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纲(他的名字你可能不曾听过，但他的成就你一定知道)

一个从俘虏兵成长为共和国将军的猛人，一个不拿枪不放炮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猛人，一个一人就身兼新中国多个领域“开山鼻祖”称号的猛人。

王诤中将

1909年出生于江苏武进的王诤原本叫做吴人鉴，后因仰慕明嘉靖时期浙江永嘉人王诤而改其名。1928年，王诤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讯科学习，仅一年之后便被派到国民党军中服役。

1930年9月，王诤被派往国民党第18师中任电台报务员，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这个18师的师长，叫张辉瓒。后来的剧情大家都熟悉了，整个18师9000余人连同师长张辉瓒一起被红军俘虏，王诤也在其中。

当时的红军，缺衣、缺粮、缺武器弹药……可以说什么都缺，但最缺乏的要数通讯方面的人员和器材。所以，毛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特别嘱咐参谋处长郭化若，看看国民党俘虏兵里面有没有懂电台并且愿意加入红军的。

被俘后的王诤，仅仅以俘虏的身份在苏区待了几天，就发现了这里与国民党军队有很大的不同。虽然红军缺衣少穿，但精神面貌很好；虽然日子苦了点，但官兵平等，旧军队打骂士兵的现象在这里找不到影子。

郭化若来到俘虏们面前，“愿意参加红军的留下，不愿意的发路费回家”的话音刚落，王诤就第一个举手，表示要参加红军。从此，王诤开始了他“开挂”一样的生涯。

王诤 王子纲 刘寅

在红军与国民党18师交战时，曾有战士看到过王诤使用的那部电台。红军战士没见过这玩意儿，不知道有什么用又很笨重，就砸毁了。后来发现，这部电台没完全损坏，接收功能还完好。于是，便有了王诤“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的佳话。

第一次“围剿”的惨败让蒋介石非常气愤，半年之后又派何应钦率领20万大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这次，蒋介石吸取了上次鲁涤平、张辉瓒等人冒进的教训，指挥何应钦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式向苏区推进。

由于国民党军这次非常谨慎，第一次反“围剿”中的“诱敌深入”已不太好“诱”了，形势相当紧迫。鱼不上钩，那要怎么钓呢？毛泽东同志的答案是，不钓了，主动出击。先打他一支弱旅，然后吸引其余敌人来救：放过虽只有3个师但战斗力较强的19路军，集中兵力打拥有5个师但战力弱的王金钰第5路军！

这个战术有个很高的要求，就是红军如何能够在国民党20万大军中准确知晓自己要打的第5路军在哪，以及其他国民党军队的位置，以确定最佳的进攻时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王诤，就是送来东风的人！王诤用他那半部电台，截获了王金钰发给何应钦的急电。由于国民党军根本不知道红军已经有了电台，还在用明码发报，电文中把国民党第5路军的番号、位置、动向甚至是士兵水土不服都报告得仔仔细细……

根据这一情报，毛泽东、朱德马上调集红一、红五两个军团的主力2万余人包围并全歼了国民党第5路军的28师和47师共3万余人。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著名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王诤同志功不可没。在这次战役中，红军从公秉藩的28师缴获了一部100W功率的大电台。利用这部100W的电台，中央苏区第一次实现了用无线电同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联系。所发的第一封电报即报告中央：苏区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请示中央同意。

苏区红军能和中央直接联系上，更方便地接受中央的指导，全军上下别提有多高兴了。回想1929年3月，红四军前委还在给中央的信中“诉苦”：

两年以来，因交通隔绝，仅得中央来信两件：一是去年六月四日长信，十月间在井冈山收到；二是六次大会决议案，今年一月在永新收到……

毛泽东同志讲到：

“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

红军领袖们对新组建的无线电大队可是当成宝贝来看待的，吃穿用优先供给，还专门配备了监护排、运输排、炊事班……不仅如此，为照顾技术人员，上级特批给王诤每月50银元的“技术津贴”，其他人员为30-40元不等。

但王诤和所属电台人员觉得这反而显得整个无线电大队太特殊，他们宁愿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同甘共苦。在王诤的带领下，电台人员主动写信给总部，要求取消给他们的津贴。左权同志接信后非常感动，向全军通报表扬了王诤等人的高尚品格。但上级之所以这样安排，还是有他们的用意的，因此最终津贴削减了大约一半。

随着红军通过战斗缴获的电台越来越多，王诤觉得此时苏区有能力也有必要开办一所学校，以培养更多无线电方面的人才。上级很快同意了王诤的建议，于1931年2月开设了红军自己的无线电训练班，由王诤任教员。学校后来扩大成为红军通信学校并任命王诤为首任校长。

红军通信学校先后培养了2000多名通信专业技术人才，为此后的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乃至新中国整个通信行业培养了大量技术骨干。其中，为大众所熟知的，有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的原型李白（无线电训练班二期学员）。

1944年，红军通信学校改名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1948年，学校又更名为华北军区电讯专科学校。后历经多次更名，于1988年，定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沿用至今。相信每一个西电人，都不会忘记他们的老校长，王诤将军。

让我们把视角再转回江西。第一次“围剿”被歼一个师，第二次“围剿”被歼两个师，这让蒋介石十分恼怒。

于是，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决定亲自跑到南昌指挥30万大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这次，国民党军再次改换策略，不再是第二次“围剿”时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而是凭借雄厚的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

对于国民党军将会以哪里为进攻重点，以及使用什么战略，红军起初并不知道。更危急的情况是，由于两次“围剿”时隔仅一个月，红军尚未完全休整，主力还在闽西地区。

关键时候，又是王诤！1930年6月30日，王诤截获了蒋介石发给何应钦的急电。原来蒋介石的计划是趁红军主力正在闽西，将30万军队分为左右两翼，由北到南直扑赣南根据地，毕其功于一役。

根据王诤的情报，毛泽东采取避实击虚，兵行险着的方式，由闽西绕到国民党军的后方实施破敌。但如何做到迂回穿插的时候不会顶头撞上国民党军呢？

还是王诤！他接连截获了多封国民党军调兵遣将的电报，使得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下定决心，在高兴圩地区国民党左右翼之间仅十公里多点狭小空间，实施穿插。本来就被红军牵着鼻子跑，已经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国民党军，面对突然杀到后方的红军主力，毫无准备。最终，第三次反“围剿”以红军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而结束。

为表彰王诤为反“围剿”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授予王诤二等红星奖章。这个奖章是红军时期的最高荣誉，看下历次得奖名单即可知荣誉程度（据公开可查资料）：一等，周、朱、彭、徐、陈等；二等，刘伯承、陈毅、滕代远、聂荣臻、张云逸、罗炳辉、王诤、萧克、寻淮洲等；三等，王震、李天佑、杨得志、杨勇、程子华等。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毛泽东同志有个习惯，即要求红军每打下一个地方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给他找报纸。这里面，既有毛泽东对知识、新闻的重视，也有被国民党封锁的无奈。红军有了自己的电台之后，王诤便把收听来的国民党及外国电台发出的各种新闻消息，翻译汇总后交给毛泽东。王诤整理的这些电讯稿，最后被郭化若命名为《参考消息》。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了今天。

王诤利用那部缴来的100W电台，播发了红军和共产党人自己的声音，并以此组建了红军第一个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红军抵达陕北后，通讯社改名为延安新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1939年初，延安新华通讯社与《新中华报》分开。前者，日后成为鼎鼎大名的新华社；后者，在1941年改为《解放日报》。

1940年，周恩来同志从苏联带回了共产国际援助的一台500W广播发射机。王诤利用此部广播机，在延安的王皮湾组建了我军第一个广播台，将延安的声音传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这个广播台，日后叫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旧址

长征时期，为保密起见，中央要求部队对之前的番号严格保密而改用代号互相联系。以“红章纵队”称呼中央机关、以“红星纵队”称呼军委机关，其他还有“红安纵队”、“南昌纵队”等等。上述诸纵队的命名工作，皆由王诤负责。

抗日战争后期，美军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行动。此时，国民党军所控制的地区基本在西南大后方，航程过远。因此，美军观察组便与延安方面相商，能否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华北、华中根据地建立气象站，以方便美军掌握气象数据，配合轰炸任务。

八路军总部同意了这一请求，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双方有了不同意见。美军方面起初十分傲慢，要求气象数据必须先经美方之手，而后由美方转发给国、共方面。王诤对此严词拒绝，表示气象站人员必须为我方人员，数据必须由我方发送给美军。美方见王诤如此坚决，最终只得同意。

王诤也利用这一机会，抽调军委三局人员成立了我军自己的气象班。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军接收了这一批气象台，加上先前开设气象班培养的人才，一起奠定了新中国气象部门的基础。

1949年11月1日，邮电部成立，王诤被任命为邮电部党组书记。在此后的三年多时间内，王诤主持规划了新中国邮电事业的发展道路。王诤主持建造的邮电管理体制，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的邮电分管时代。

1951年10月29日，已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长兼电信工业管理局局长的王诤，就建设无线电零件厂和电子管厂一事报告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当即批示“同意”。一个多月后，北京酒仙桥，一个名叫“国营北京电子管厂”（774厂）的工厂开始动工。若干年后，它有了另一个为人熟知的名字——京东方。

774厂车间

建国之后，百废待兴，新中国亟待苏联承诺的工业援助能早日兑现。这里的需要，既有重工业，也包括高科技领域。自1953年开始，苏联逐步援建了156个重点项目。但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援助，有个很尴尬的问题，即总要告诉苏联咱们需要他们援助什么项目吧。

对，我们甚至连需要什么都不知道。

1956年3月，国务院组织了各个行业的专家、知识分子，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研究整个科学技术领域哪些是最急需苏联援助的。结果，最后上报给国务院的报告像本书一样厚……就算苏联不反对，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开口说啥都要。

1956年4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前来协助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苏联18人专家团。但还未见着苏联专家的面，周恩来便敏锐地发现有哪里不对劲：18名专家里，竟然有6名是从事计算机、半导体等高新技术的科学家。

于是，周恩来急召王诤和自己曾经的特科老下属李强前来问询。二人凭借自己的经验和眼光，向总理报告计算机领域一定是未来发展的重点。于是便有了著名的“四项紧急措施”（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的出台。可以说，王诤将军，在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发展上，也是功不可没的。

三年之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同时面对美苏的封锁。中国计算机产业，正是靠着这个“紧急措施”，有了发展的种子。

1958年，中科院计算所研发出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03机，但是在试算的时候却不顺利，计算机的磁性存储设备“磁鼓”存在重大质量问题。苏联专家认为是生产厂家738厂（北京有线电厂）电镀工艺不合格造成的，可738厂的人却说加工是严格按照苏方提供的文件进行的。

当时碍于中苏关系，也没人敢当面说苏联方面提供资料有误。中科院计算所决定不用苏联资料，自行研发磁芯存储器，对此王诤很是支持。因为计算所的人手不够用，王诤派出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吃睡都在机房，以帮助中科院计算所做些穿磁芯板、焊接和安装的工作。计算所的专家们也想不到，战士们打仗勇猛，做起手工活也非常细致。不到一年，中国自主研发的磁芯存储技术宣告成功，不仅可靠性大大提高，运算速度还提升了几十倍。这种技术一直用到改革开放之后。

王诤将军对我国计算机产业的贡献还远不止此。

50年代末，集成电路由美国带头开始发展，中国也紧随着有了自己的集成电路产业。但是美国集成电路用的是英制单位，而苏联用的是公制单位，在选哪条路上专家们有了不同意见，但谁也不敢下定论。

一是因为谁也说不准未来美苏哪家会在集成电路上走得更远，二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谁也不敢担个“亲美”的帽子。最终，王诤果断拍板，我国的集成电路不跟随苏联而是跟随美国采取英制单位，这才奠定了后来国产集成电路能与国际接轨的基础。

1952年，适逢全国院系调整。苏联专家认为，无线电技术属于国防重点专业，不应当在地方院校中开设，强烈建议将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迁出。情急之下，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系主任孟昭英找到通信兵部主任王诤，并得到了王诤的支持。无线电系不仅没有从清华大学迁出，还得到了王诤调拨的通信设备以供教学。该系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最大的一个系，为我国我军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国雷达与电子技术行业的大佬——张履谦院士。1951年，25岁的张履谦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通信部服务，王诤非常欣赏这个年轻又好学的小伙子。

张履谦院士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飞机用先进的电子干扰手段执行“绞杀战”，频繁干扰我后方防空雷达，以方便其空军对我后勤补给线进行轰炸。彭德怀给军委发报，请求火速派人前往朝鲜解决难题。这次，王诤带着张履谦等人，亲自来到了朝鲜战场。他们用不断变换频率、加装抗干扰电路等手段，成功抵御了敌军的电磁干扰。

通过前线的实践，王诤证明没有看错这个小伙子。回国之后，王诤马上向军委写报告，建议成立我军雷达干扰与抗干扰小组，以张履谦为组长，自己为副组长。建议很快得到了同意。后来，王诤又负责组建了我国第一支电子战对抗部队和电子战研究所。

身为部长、早已功勋卓著的王诤，甘心给年轻人当副手，这让张履谦深受感触。他无法用话语来表达对王诤的敬佩之情，而是以干出成绩来报答王诤的知遇之恩。1985年，张履谦的微波统一测控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算是对曾经的上级兼老师交出最好的答卷了。遗憾的是，此时王诤将军已离世，不能亲眼看到了。

1970年，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后，研制第一颗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便被提上日程。但在此之前，与之配套的卫星地面站要先建成，否则卫星上天了也只是相当于多了个灯实现不了通信。

谁能完成此事呢？周恩来总理找到了王诤（1973年初）。王诤听后，当即表示三年之内一定完工。周总理起初以为王诤在开玩笑，但王诤紧接着表示可以立军令状，这一任务就这么定下来了。

1975年底，王诤郑重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国第一个卫星地球站建设成功！病重中的周恩来紧紧握着王诤的手说：“整整三年，言而有信！”

最后要说的是，王诤将军虽工作繁忙，抽不出太多时间来陪伴子女，但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长子王苏民，继承父亲的意愿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当兵服役，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少将军衔。幼子王建新，考入解放军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后成为总参某信息化研究所所长、某一体化指挥信息系统项目总师，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少将军衔。

王建新少将

写到这里，发现已经很长了。王诤将军的贡献绝非数千字能概括完，诸如我国的“两弹一星”、战略核潜艇、航空航天、防空自动化、稀土，甚至是电视机领域均有他的身影。王诤将军可以说是“又红又专”的典范，既是军人，也是科学家。

1955年，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8年，王诤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

谨以此文向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王诤将军致敬！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