中国广西武鸣县的壮族聚居区，而后又根据“倭人起源于云南”新说而到了云贵高原。1981年春，荻原秀经海南岛，再度进入红土高原的各少数民族村落中察访。

荻原秀认为：“过去一直认为纯属日本固有的民俗，在这些地方却不乏其例”。如日本在春秋特定的日子里，男女有对歌习俗，特别是日本关东筑波山一带更甚。但荻原秀发现，除云南哈尼族、彝族、傣族、佤族、白族、纳西族等都有此习俗外，台湾高山族、海南黎族、广西壮族、湘黔苗族、侗族、布依族等，云南屏边苗族、河口瑶族等，均盛行“对歌相恋”的习俗。这些人类社会中的历史文化共性，极大地启发了荻原秀：“如果不把周围民族特别是中国华东到西南地区民族的习俗弄清，对倭人的研究，总会使人觉得立论不够。”

日本由于“岛国”固有的特殊性质，其社会文化便促成了“趋向性”，即外来诸种民族带入的奇风异俗与当地民风民俗进一步融合，并形成了今天的“共有文化”。因此，它既有“海洋文化”和“平原文化”，又有以红土高原多种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山地文化”，同时还融合了古越人、吴人、黎族、高山族等文化遗风。各民族文化在日本列岛充分地展示着自己的特点，最终，在异国他乡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复合文化”。

“这一复合文化是从朝鲜半岛南部、中国南方再到西南的云南，以至缅甸、泰国、印度阿萨姆地区、印尼、菲律宾这一广大的照叶森林地带之中产生培育起来的”，它以“海洋文化”“平原文化”与“山地文化”组合起来，当中，既有中国西双版纳傣族为代表的“水文化”、思普地区的“盐茶文化”，又有着中国楚雄彝族为代表的“火文化”因子，从而成就了十分和谐、相融的“水火盐茶文化”。在如此广大的历史积淀与文化背景之中，就某几个民族的部分民俗特征而言，都不会成为日本人种的“祖先”。

空中出现了橙色的光斑，扶摇直上，它不是星星，而是日本人沿袭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放飞的“诸葛灯”（即“孔明灯”）......

结论—— “日本人种起源”的种种假说，其目的绝然不是论证东方的哪一个民族是日本人种的“祖先”。他们所谓的寻找“祖先”，无外乎在寻找亚洲各民族与日本人种之间，到底存有什么共通的文化历史现象，这种积极的研究方法，对于缺乏文字记载的《日本古代史》来说，那绝对至关重要。如果日本人将源于中国的正统文化和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抛弃，那么，所谓的“日本国文化”，也将所剩无几。

所谓“寻找日本人的祖先”，其“祖先”就是“中国文化”。在中国近代以前，日本人喜欢用“同文同种”来形容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关系，这就是日本人为什么要到中国南部的少数民族中，来寻找他们“祖先”的真正目的（全文完）。

【本篇推荐欣赏】电视剧《士兵突击》插曲《菊次郎的夏天》(中提琴）作曲：久石让

本文发表于1995年《东陆时报》、1997年《红河》、1999年《版纳》等报刊 （百度可搜）

选自2017年版《彭桓文集·渔舟唱晚（3）散文》

（部分网络图片谨谢原创/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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