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才(凤凰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办教师)

2023-04-26 富美财经 浏览量:

李子是界岭小学民办教师孙四海与有妇之夫王小兰的私生女。她的成长历程见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大农村、山区义务教育战线上四百多万民办教师的真实状况。像她这样从农村和山区走出来的孩子,大多已经人到中年。但是在这些人的记忆中,依然有着这些民办教师诲人不倦的身影,他们曾经担负着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一亿几千万中小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尽管王小兰因为奸情暴露,被自己瘫痪在床的丈夫活活掐死了,但是,李子从不恨自己的亲生父亲。因为她知道,孙四海是深爱着自己的母亲的,他是那个艰难环境中依然兢兢业业的教育模范。

王小兰瘫痪在床的丈夫看着女儿李子长得越来越像孙四海,也就越来越加重了对王小兰的虐待

二十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山区的义务教育事业中,有一大批活跃在讲台上的中坚力量,他们没有正式教师的编制,却有着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特有称谓:民办教师。而孙四海就是当时民办教师中的一员,并且是在界岭这一带山区中最远最深最高的界岭小学任教。用民办教师张英才的话来讲,站在山下自己的家门口,抬头往界岭小学的方向看一眼都觉得累。

凤凰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办教师


“若是哪天夜里听到笛子响了起来,那准是王小兰在孙四海那里睡过觉,刚走。”从民办教师邓有米的口中,张英才了解到了孙四海的一些情况。孙四海是一个人流浪到界岭的。当时的老村长发现孙四海认识字,有文化,就把他收留了下来,并且在界岭小学当了民办教师。孙四海这么多年一直不肯结婚,就是因为刚到界岭小学,就和王小兰成了情人。那王小兰的丈夫结婚不久就瘫在床上,什么事也做不了,一切全靠孙四海。孙四海也常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让学生每天上学放学在路边采些草药,交到王小兰的家里,积成堆后再拿去卖。

尽管邓有米的语气中对孙四海有贬损的意思,但是张英才却认为孙四海活像他那本小说里的年轻人,浪漫得像个诗人。而王小兰的女儿李子的作文《我的好妈妈》,让张英才在内心里对孙四海和王小兰产生了一丝敬意。

李子是界岭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也是孙四海和王小兰的私生女。王小兰的丈夫瘫痪后,不仅身体瘫痪了,生育功能也瘫痪了。李子在作文中写道:妈妈每天都要将同学们交到我家的药材洗净晒干,分类放好。凑成一担后就挑到山下收购部去卖。这是孙老师和妈妈商量好,用同学们交的草药,换每年要用的新书。山路很不好走,妈妈回家时身上经常这儿一块血迹,那儿一道伤痕。今年天气不好,草药霉烂了不少,收购部的人不是扣秤,就是压价,新学期到了,仍没凑够给班上同学买书的钱,妈妈后来将给爸爸备的一副棺材卖了,才凑齐钱,交给了孙老师去给同学们买书。

下午本来是数学课,张英才却将李子的作文抄到黑板上,自己先大声朗诵一遍,又叫同学们齐声朗诵十遍。学校的教室破旧了,窟窿多,不隔音,所有年级的同学都听到了李子的作文。张英才将自己从山下带来的八个皮蛋送给了孙四海。而孙四海放学后又托李子将皮蛋带给了王小兰,并让李子转告说,有个新来的张老师问王小兰好。

张英才是被邓有米和孙四海的笛声叫醒的。在笛子奏响的国歌声中,张英才看到窗外的学生们正在余校长的带领下升国旗。九月的山里,晨风又大又凉,这支小小的队伍中,多数孩子只穿着背心短裤,黑瘦的小腿在风里簌簌抖动。大约是冷的缘故,孩子们唱歌时格外用力,最用力的是余校长的儿子余志。

凤凰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办教师


看着走出门的张英才,余校长伤感地说道,又少了一个爱读书的学生。昨天晚上有人捎信,说学校一个孩子的父亲在外面挖煤出事故死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男人,得回去顶大梁,不然日子就没法过了。尽管只有十二岁,但是听到父亲的死讯时,只红了红眼圈,硬是没有哭出来。反倒劝安慰他的余校长,说自己会抽空读书的,将来若有出息,一定要回学校给老师们磕头谢恩的。

张英才劝余校长将这些事通过教育站万站长向上面反映,让县里或者省里出面关心一下这些孩子。余校长感叹道,这山大得很咧,许多人连饭也吃不饱,哪能顾到教育上来。不过听说国家在搞科技扶贫。搞科技就要先抓教育,孩子们就有希望了。

站在一旁的邓有米插嘴说,还希望我们几个都能早点转正。民办教师转正,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民办教师职业生涯的最高追求。

张英才一封举报信将工作作弊的余校长告到了教育局,也揭开了舅舅万站长内心的伤疤

张英才高考落榜后,在舅舅----乡教育站万站长的帮助下,谋了份代课教师的工作。但他对舅舅的怨恨要大于感谢,因为舅舅让他去代课的学校正是界岭小学。而乡中心小学代课教师的名额舅舅却给了他的老情人蓝小梅的儿子蓝飞。然而,为了这份工作,舅舅还找了副四百度的眼镜让并不近视的他戴上。万站长就是以张英才的眼睛高度近视为由才给他谋下这份工作的。尽管这个理由并不充分,但总比没有强。而张英才高中的班主任一直激励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从这句话里,就可以感受到张英才来界岭小学代课的怨气有多大。

凤凰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办教师


当张英才亲眼看到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在界岭小学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依然兢兢业业的干着教书育人的工作,心头的怨气较之前少了许多。然而,一次县教育局的工作检查,却让张英才看到了余校长他们对学校工作的弄虚作假,并且一封举报信将余校长告到了县教育局。

万站长让张英才捎回来一个紧急通知,关于迎接全县贯彻义务教育法工作检查验收的紧急通知。一向不独自做主的余校长表现出少有的严肃,说话的语气和神态也更像一个校长。针对这次检查,他宣布了几条纪律:一切为了界岭的教育事业,一切为了界岭的孩子,一切为了界岭小学的前途。孙四海提议请村长余实和老会计来学校吃顿饭,让村里把拖欠老师的工资发了。民办教师因为不在财政的编制内,工资只能由村里发放。村长余实又是个难缠的主,因此界岭小学的老师已经九个月没有开工资了。余校长也想借县教育局检查的东风,给老师们要点钱。

因为王小兰做饭的手艺好,做的饭菜又省料又清爽,这餐饭的大厨也就非王小兰莫属了。酒至半酣,老会计拉住王小兰的手,非要让不会喝酒的王小兰陪他喝杯酒,否则就让王小兰在他脸上亲一下。孙四海的脸色立刻涨得像一大块猪肝。早已看不下去的张英才,也不管老会计同不同意,拿起杯子就替王小兰喝了三杯,并且要求老会计也喝三杯,不然就从桌子底下爬过去。老会计的酒量毕竟不能和血气方刚的张英才比,硬是被张英才逼着从桌子底下爬了一回。一向认为手握实权的老会计没想到栽在了村小学民办教师的手上。但张英才毕竟是万站长的外甥,他还是怵着几分的。晚饭后,王小兰大大方方地进了孙四海的屋子。张英才隐隐从窗外听到了女人嗡嗡的哭声,像电影里面两个人搂在一起时的那种哭声。这天夜里,孙四海的笛声响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升完国旗后,张英才发现叶碧秋在替王小毛写作业。叶碧秋是五年级排在前三名的学生,而王小毛只是在开学的时候报了个名,连教室都没进,就回去了。虽然余校长动员了几次,但是他家里太困难,读不起书。张英才从叶碧秋的嘴里还得知,余校长安排一个学习好的同学负责给两个只报名不上学的学生补作业,做完了,每个学生奖励一支铅笔,两个作业本。当万站长带着检查团来到学校时,张英才发现学校里的学生似乎比平时多出许多。检查结束时,县教育局的一位主任在总结会上讲到,在办学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界岭小学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多的入学率,真是一个奇迹!原来这次检查扫盲只是个幌子,重点是适龄儿童是否入学。万站长也对检查团讲道,这次界岭小学如果评不上先进,自己就不当这个教育站长了。

凤凰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办教师


原来余校长他们在偷梁换柱,张冠李戴,把他和万站长都耍了。张英才给万站长和教育局的负责人各写了一封举报信。

本以为立了功的孙英才万万没想到,被舅舅万站长两巴掌差点打得掉到溪水里去。万站长生气地说道,你为什么要告状?天下就你正派?天下就你眼睛看得清?我们都是伪君子?睁眼瞎?你以为我不知道这穷鬼都不肯来的地方,实际入学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几?我在这儿教书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入学率才达到百分之十六呀!如果实际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几,让余校长当全国劳模都委屈,要当教育部长才合适。

万站长的脸色缓和了一些,长叹了一声说道,你只花一张邮票钱,就弄掉了学校的先进和八百元奖金,余校长早就指望用这笔钱来维修教室。其实,这儿的情况县里完全清楚,想提高这里的入学率,比别处抓高考升学率还难,都同意界岭小学当先进,你捅了一下后就不行了,窗纸捅破了漏风!

凤凰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办教师


张英才后来才知道,万站长当年也在界岭小学当民办教师,和他同时任教的女老师正是明爱芬,余校长的那个常年卧床的爱人。那年腊月,明爱芬刚生下儿子余志,就去县里参加民办教师转正考试,为了赶车,她从没有桥的冷水河里趟过去,还没进考场,人就病倒了。抬回来后,人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万站长那一年通过了考试,转正后调离了界岭小学,后来当了乡教育站的站长。临行前,感觉心有愧疚的万站长,送了明爱芬一把凤凰琴。

张英才后来又知道,为了凑够修教室的钱,孙四海将自己种的茯苓提前挖了卖了,才使得学生们冬天不至于在教室遭受冻馁之苦。

张英才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他根据界岭小学的情况,写了篇《大山,小学,国旗》的文章。然后背着余校长,悄悄下山,将这篇文章寄给了省报社。

投稿信发出一周后,省报高级记者王主任来到了界岭小学。原来张英才的稿件寄到报社后,读过的人没有不感动的。为了确保此事的真实性,报社专门派他来核实情况。王主任走后不久,万站长陪同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县教育局的一位副局长,亲自上山,送来了刚出版的省报。在报纸的头版,正刊登着张英才的那篇《大山,小学,国旗》的文章,并且加了编者按和王主任拍的界岭小学的照片。县里来的领导在山上待了两天,客气的问余校长还有什么要求。没想到余校长只是说能不能帮忙添置一些课桌课椅。一旁的张英才赶忙开口道,请领导们发点善心,给几个转正指标,解决这些老民办教师的后顾之忧。

凤凰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办教师


一百套桌椅和一个转正名额,让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欣喜若狂。万站长强调,这个转正指标是戴着帽子下来的,那就是给张英才的。但是为了体现公平,名额的分配还是要进行无记名投票的。并且提前告诉张英才,这样的投票,一百个人参加,如果只有一个名额,就会是一百个人,人人都能得一票,因为参加投票的,都是自己投自己的票。因此,让张英才一定投自己,否则就会有人是两票,自己也就没有机会转正了。然而,当着舅舅万站长的面,张英才还是将自己的票投给了余校长。但是,最后唱票的结果还是一人一票,因为余校长将他的一票投给了张英才。

在张英才的提议下,转正名额给了余校长。尽管孙四海和邓有米并不是很愿意。然而,余校长却请求万站长将这个转正名额给了自己的妻子明爱芬,了却这个随时可能辞世的病人的心愿。万站长说道,只要大家能够保密,不对外讲明爱芬是个废人,他就同意。得知消息的明爱芬激动地将手洗干净,才拿起笔填写那张神圣的民办教师转正表。然而,拿起钢笔的那只手却突然落在了床上。她带着满足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凤凰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办教师


最后,这个转正名额还是给了张英才,他离开了界岭小学。代替他的是陆续到来的支教老师。作家刘醒龙的《凤凰琴》是曾经一度达到四百万人之多的中国农村民办教师的缩影,也是这些默默奉献在教育战线上的天行者的赞歌。这些虽然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历史不会忘记那些曾经支撑广大农村教育事业的美丽身影,因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他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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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刘醒龙《凤凰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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