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上）：通读格拉斯登教程

阅读使人成长2023-12-02 12:253天前 12点25分·北京·网易号教育内容作者已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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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江泽民同志从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调到武汉，被任命为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热工所）所长兼代理党委书记。上任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全面负责研究所的党政工作。1970年冬，他调到一机部工作。江泽民同志在一机部武汉热工所工作、生活的四年多，正是热工所刚从北京迁到武汉的艰难建所时日，又遇上“文化大革命”大动乱的高潮时期。在这四年多的特殊环境、非常时期，江泽民同志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事业的高度负责、对职工的热诚关爱，以出众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艺术、宽厚的大度胸怀、朴实的工作作风，领导全所职工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建所工作，为完成当时所承担的军工任务，稳定局面，缓解“文革”中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同时，他还以平易近人的作风、处事公正的亲和力、善解人意的思想工作，稳妥地解决热工所的体制问题，认真负责地为安置好职工的工作单位作出了积极的有成效的努力。他在这一时期里显现出来的政治敏锐性、工作能力、人格品质、文化素养，为热工所的广大职工所赞誉。本书诸篇文稿，是原热工所的部分干部和技术人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江泽民同志在热工所的点点滴滴感人事例和由此折射出来的光辉亮点。上任热工所奋斗核工业—机部热工所正式批文名称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原子能设备制造所。为保密，对外称一机部武汉热工所。它的前身，是由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和一机部于1962年共同组建的联合设计处。该处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一项核工程设备的施工设计，并在设备制造过程中提供技术服务。1963年，一机部以组建联合设计处时抽调的技术骨干和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为基础，在北京成立了一机部热工所。1964年基本完成了联合设计处所承担的801工程设计任务。根据当时战备需要，1965年夏，一机部决定热工所迁往武汉。按照中央当时的方针，热工所最终要在“三线”地区的四川建所。迁往武汉锅炉厂落户，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热工所刚搬迁到武汉时，没有办公楼，没有实验室,借武汉锅炉厂的一座旧厂房，分隔成许多部分，分别作为办公室和实验室，并暂借武锅技校一幢三层楼房作为职工宿舍。后来，才建了一幢四层楼房，一、二层办公用，三、四层住宿用。热工所设在北京时的领导人一个都没有随迁到武汉。为了加强领导，一机部对武汉热工所的领导班子作了重新配备。江泽民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这样的条件下被任命为热工所新一任所长的，其他所领导有副所长黄光华、陆善明同志，总工程师李彼得同志。武汉是我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气候方面的舒适与上海不能相比，其他方面也与上海有较大差别。江泽民同志离开条件优越的上海，离开熟悉的工作，离开温馨的家庭和亲人，毅然只身到武汉赴任。对他这种不讲条件、不畏艰苦、不怕任务艰巨、一心为国家核工业献身的精神，热工所的同志非常佩服。艰苦朴素以身作则江泽民同志作为部属研究所的党政一把手，本应有较好的生活待遇。可他到热工所上任时生活条件很差，只能和职工一样，住在武锅技校集体宿舍，三个人挤一间。新大楼建成后，才搬进三楼的集体宿舍，住一个单间。一年多后，由于所里年轻技术人员婚后无房，只能挤出一些集体宿舍，分隔后解决婚后无房户的困难。这样，江泽民同志的房间又增添了其他职工与其同住。遇到同室职工家属来所探亲时,他就搬到其他宿舍临时搭铺。他毫无怨言，以身作则，带领职工克服困难。他和职工一样，天天到武汉锅炉厂的大食堂排队买饭。有时工作忙，顾不上到食堂吃饭，就叫同宿舍同事代他买回饭菜，或者用煤油炉自己煮碗挂面。他在武汉热工所工作期间的生活用品很简单：一个旧皮箱，一个人造革袋，一条蓝底小花棉布被子，一顶单人蚊帐,一台小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个煤油炉，后来又添了一个煤球炉。他常年穿一身半旧的深色呢子中山装。酷热的夏天，宿舍里没有电风扇，下班后他与单身职工一起在楼顶上乘凉、休息、谈心。在武汉热工所工作期间，他的月工资只有一百五十八元。段抗全有几次在发月薪后去邮局寄钱时，看到同在邮局汇款的江泽民同志，见证了他一个月工资的汇款去向：汇给扬州的双亲四十元，给在安徽林学院、南京师范学院上学的妹妹泽慧、泽玲各寄十五元，自己只留二十多元作为生活费，其余寄给上海家人作生活开支，可见那时江泽民同志生活的艰苦。热工所里凡是和江泽民同志接触交往过的同事，都深切体验到他非常随和亲切，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都乐意和他交心畅谈。因而，他也能听到众多职工的实情真言。江泽民同志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好作风，使他成为全所员工最为敬重、威望最高的领导和朋友。他也通过与许多技术员的交谈和沟通，了解了热工所的现状、特点、任务和大家对发展方向的意见。他在听取各种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热工所的建所方案和发展规划，确定了工作目标，组织全所同志承担了国家801工程和09工程的部分设备试验研究工作，开展了“三线”新址选择的调研工作。他在到所后的短时间内，就建立起了正常的科研和设计工作秩序。“文革”受冲击逆境抓科研江泽民同志正满怀豪情地领导全所正常开展科研和设计工作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般地爆发了。武汉是中南重镇、大学密集之地，“文革”来势之猛，为人们始料未及，大学里所谓揭批“走资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对于“文革”，江泽民同志也是没有思想准备。为了了解情况、掌握动态，他多次骑自行车到华中工学院、武汉大学等院校看大字报，听大辩论，作社会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一方面，他在职工中做思想工作，动员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一些有缺点和错误的同志，不要随便揪“反革命”，不要错批好人。另一方面，他顶着被指责“以生产妨碍革命”的压力，说服和组织职工继续坚持设计和试验工作。同时，他还派出技术人员到生产厂家做好技术服务工作，尽可能减少“文革”动乱造成的影响，使热工所承担的国家项目如期完成。这在当时的武汉乃至全国，是很不容易的。热工所的群众受社会上的影响，也分别成立了所谓造反派“战斗队”和保守派“红五月”两个群众组织，在所内展开了大辩论。大字报贴满热工所大楼内走廊。一些干部公开“亮相”，站在一派，反对另一派，给派性斗争火上浇油。江泽民同志态度非常鲜明，反对干部“站队”，自己以身作则，理直气壮地同两派群众接触、交谈，做思想工作。有些人要江泽民同志对一派组织表态支持，他毫不含糊地说:你们都是拥护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参加哪一派都是革命群众。他还提醒两派群众：社会上复杂，不要参与外面的活动。1967年7月20日，正当武汉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工总”和“百万雄师”派性斗争达到白热化的时候，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文革”的代表到武汉，公开支持“工总”，反对“百万雄师”，支一派压一派，从而引发了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军人和广大“百万雄师”群众的不满。群情激昂，矛盾激化，导致军人上街武装游行、群众揪斗王力等人的严重事态。这一反对“中央文革”错误表态的行动，被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宣布为“武汉七二O反革命事件”。“七二O事件”后，武汉三镇形成了一派掌权、一派受压的局面，加上受上海造反派夺权的影响，各级党委和政府被迫停止了工作。在这种形势下,江泽民同志也被剥夺了在热工所的领导权，从领导岗位上“靠边站”了,并且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审查，承受着人格被侮辱、政治待遇被剥夺的痛苦。对于批判中的不实之词，他一概据理予以否认，话虽说得婉转，但决不模棱两可，意思表达得明明白白。1967年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访问武汉锅炉厂时，江泽民同志和其他受审查的干部一起被禁闭在办公室，不准加入厂前欢迎群众的行列，因而未能亲眼目睹周总理的风采。还有一次，不准江泽民同志观看有世界冠军林慧卿参加的国家乒乓球队在武汉锅炉厂的精彩表演。在他看来，这种政治权利的剥夺是不能容忍的。经过所谓“政治审查”，证明江泽民同志历史清白，工作表现出众，所有莫须有的问题均被否定。按照当时的政策，江泽民同志得到了“解放”，理应迅速增补进领导班子，恢复其领导职务。可是，按照军宣队的意见，只让他担任了三室党支部书记之职。这对他太不公平。后来,恢复江泽民同志职务的报告上报湖北省革委会审批时，由于某些人的妒忌、阻挠和干扰，尚未来得及批复，热工所就撤销了。但在一机部领导和热工所职工的心目中,江泽民同志仍然是热工所无可争议的所领导。尽管江泽民同志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剥夺了领导全所工作的权力，但他对党的事业仍然忠心耿耿，对自己的政治信念坚定不移，对热工所的工作关心如初，对同志关心爱护并时时加以保护。他开导因受到批判而产生情绪的其他领导干部，要他们正确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对受到批判打击的副所长陆善明给予关心和宽慰,要他坚信党的组织和政策；对向“中央文革”提出看法而被当作“反革命”受批斗的办公室主任杨峻岭表示同情，并明确指出：杨峻岭曾是中南海中央警卫团战士，是党员，按党章规定，有权向中央反映个人意见，因此说他“反革命”是不妥当的。江泽民同志当面对杨峻岭讲，你是好同志，相信今后会有公正评价的，要坚定信心。江泽民同志念念不忘所内的工作，在因“文革”干扰所内任务不足的情况下,他要求二室的同志熟悉产品的设计程序，多了解和研究技术资料，为以后的工作奠定基础；要求三室的同志完善试验设施，继续进行不锈钢螺纹咬死等课题研究；要求四室同志收集整理和翻译有关资料，编写资料摘要，开放资料室、图书室，为专业科室服务。江泽民同志熟悉英语，同时会俄语、日语等多种外语。他深知外语的重要性。为了提高技术人员的外语水平，他倡导并组织了英语、日语学习班，得到所内技术人员的热烈响应。半年的外语学习班，为这些技术人员自学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单位重要的外语人才。江泽民同志大力提倡青年技术人员学习专业知识，提高业务能力,以适应工作需要。他自己以身作则，除工作和参加运动外，抓紧时间学习。同宿舍的同志都知道，他天天晚上在办公室学习到很晚才回来睡觉。他系统地读完了格拉斯登编著的长达三百多页的核工程教程,为全所技术人员作出了榜样。关爱职工乐于助人江泽民同志在热工所四年多时间，热工所同事至今传颂着他关爱职工、乐于助人的许多故事。当他知道技术员梁敏海的小孩毛毛晚上丢失、全家为此焦急万分后，立即组织所内人员，联系、安排车辆,连夜分头寻找。他坐在办公室具体指挥，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找回毛毛后才休息。梁敏海夫妇感激万分，至今不忘江泽民同志的真诚关爱之情。在当时物资短缺的年代，常到北京出差的段抗全回武汉前，总要代所里职工购买搓衣板、铝盆、肥皂等日用品带回武汉。有几次，江泽民同志也正好在北京出差，当他得知这些情况后，在段抗全离京时,特意赶到小西天段抗全的住地，帮着段抗全提着装有铝盆、搓衣板的网兜，挤公共汽车，进火车站，一直送到车厢里，才分手回旅馆。1966年9月，热工所内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求将一位同志的岳母赶回乡下去，要江泽民同志表态同意这一做法。江泽民同志认为，这位技术员的岳父仅仅是有一些历史问题，现在还住在上海，而他的岳母并没有问题，根本没有理由赶走她。江泽民同志顶住了压力，保护了同志。热工所的青年知识分子多，有的大学毕业好多年尚未结婚，江泽民同志为他们操心，努力促成其婚配；有的夫妻分居两地，他指示人事部门想方设法为他们办理调动手续，解决分居困难；一些已婚职工和准备结婚的职工急需住房，但当时根本不具备建房条件，江泽民同志想方设法调整单身宿舍，每间多住个把人，仓库也利用起来，腾出好几间房子，然后每间隔成两个小间，解决无房的燃眉之急，使双职工有了个夫妇同住一室的家。理顺关系调整体制核工程项目属于军工行业，研究开发、物理计算、堆型选择、参数确定由二机部所辖第二研究设计院承担，核工程设备的施工设计、设备加工制造中的技术服务由一机部武汉热工所承担。而核工程设备制造完成后，在基地安装和运行又由二机部二院承担。江泽民同志在考虑热工所的发展方向时，从技术人员的反映和三年来的工作实践中了解到，一个核工程项目，分在两个部的不同单位中去实施，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重复和协调工作，而且力量分散，浪费人力和物力。如果把两个院所的技术力量合并在一起，可以理顺关系，集中技术力量，又快又好地把核工程事业做好。为此，江泽民同志从战略高度，向—机部领导提出了理顺关系、调整体制的建议，建议将热工所的主要技术力量并入二机部二院。江泽民同志一次次地跑一机部，多次向有关领导汇报自己的想法和所内技术人员的要求，最终得到有关部委的同意，下发了热工所体制调整的有关文件。热工所的体制明确后，江泽民同志又想方设法，解决了所内三百余名职工的工作去向和所里财产处理等困难问题，使这一极为复杂的热工所体制撤并工作较圆满地完成。一机部和二机部的领导都十分满意，给予很高的评价。许多技术人员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成为新单位的骨干力量,作出了新的贡献。情系热工所关注老同事江泽民同志在热工所的特殊年代里，在社会动荡的风雨中，与全所同志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感情。他在调离热工所后三十多年中,时时惦记着原热工所的同事。1974年，他在一机部外事局任职时，得知原热工所的技术员刘振华患重病在北京住院后，在百忙之中专程前往医院看望和慰问。刘振华医治无效去世后，他又到医院向刘振华的遗体告别。当江泽民同志了解到刘振华的妻子和幼女生活上有困难后,设法帮助她调到其父母所在的长沙市工作。在河北巨鹿县经委工作的原热工所技术员吉志广身患癌症，久医无效病故，一大笔医疗费用一时无法报销。原热工所的同志将情况向已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反映后，他关照有关方面按规定予以报销。无论江泽民同志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工作，也不管江泽民同志身任何职，原热工所的同事出差或路过他工作的地方，总不忘去拜访可亲的老所长。而他也总是一如既往，热情地接见这些同事。在他成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到很多地方调研视察，公务繁忙之中，也不忘关爱生活在他所到之处的原热工所同事。1992年1月21日，江泽民同志到江苏考察工作，到达常州当晚，他就和王冶坪同志接见了丁瑞芝夫妇及其孩子一家人，在亲切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后，还询问原热工所一些同事的情况。1992年12月下旬，江泽民同志到湖北农村调研，并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南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于25日晚上接见了在武汉工作的原热工所副所长陆善明和中层干部陈坚，并通过他们了解在武汉工作的原热工所其他同事的情况。江泽民同志还曾在江西井冈山考察工作时接见过原热工所的吴成生，在安徽芜湖考察工作时接见过原热工所的范长炎，等等。后来，得知在上海住院的吴成生身患重病后，江泽民同志亲自关照有关方面安排医疗专家救治，并委派小儿子绵康代表他到医院病房看望。对此，吴成生及其家属感激万分。古诗云，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新春佳节来临之时，江泽民总书记总要和家人、亲属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此时此刻，他也常常想念原热工所的同事们。1994年春节前两天和2005年春节前的1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王冶坪同志陪伴下，两次在中南海接见在北京工作的原热工所部分同事，老领导愉快、亲切地和他们交谈，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勉励他们继续努力，为国家多作贡献。与有的同志自武汉热工所分别后已有三十多年未见面，虽是第一次重逢，但江泽民总书记仍然一见面就能说出他们的名字、特点和专长。江总书记的超常记忆力和对原热工所同事的真情，令大家折服和惊讶。在接见中，谈家常，引诗文，论古今，问情况，忆往昔，大家备感亲切，深受启发。江泽民同志还设宴款待他们，并给每个人赠诗。被接见的十多位原热工所同事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他们的老所长江泽民同志虽然地位变了,但随和可亲、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一点也没有变。他对原热工所同事们的亲情更浓了。江泽民同志具有以德感人的博大胸怀。曾经是热工所群众组织核心成员的丁瑞芝和傅满昌、专案组负责人陈书云，多次在中南海受到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的亲切接见。总书记关怀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使这些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更加努力工作，决心作出成绩，报答总书记的关爱。江泽民同志对原热工所同事的每一次接见、每一份关爱，都使他们得到深深的教诲：做人做事就要以老所长江泽民同志为楷模，对事业赤胆忠心，对同志真心实意。江泽民同志是原热工所同事们的骄傲,是他们的最敬爱的师长。他们崇敬的老所长江泽民同志在中国主政十三载，忠实地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路线，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领导十三亿中国人民走上富民强国之路。人民安定团结，国家繁荣富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他引领中华民族跨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2005年12月（本文由丁瑞芝根据原热工所同事陆善明、刘阳、王觉、赵木森、周汉平、叶迪隆、卢湖海、吴惠芳、孙雅琴、顾大欣、陈书云、傅满昌、黄治国等二十八位同志提供的文稿和资料汇总编写）2 我们尊敬的江泽民同志丁瑞芝我是1965年8月清华大学动力系毕业后分配到一机部武汉热工所的，1971年初离开热工所。回忆和江泽民同志相处和共事四年多的这段经历，一些往事记忆犹新，至今仍感到亲切。随和可亲的所长我第一次和江泽民同志面谈是在他的一楼办公室。一天我无意中路过，见到江泽民同志一个人在办公室，就走了进去，叫了声“江所长，您好!”他应了一声后请我坐下，亲切地问了我所学专业、家庭情况和在武汉锅炉厂劳动实习方面的事情。我向江泽民同志一一作了汇报。他很专注地听我回答，不时地提一些问题，给我一种随和亲近的感受，没有上下级的那种可敬而不可亲的感觉，因此，我就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向他吐露。我对他讲了我遇到的一个难题：我爱人是农村户口，工作后才知道农村户口不可能调到城市里来，这样的话,我们只能长期分居了。江泽民同志听后，安慰我说：不要急，今后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他的理解、体贴人的情感表露，平和温良的言语，给我非常强烈的感觉：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所长。在随后的几年里，热工所人事科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明确指示，通过调进、调出的办法，解决了好多职工夫妇分居的困难。1970年冬,我也落实了调到常州市的工作单位，解决了两地分居的困难。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期，党的“九大”刚闭幕，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山东的王效禹掀起了一股“反复旧”的邪风，武汉的造反派头面人物朱鸿霞等人也在武汉锅炉厂前广场贴出了几十张“反复旧”的大字报，反对在“文革”初期被错误打倒的领导干部重新结合进各级革委会。我看了后写了六张小字报，贴在他们的大字报上,逐一批判朱鸿霞等人的错误观点，反对他们的“反复旧”运动，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他们扬言要揪斗我。热工所的军代表向我转告军区领导的口信，要我注意安全，暂时不要一个人外出。军代表还建议我搬到江泽民同志的房间里住，这样更安全些。江泽民同志支持我反对极左分子的观点和做法，认为我做得对。为此，我搬到了江泽民同志的房间，我们两个人同住一室，使我在晚上有了安全感。他的随和、可亲和善谈，使我没有不自然、受拘束的感觉。在这特殊年代里，我和江泽民同志同住一室，愉快地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1969年冬，我随同江泽民同志出差北京。一天，我们在一机部办事后，中午在甘家口商场旁边的一个小餐馆排队买饺子。当时是物资短缺的年代，买饺子也要粮票，我们一边排着队，一边在衣袋里找粮票。不巧，我们两个人的粮票都在旅馆里，身上没有一两粮票，我无奈地摊开手，又不好意思向不认识的旁人开口求援。江泽民同志看出了我的无奈，就低声地向前面的一位男同志说明情况，商请他支援我们一些粮票。那位同志爽快地给了江泽民同志六两北京粮票。江泽民同志谢过后，立即给了我三两，我不好意思又感激地接过粮票，我们各人买了饺子，解决了午饭。我是一名参加工作才三年多的青年，这种尴尬的求援之事，理应由我去做，我却没有去做。江泽民同志是部属研究所的所长，他却没有一点架子，做了本该由我去做的事。从这件平凡的小事中，折射出了江泽民同志的平易、真诚和崇高，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我也时时记在心头。原热工所技术员吴惠芳对我讲过：“我曾住在热工所大楼的三楼,大约1967年秋，我妈妈从上海来到我们家里小住。住在我们对面的江泽民同志看到我妈后，就到我们家来看望我妈妈，亲切地和我妈妈谈家常事，问我妈妈崇明岛的棉花长得怎么样？问这问那，有说有笑,交谈了五十分钟。江泽民同志离开后，我妈妈对我说，这位同志真好,说话和和气气。我对妈妈说，他是我们所的领导！八十年代江泽民同志担任上海市市长后，我妈妈在上海对邻居自豪地说，我认识这个江市长，六十年代在武汉和我交谈过。”江泽民同志是非常关心职工的,处处让人感到平易、亲切。江泽民同志调到北京工作后，直到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职位几经升迁，可他对原热工所同事的情谊没有改变。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总牵挂着热工所的同事们。1992年1月，江泽民主席接见我时,向我了解原热工所同事的情况后，要我联系一些同事，约定一个时间,在北京见见面。本想当年春节安排此事，后由于他的工作实在太忙,节前我也未有机会出差北京，此事就耽搁下来了。1993年10月9日晚上，我在中南海江主席家中时，江主席又一次问了原热工所一些同事的情况，江主席问我：“陈书云现在哪里?”我说：“在核工业部当教授级高级参谋，处长。”江主席说：“陈书云的爱人叫符美珍。”接着，江主席又问：“傅小兵（即傅满昌）在哪里?”我说：“傅小兵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在大亚湾核电站。”江主席说：“傅小兵的爱人是小徐。”江主席还问我：“有一个在东北吉林的叫张……”我抢着回答说：“叫张启祥。”江主席纠正说：“张启祥在北京。”江主席还谈了好些原热工所同事的情况。可见，江泽民同志记忆力很好，时隔二十多年，许多同事的情况仍然记在心上。1994年2月9日，春节前两天，陈书云按照江泽民同志的嘱咐，联系了在北京工作的一位同事，到中南海，受到江主席的亲切接见。2005年1月9日下午，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在家中接见我,在又一次询问了原热工所同事的情况后说：“我已经七十九岁了，想再见一次原热工所的同事，你联系一下，在北京的一些原热工所同事作为代表，在你住的招待所聚一次，我和王冶坪来，聚谈后在招待所吃晚饭。”在问了我离京的日期后，他当即决定在1月12日下午会见原热工所同事。我和陈书云商量了一份十二位在京原热工所同事名单，报送江泽民同志。到了12日下午，江泽民同志派人开了面包车和我一起把参加接见的原热工所同事接到招待所。江泽民同志最了解原热工所同事的期盼和心情，在会见前，由于上午有活动，他不顾七十九岁高龄，放弃了中午休息时间，在王冶坪同志陪伴下，用毛笔书写了唐宋七绝、七律诗各一首。唐诗是李白的《客中作》，宋诗是陆游的《秋思》。写好后复印了十二份，然后分别在每一份上亲笔写上被接见的同事及其配偶的名字，以此留念。李白的《客中作》四句是：“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江泽民同志让人取来了山东生产的兰陵美酒——兰陵王酒。在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与每位同事一一握手后，江泽民同志赠送的两首诗和酒被分送给大家。同事们看着手中江泽民同志亲笔书写的诗卷和座位处的兰陵王酒时，都非常激动！大家坐下来后，江泽民同志逐句讲解了两首诗的诗意和内涵，大家深受启迪。江泽民同志赠送给大家的诗和酒十分珍贵，寓意很深。诗中有酒，酒中有诗，诗美酒香。这是江泽民同志对原热工所同事们的浓浓深情、真诚关爱、心与心交流。江泽民同志和大家聚谈到晚上六时，设宴款待大家。宴会开始前，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后，又分别与每位同事单独合影。席间，江泽民同志和大家一同品尝了兰陵美酒，进行了轻松的交谈,大家在笑声中度过了欢快的三个小时。后来，被接见的同事又收到了记录接见情景的光盘，更为喜悦。为这次与原热工所同事的欢聚，江泽民同志想得细致，安排得周到。同事们想到的，他都想到了、做到了；同事们没有想到的，他也想到了、安排了。这么用心的会见，倾注了江泽民同志对原热工所同事们的思念、深情和勉励。江泽民同志真是我们的好所长啊！离开热工所三十五年了，可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心心相印。江泽民同志在热工所的四年多时间里，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平常生活中，大家都愿意接近他，愿意和他说真心话，乐意和他亲近。我深深地感到他是我们的一位可信赖的可接近的平易亲和的好领导。不“站队”的所长江泽民同志主持热工所党政全面工作不久，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武汉大动荡的“文革”中，出现了两大派组织：“工总”和“百万雄师”。当时，“工总”被称为造反派组织，“百万雄师”被称为保守派组织。由于“工总”曾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取缔，围绕为“工总”平反和不准平反，两派组织展开了大辩论，继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斗。在这激烈的大动乱中，热工所的群众也毫无例外地分别成立了“红五月”和“战斗队”两个针锋相对的组织。我因赞同为“工总”平反而参加了“战斗队”，并成为其负责人之一。所内一些干部或明或暗先后表明态度：赞同“战斗队”或“红五月”，被称为干部“站队”。这部分“站队”干部成为两派组织各自的“后台”。江泽民同志在热工所的威望最高，两派组织的头头都期盼着他站在自己一边。然而，江泽民同志在“文革”中自始至终不投某一个组织所好,没有站在一派、压制另一派。在所内两派辩论激烈的那些日子里，我有时到他办公室聊聊，他对我说：“咱们热工所的人员都是经过审查挑选来的，素质比较好。我认为两个组织都是群众组织，不要相互斗,不要参与所外的派别活动，社会上复杂着呢！我不会站在哪一派、压制打击另外一派。”他还讲：“虽然现在的形势下咱们没有太多的设计任务，但可以利用时间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和外语，提高自己，总不会一直是这样乱哄哄的无政府状态吧？等到恢复正常秩序后，自己的知识就会有用武之地了。”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话，不止一次地对两派组织的头头和群众讲过。我是所里“战斗队”的头头之一。有一次，我和一位“战斗队”的联络员同去湖北大学实地察看“工总”的一个分部,看到里面乱糟糟的。回到所里，我对其他头头讲，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那样，社会上很复杂，咱们不要参加社会上组织的活动。由于江泽民同志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我们热工所的两派组织没有发生过武斗,参与社会上的活动也较少，相对地比较温和些。江泽民同志不“站队”，并不是他没有观点。恰恰相反，他在“文革”中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当批判他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毫不含糊地据理予以否认；在提到他的所谓“历史问题”时,他摆出事实予以澄清；他对所内造反派的个别人在批判会上动手打人的行为深恶痛绝，多次表示坚决反对；他看到所里一名职工从武汉军械库抢枪现场扛回来一挺机枪后，当即坚决予以阻止，劝告此人赶快把枪送回去，指出参与抢枪会犯大错误，是一种犯罪行为。陈坚曾讲起：“在文革中，李淑芳用报纸做裁剪短裤的纸样，报纸上恰好有毛主席语录。过春元抄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粗心少抄写了一个’不'字。这两件事在当时被上纲到'反毛主席的政治错误’，要受到批判。但江泽民同志认为，从这两位同志的本质去分析，他们是不会反对毛主席的，不要无限上纲上线。从而保护了这些同志。”一些干部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时，江泽民同志开导这些同志要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江泽民同志坚定的立场、鲜明的观点、公正的态度和高超的思想工作方法，缓解了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降低了动乱烈度，减少了动乱中的损失。勤奋学习的所长江泽民同志是一位勤于学习、善于钻研的专家型领导。即使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仍然坚持学习外国语言，阅读马列著作,浏览科技书籍。我多次随江泽民同志出差北京，参加会议或解决热工所的体制问题。每次出差途中，总看到他捧着一台在国外参加会议时买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中央台的对外外语广播，以此巩固和提高他的英语听力。他还总是利用出差的机会，尽可能多地参观、学习有关的科技项目,扩展自己的知识视野。有一次出差北京期间，我跟随他到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一机部机械设计研究院和新街口外的北京变压器厂，在研究和加工现场参观学习，了解可控硅单晶体的生产工艺及应用情况。他对正在飞速发展的电子工业技术十分感兴趣，参观中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后来，八十年代江泽民同志被任命为我国电子工业部部长，可能与他早年对电子技术产生的兴趣有关。我对可控硅单晶体的知识，也是从那次跟江泽民同志去北京时学习到的。还有一次出差北京时，为了加深对核反应堆工程的了解，他认真地自学了原子能工程方面的书籍，并利用出差的间隙，在二机部孟戈非局长的安排下，带着我一同到房山参观我国第一个核实验堆，在基地技术人员的陪同下，他看得特别认真，问得也仔细。晚上，他又带着我到三里河三区十栋孟局长家里，阅看原子能方面的期刊和内部参考资料，听孟戈非介绍国内外核动力发展的情况，因为在我们热工所的发展规划中，也要建设一个核实验堆。对于新的任务、新的工作，江泽民同志总是善于学习，勤于调查，以求得真知。他干一行，钻一行，虚心学，认真学，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新的工作的行家。江泽民同志的这种认真学习的科学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是他的又一过人之处，并在他光辉的人生征途中时时体现出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后发表讲话，说的是“深感担子很重”，“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江泽民同志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依然十分明确刻苦学习、调查研究是尽心尽力做好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在工作中他身体力行，时时处处这样做了。在书房、办公室，在旅途中，在工厂车间，在农村田野，在军队营地，在科研院所，在学校实验室，在试验基地，在革命圣地，在经济特区，在灾区现场，在三峡工地……都能看到江泽民同志在学习，在调查研究。在学习、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作出一项项重大决策。2004年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后，用了八个白天和晚上的时间，看完了一本有关发展我国核动力工业思考方面的书，后又亲自到成都核工业第一研究设计院实地考察，和专家座谈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发展我国核动力工业的意见。2005年年底，他读完了二十四史和清史,以史为鉴，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勤奋学习，精于思考，是江泽民同志的优秀品格，也是江泽民同志书香门第的好传统。生活节俭的所长江泽民同志在热工所工作四年多的时间里，和普通职工一样，住集体宿舍，一日三餐到武汉锅炉厂的大食堂买饭菜。出差在外，同样非常节约。记得1969年冬天，我随同他出差去北京，住在东四什锦花园胡同一家旅店里。这是一家老式四合院式的旅店，全是平房，设施简单，我和他同住一间客房。旅店里有一个普通食堂，饭菜比较便宜。晚上我们在这食堂用餐，江泽民同志总是买两个馒头、一碗大白菜肉丸子汤，便是一天的晚餐。吃完后再买两个馒头带回房间。第二天早晨，一杯白开水、两个昨天晚上买的冷馒头便是一天的早餐。简单地吃完早餐，就看资料，我吃不惯又冷又硬的隔夜馒头，一个人出去买大饼吃。到一机部办事，他买些机关职工内部餐券，在部大院东面的机关食堂用餐，从不多花钱乱开支。他每月工资虽然有一百多元，但上有老，下有小，而且分居多地生活，开支大，每月只留二十多元自己开支。他自己生活这么节俭艰苦，但对同事、对下属却非常慷慨。一次在北京前门饭店参加一机部科技工作会议期间，他盛情邀请一同参加会议的我和沈坤华到西单东来顺吃了一餐很好的涮羊肉。更使我感动的是，另一次出差北京时，他请我到崇文门的俄式西餐馆吃西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开洋荤，尝到了沙拉、牛排、鱼汤等西式美餐，我感到特别高兴。那时，吃西餐是很贵的，花了他不少钱，我很过意不去。在去房山中科院基地参观核实验堆那一次，中午在基地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吃饭，同行的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师傅要喝白酒。江泽民同志买了下酒菜，先后两次买了七两白酒。这次，三个人的酒菜饭钱又是江泽民同志掏钱支付。那时，不像现在招待费可以公家报销，何况那时江泽民同志还没有完全恢复所领导职务呢！由于他常常慷慨解囊招待同事，自己就只能艰苦节俭了。江泽民同志的热情好客，对人厚道、真诚，凡是与他共事和接触过的人都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在他的家里，他和王冶坪同志曾接待过许多朋友和同事，常常和这些朋友、同事聚谈后一起进餐。在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后，我曾先后五次在中南海江泽民同志的家中，与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共进午餐或晚餐。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始终过着节俭的生活。他们中南海家中的沙发、桌椅、书桌、书柜和用具都是极为普通的家具,他年年穿的一件旧呢大衣，从我第一次看到算起，至今已经穿了十五年，仍在穿。我在江泽民同志的中南海家中吃饭，每次都是四菜一汤,与普通百姓没有多大差别，从不浪费，只是做得更可口入味和更讲究营养搭配。1992年12月3日晚上，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邀我和他们的长子江绵恒、儿媳等六个人共进晚餐。餐桌上的菜是：大白菜肉丸子汤，炒猪肝，烧鸡块，炒青菜。1994年8月21日中午，在中南海江泽民同志的家里，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邀我共进午餐，江泽民同志对王冶坪同志说：“小丁看起来年轻，但面部有老人斑了，不知怎么的，我比小丁大十岁，一点老人斑也没有，你也没有。”我听江泽民同志这么一说，注意看了江泽民同志的脸和手背，真的没有一个老人斑，皮肤也显得很有光泽，额上没有皱纹。我就说：“您真的没有老人斑，您吃的什么啊?”江泽民同志说：“四菜一汤。”这次餐桌上的菜是炒虾仁、炸鱼排、青菜和三丝汤。1995年9月9日，正好是中秋节,下午三点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在中南海家中接见了我，他们和我交谈到快六点，就邀我和他们一同吃中秋晚饭，这一次的菜是牛肉汤、青椒炒肉片、烧鸡翅、炒青菜、青毛豆和芋克。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的真诚、热情和好客，使我感到非常开心。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招待和宴请朋友或客人,仍然保持真诚、热情、精心、节俭的待客之道和优良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胸怀宽广的所长在“文革”中，江泽民同志也受到了冲击，被剥夺了党政领导权，被迫“靠边站”，受到了审查批判和不准参加重大活动等不公正的对待。在受到莫大委屈，感到气愤和不平时，他仍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否定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事后，他以宽广的胸怀，历史地、全面地看待所内“文革”中的积极分子，以德服人，宽容曾经反对或有愧于他的同事。江泽民同志高尚的人格品质，纯净无瑕的情操，容纳百川的大度胸怀，为热工所同事一致称道。我和傅满昌、吴成生曾经是热工所群众组织“战斗队”的核心成员和所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我还是所革委会副主任，曾有一段时间主持过所里的全面工作。在“文革”期间，我们均受过极左思潮影响,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一派掌权的一段时间内，对热工所发生的一些过左的活动负有一定责任。在运动后期，我们逐步纠正“左”的偏向，积极处理好“文革”中的遗留问题。江泽民同志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同志，关心着这些同志，与这些同志平和地谈心,指出他们要注意的问题，支持他们的正确举措；这些同志也把他依然看作自己的好领导。在热工所撤销后，江泽民同志仍与这些同志保持着联系。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到井冈山考察工作，仍不忘接见在吉安专署任职的吴成生。傅满昌前往奥地利出任我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副代表离京前，江泽民总书记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切接见了傅满昌。自从热工所分别以来的三十多年中，我始终得到老所长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的关爱。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在甘家口、南沙沟、康平路还是中南海，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一次次在家中接见我，仅1992年到2005年，在中南海家中先后十二次接见了我，每次亲切地聚谈，无拘无束地对一些问题、看法进行交流，聆听他们的教诲，受到他们的许多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的熏陶，使我终身受益。1983年前后,因我组团出国考察和拟提升我的职务需要进行政审，组织上两次派员找到江泽民同志，向他了解我在武汉热工所“文革”中的表现，时任电子工业部领导的江泽民同志均实事求是地为我写了公正的评价材料。多年以后，参加调查的同志向我透露了他们找江泽民同志调查的过程和江泽民同志对我的评价，使我十分感动。1992年1月21日，江泽民主席在到常州考察工作时，向省、市领导介绍了我的人品和能力。当晚，江主席和王冶坪同志在常州宾馆又接见了我们全家。这是江泽民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办事、为人大度、心胸宽广的又一体现。江泽民同志的宽容大度、关怀厚爱，时时震撼着我们的心，处处提醒、鞭策着我们以他为榜样，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吴成生在吉安专区担任经委主任和副专员期间，一心扑在工作上，为老区事业作出了贡献，受到了表彰，被誉为老区人民的好党员。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报道过吴成生的先进事迹。中组部、江西省委组织部和吉安地委联合编辑出版了《勤政为民无私奉献的好党员——吴成生》一书，宣传吴成生的事迹。傅满昌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到基层核电站工作，后来先后担任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院长、核工业总公司核电局局长、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副代表等职，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我本人在常州的基层工作中曾荣获市人民政府授予的立大功奖章和物质奖励，并且是粉碎“四人帮”后常州市授予的第一批优秀经营工作者之一，还在其他不同的方面多次受到部、省、市的表彰嘉奖。在“文革”中，热工所的一位干部曾利用权力在拟派江泽民同志出国参加国际电工学会年会的报审中和在增补江泽民同志进所革委会的过程中设置障碍，江泽民同志知悉后坦然以待，与这位干部仍相处如初。更为可贵的是，在江泽民同志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期间，有一项援外工程，江泽民同志不计个人恩怨，推荐、选派这位干部出国担任这项援外工程的负责人（专家组组长）。这位干部出国这件事，是我出差北京时，在阜外大街出国人员住宿地碰到他时，他亲自对我讲的。我当时就深深感到江泽民同志的肚量真大，他的人格品质确实伟大。热工所有位女同志，在“文革”运动中，思想“左”，情绪急，在批判“当权派”时，不但言语刺耳，而且动手打过人。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她也被错认为是房产主而受到冲击，她在北京的户口也未经她本人同意被强制迁出了。1970年热工所撤销后，她回到了北京,但其户口无法迁入。这时，这位女同志找到江泽民同志，请求他帮助将户口迁入北京。江泽民同志考虑到她是一位军队干部的家属，热心地帮她解决了户口重新迁入北京市的困难。这位女同志事后对人讲:“老所长厚道，还是老所长好!”江泽民同志胸怀博大，包容犯过错误、有过缺失的同志，团结各方人士，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推动着事业前进，这在他担任更高领导职务后更有突出的体现。负责任的所长吴惠芳讲，“文化大革命”大动乱中，武汉两大派发生武斗，随后又发生了“七二〇事件”，许多职工都跑回老家去了，但我没有跑。还有所里的杨凤珠怀孕了，回上海的船票又买不到，因而也没有跑。江泽民同志把我们找去，说：“你们不要怕，如果有人找你们，你们就到我这儿来，我会与热工所大楼共存亡，不会离开热工所的。”事实上,也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表示的，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即使在十分动乱的“七二〇事件”中，他始终坚守工作岗位，没有离开热工所。可见，江泽民同志对同事的人身安全和国家财产是高度负责的。热工所承担的核工程项目设计、研究任务只是该工程项目的中间阶段，工程前阶段的系统方案设计、参数计算和后阶段的工程安装、运行工作均由二机部所属院所负责。一个核工程项目，分别在两个部属的研究设计单位组织实施，力量分散，工作交叉，相互制约，难以协调，不利于集中力量发展我国的核动力事业。对这样的核工程研究设计工作体制，热工所的技术人员，从三年来的工作实践中深切体验到不利于工程的实施，因而强烈要求尽快解决热工所的体制问题。江泽民同志广泛听取技术人员的意见，认真分析思考后支持这种合理的要求，带着革委会成员张曙光和我，多次向部领导反映热工所的体制问题。由于热工所的体制问题涉及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和国防科工委三个部委，又正值“文革”期间，解决的难度可想而知。我们三个人中唯有江泽民同志熟悉部委的领导。尤其是在一机部，从上到下都对江泽民同志有很高的评价。此时的江泽民同志已从所长的位子上“靠边站”了，尚未恢复职务，形式上张曙光是一把手，但实际上，张曙光和我都是跟着他一次次跑部委办的。没有江泽民同志的细心谋划和认真踏实工作，热工所的体制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江泽民同志不计较自己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对我国核工程事业发展的高度责任心和对全所三百余名职工负责的态度,一次次带领我和张曙光到北京，不厌其烦地找部局领导，反映热工所的实际情况和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建议方案。当时，一机部周子健部长和曹维廉局长刚刚恢复工作，十分繁忙，很难见到他们,更难安排时间听取我们的汇报。记得有一次，我跟随江泽民同志到一机部再次找周部长汇报我们所的体制问题，在部办公室，有同志指着办公室坐着的另一拨人对我们说：他们是杭州厂里的领导，周部长约他们来的，可他们来了一个星期了，周部长还没有安排出时间来接见他们。周部长实在太忙了，军代表又不熟悉业务，部里那么多工作压在周部长身上，无法分身。我听了后有些泄气，不知何时能见到周部长。这时，江泽民同志叫我走出来，随同他到科技处办公室。他对我说：“不要急，我打听一下周部长在哪里，再想办法。”由于他与处室的同志也很熟悉，不一会儿他打听到周部长在民族饭店开会。他就叫我跟他一同乘公交车到了那个饭店。他对我说：“现在是十点（上午）,不知道周部长什么时候散会，咱们就在这里等着，看到他从电梯里出来，就上去向他简短地汇报，要他约定时间听取我们的详细汇报。”我就陪着他在电梯口等着。一直等到快十二点，见到周部长从电梯出来。江泽民同志快步上前叫了声：“周部长!”周部长见是江泽民同志，很亲切地问我们什么时候来的，所里怎么样？江泽民同志趁此机会很简要地向他说明了来意，提出了要求：请他抽出时间，会同曹局长听取我们的汇报。周部长客气地答应考虑，我们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为了这十多分钟的汇报，江泽民同志和我在电梯门口足足等了两个小时,他毫无怨言。快到一点，我们在附近的小饭馆吃了中饭。我们等了三天，期间，江泽民同志带着我分别向一机部的曹局长、二机部的李觉副部长等领导作了热工所体制问题的汇报和沟通。但还没有周部长听取我们汇报的安排信息，我有点着急。江泽民同志对我说：“我知道周部长家的地址，咱们两人今晚到他家门口等他回家，到他家去汇报。”我听了后感到这个主意好。江泽民同志带着我到了一机部的食堂吃了晚饭，慢慢散步到三里河周部长的住家附近，这是一片两层小楼的部长住家小区，周部长家就在这个小区内的一幢红砖小楼里。我们没有进去，而是在附近边走边聊，眼睛却始终注视着周部长家门前的路上，捕捉着周部长回家的身影。我陪着江泽民同志等呀等,一直等到很晚，终于见到周部长回家来了。江泽民同志带着我快步走到周部长面前，周部长一看是江泽民同志和我，便很客气地让我们到他家里坐。我们进到屋里，周夫人非常热情地给江泽民同志和我倒了茶水。江泽民同志抓紧时间，向周部长表示这么晚来打扰他的歉意之后，较详细地汇报了热工所体制问题的由来、现状和出路。我作为所里职工代表简要地汇报了职工的意见。周部长耐心地听完后表示，他理解热工所的处境和存在的问题，将指定曹维廉局长具体负责处理有关事项。至此，部领导对我们所的体制问题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解决的现实希望。在以后的协调、实施中，涉及一机部、二机部和国防科工委联合发文、人员安置、财产处置等一系列困难，在江泽民同志的努力下逐一得到解决。我跟随江泽民同志参与和见证了这一过程,深深地感受到江泽民同志在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敢于面对困难，勇于承担责任，善于出谋划策，在解决困难而复杂的事情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和高超的睿智谋略。在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他在从容应对一个个国内外前所未有的重大突发事件时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是有深厚的内在根基的。1970年冬，热工所的体制问题得到了解决，人员被安置后，江泽民同志回到了一机部工作。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他仍然热情地接待热工所的许多同事，认真负责地帮助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或需要他做的能办的事情。1982年8月23日晚上，我到三里河南沙沟江泽民同志的家里拜访。那时，他已担任电子工业部常务副部长，他和王冶坪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在交谈中，他谈到原热工所的同事找他的比较多，“七二O事件”后一部分人的路费报销问题，吴成生等入党时单位组织部门来人了解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等，他都负责地实事求是地帮助解决。江泽民同志虽然在热工所任所长行使职权的时间不长，在热工所工作、生活也只有短短四年多的时间，但他在这期间显现出来的对党的事业的忠心和强烈的责任感，敏感的政治洞察力，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和乐于助人的待人美德，对人宽容、善于团结人的宽广胸怀，崇高的思想境界，高超的领导艺术，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2006年2月3 江泽民同志领导热工所陈书云1966年至1970年，江泽民同志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在这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游行队伍接连不断，街头巷尾辩论此起彼伏，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震耳欲聋,武斗时有发生。就在这种极端混乱的状态下，江泽民同志为保护全所人员、资料和财产的安全，做了大量的谈心和引导工作，使热工所没有蒙受太大的损失，如期完成了所承担的军工任务。这充分体现了江泽民同志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热工所成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合作协议，突然撤走在华援建专家。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并未屈服，而是更加坚定了走自力更生、强国强军的道路。中国核工业是维系国家安全、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产业，首当其冲地遭到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行为的冲击。当时许多项目正在建设之中，尽管苏联援建专家和我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意，但迫于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带着资料挥泪撤回，致使一些项目停顿下来。为了挽回苏联单方面背信弃义对我国核工业造成的损失，继续发展我国核事业，当时承担发展核工业使命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在中央领导下重新作出部署。第一机械工业部热工机械研究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第二研究设计院承担一项设计核装置的重大任务，正处在设计高峰时期。为了不至于因苏联撤走专家影响工程质量和进度，二机部与一机部商议，临时组建一个由一机部、二机部科技人员共同参与的单位，继续完成核装置的设计任务。该单位被临时命名为第二联合设计处，这就是一机部热工所的前身。一机部的领导在组建第二联合设计处时就有一个较长远的考虑:以组建联合设计处时抽调的技术骨干和接收的新大学生为基础，成立一机部热工机械研究所。该所一方面继续配合二机部二院完成有关军工任务，另一方面从事核能的和平利用，即核能发电设备的设计研究。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使新成立的热工所有一个较好的发展环境和空间,在1964年基本完成我国第一个生产核武器材料装置的设计任务后，一机部领导决定，1965年初，将热工所从北京迁移到武汉。后来，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武汉热工所。在重新配备热工所领导班子时，为了加强热工所的领导力量，特调时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江泽民同志担任热工所所长。当时，还配备一位党委书记，由于国内那段特殊时期的缘故，党委书记未到武汉上任，后由江泽民同志全面负责热工所的党委和行政工作。二、坚持党性原则，正确引导群众江泽民同志到武汉热工所不久，全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面对当时的复杂情况，江泽民同志一是要在接受群众审查的同时，对政治局势和所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表态；二是要在党政工作机构实际上已瘫痪的情况下，组织科技人员继续完成所承担的军工任务；三是要调查研究热工所的发展方向，明确其核心业务。江泽民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正确决策，较好地处理了这些难题。热工所是新成立的单位，除了从一机部直属单位调入的年纪稍大的同志外，多数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思想比较单纯。由于热工所是保密单位，政治审查较严格，所以人员总体素质是比较高的，加之人与人之间不像设立时间较长的单位那样积累了关系复杂的恩恩怨怨，所以相比之下，热工所的“文化大革命”是在较温和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毕竟它处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十分活跃、斗争十分激烈的武汉，所以也无例外地分成了两派，也出现了意见不同的大字报，也发生过不同场所的辩论，争论起来也十分激烈。江泽民同志为了缓解矛盾，采取多种方法，竭尽全力应对错综复杂的情况。首先，他劝导当时受冲击的领导和受批判审查的同志，要坚信党,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所提出的意见，决不能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在江泽民同志身体力行下，热工所没有出现当时社会上较为普遍的一个单位不同的群众组织得到某一部分领导的支持或者操纵，使群众之间斗争扩大化、激烈化的现象。第二，他广泛地与两派群众开展谈心，沟通群众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他以待人宽厚的高尚品德，开导群众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他认为，群众之间存在的分歧，就热工所绝大多数同志而言，都是认识上的差异，切勿动不动就提升为“路线斗争”，决不要相互进行人身攻击。就是在江泽民同志苦口婆心的开导下，淡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热工所没有发生过武斗。第三，正确处理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并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使持不同意见的人都能接受他的观点。如热工所有一位同志平时善于思考问题，敢于直言，分析和讨论问题时常过激，让人感觉傲慢自大，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有点反感,觉得难以合作。这位同志在大学学习时曾对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进行过一些评述。这在今天来看本是极为正常的事，可是在那个“无限忠于”的年代，被定成了“现行反革命”。造反派掌权后，逼着江泽民同志要为他平反。江泽民同志表示，这位同志的言论是他个人对领袖言论的一种认识，并非恶意攻击党的领导人，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是错误的，应该彻底平反。政治立场问题是解决了，但两派群众在对被平反人的评价上还存在争议：一派人认为他是造反勇士，另一派人还是认为他是有错误的，还要逼着江泽民同志表态。如何处理群众内部这样一种复杂的矛盾？江泽民同志表示，该同志被批判前是什么样的人现在还是什么样的人，还其原来的面貌。这样，两派群众才平息了争论。第四，鼓励和组织全所同志学习业务知识。“文化大革命”幵始后，科研设计任务基本停顿，很多人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俗话说，无事生非。在此情况下，江泽民同志引导热工所的非核专业人员和大多数学俄语的科技人员自学格拉斯登教程等核工程及原子能基础理论，参加外语学习班，学习英语、日语。这样，不仅提高了科技人员的核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而且分散了职工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精力,避免了许多新矛盾的形成，从而保障了按时保质完成科研设计任务。当时，热工所承担的军工任务主要有：一、为我国第一个核装置制造中的生产技术服务。该装置的绝大部分设备，特别是许多非标准设备，均由当时一机部下属的工厂制造。这些设备在制造过程中，经常遇到要适应该厂制造工艺、材料替代等问题。为了保证出厂的设备符合设计性能和质量要求，需要热工所驻厂的科技人员协助解决。二、核动力装置的设计与验证。核动力装置是当时二机部承担的另一项重要军工任务。热工所除了承担部分设计任务外，还承担了一些关键设备的设计试验验证任务。为此，热工所建立了高温高压回路试验装置。由于一机部领导的重视，在资金、设备、供应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试验室建设，开展了危急冷却器等高温、高压设备的性能及寿命考核试验，保障了核动力装置设计和设备制造进度。三、06和07军民两用工程设计。这两项工程虽然由于多方面原因未能完成工程建设，但热工所完成了相应的设计和试验任务。中国那段特殊时期虽然喊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实际上生产组织机构处于瘫痪状态，不少单位生产几乎停顿了。承担生产任务的人员承受着被指责为“以生产妨碍革命”的压力。作为当时热工所一把手的江泽民同志，冒着被指责为“以生产抵制革命”的风险，自己参与试验，以身作则，带领职工出色地完成了设计和试验任务。第五，江泽民同志以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科学严谨的思维方式、不辞辛劳的奉献精神，为热工所的体制调整及人员安排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热工所完成核材料生产装置的设计任务后，就面临着研究所的核心专业和发展方向问题。如果继续配合二机部完成军工任务，要受到二机部研究设计院的制约。因为当时任务不多，二机部研究设计院的人员本就有富余，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分到很少的设计项目。而且，二机部研究设计院认为，热工所的存在，隔离了他们的科技人员与设备制造厂的结合。至于开发民用核能的任务，当时国家还没有建设核电站的明确规划，即使个别领导有些超前的考虑，同样会涉及与二机部研究设计院的分工问题，致使一机部热工所面临生存或撤销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武汉热工所体制问题四处奔走。经过认真研究分析，上级领导部门作出了撤销热工所的正确决策。单位撤销了，三百多名职工如何安排是一个极为复杂、难度很大的问题。结合当时的工作需要又考虑到职工个人意愿以及个别职工的具体困难,约三分之一的人员划归二机部第二研究设计院，四分之一的人员留在武汉锅炉厂，四分之一的人员分配到几个相对集中的单位，其余的人员主要从照顾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考虑，调到对方所在地。在全国动荡的情况下，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单位的撤销和人员的安置工作，而且没有遗留问题。这是与江泽民同志果断细致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江泽民同志领导热工所的时间不长，又处在六十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既要接受群众运动的考验，又要承担军工任务。加之当时所处的环境，热工所一直面临着科研设计任务和发展方向问题。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科研设计任务还能如期完成，热工所的体制问题还能得到完满的解决，这是江泽民同志发挥高超领导才能的结果。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的四年多经历，是其光辉生涯的一个闪光片段。三、江泽民同志对我的教诲江泽民同志离开武汉热工所后，先调到北京中央部委工作，后到上海任职，直至又回到北京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地位变了,工作负担重了，但始终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我也十分荣幸地同老领导保持了较多的接触。老领导的高尚品德、宽阔胸怀、廉洁自律等对我的教育极为深刻。(一)待人充满爱心爱心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道德基础。这一点在江泽民同志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原热工所一位叫刘振华的同志，后被分配到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工作。1974年，江泽民同志在一机部外事局任职时，得知刘振华患绝症住院，挤时间到医院探视。刘振华去世后，江泽民同志还专程到医院向其遗体告别。刘振华的妻子带着不满一岁的女儿在湘西任教，工作生活都十分困难，请求江泽民同志帮助，希望能调到她父母身边工作，这样可以缓解丧偶的痛苦，未满一岁的孩子也可以得到老人的照顾。江泽民同志一方面请求组织出面，另一方面寻求老朋友的理解和支持，终于将刘振华的妻子调到她的父母身边任教。还有一位叫吉志广的同志，热工所撤销时为照顾夫妻关系，调回原籍县经委工作，后因患绝症，经过两次手术后，仍不治去世。由于县里财政困难，医疗费未能按数报销,给家庭造成极大困难。一次，我与江泽民同志会面时谈及此情况。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听到这一情况后，还特别细心地吩咐办公室的同志与吉志广所在的县联系，望能按规定报销医疗费。七十年代初，江泽民同志因工作关系，与王冶坪同志天各一方。他把老母亲接到北京，细致周到地照料了两年。老母亲在儿子身边度过了十分快乐的晚年岁月，直到京津地区地震才离京。江泽民同志对长辈十分孝顺，对远在南方的家庭十分关爱。正是他这种对老人尊敬、对家庭关爱、对同事关心的情感，使他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后,经常风尘仆仆地视察灾区，过年过节问候老前辈，探望基层百姓，正是这种爱心的升华。(二)保持生活俭朴的美德江泽民同志地位变了，但仍旧保持俭朴的生活方式，生活起居从不特殊。在北京中央部委工作期间，他从未用过专职的服务人员。组织上调王冶坪同志到北京，边工作边照顾他的起居，两人勤俭度日。记得他任电子工业部常务副部长时，有一天我去看望他。正遇见他刚洗完澡，因为是夏天，穿一件带有破洞的汗衫。我当时开玩笑说：“您这有失高级领导的’大雅’。”他说：穿在里面，人家看不见。当了副部长，工资是增加了，但来往的人多了，开销也大了呀！还能用的东西，何必浪费呢？还有一次，我应领导要求，到江泽民同志在中南海的住地，向他报告全国能源及核能应用情况。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江泽民同志留我和他们一起共进午餐。餐桌上摆的真正是四菜一汤，汤就是清炖排骨汤。江泽民同志吃得十分有滋味。可见，他担任了党的总书记，仍然过着平常人的俭朴生活。(三)时刻牵挂国家的功臣2001年，我去核工业系统的核武器制造基地调研。这个有近万名职工的单位，地处戈壁沙漠。周围荒无人烟，就在这极度艰苦的环境下，至少有两代人为我国原子能事业默默奉献。我国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就是从这块孤零零的沙漠之舟研制出来的产品，以后的多次核试验绝大多数的核心部件也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地位，对于打破核垄断，制止核战争，捍卫世界和平，都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这些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成果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我党几代领导人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也归功于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当然，也是与直接参加研制和生产的第一线人员那种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精神分不开的。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这些曾为我国强军强国作出极大贡献的功臣，工作和生活条件仍然十分艰苦。回到北京后，我向总书记反映了这些情况。他立即将材料转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同志。吴邦国副总理又批转财政部领导给予支持。后来，在国家支持下,对仍在该地的三千多名离退休人员进行异地安置，并适当提高了他们的养老和医疗待遇。同时，国家还对基地作出重新部署，给予专项支持,保障该单位能开展正常工作。该单位职工得知总书记亲自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发展，备受鼓舞。目前，该单位科研、生产秩序正常，人员思想稳定，人气兴旺。他们除了继续为保持我国核科技力量努力工作，还为我国和平利用核能再创新业绩。这只是核工业系统的一个点。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工作期间，视察过核工业系统的许多单位，也同样到过全国许多行业的许多单位。正是由于他时刻牵挂对国家有过贡献的单位和功臣，因而激励着全国人民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奋发有为地拼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多的贡献。2005年11月（作者原为武汉热工所技术员）4 平凡铸就伟大陈坚1966年5月，江泽民同志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调往武汉热工所任所长职务。上任后不久，他出差外地时脚歲了，只好回上海家里养伤。5月中旬，“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愈演愈烈，武汉的形势十分严重。“文化大革命”中热工所情况如何？脚伤未愈，焦急万分的江泽民同志于7月17日回到武汉。此前，我由江泽民同志点名，也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调来武汉，于6月1日到热工所上班。“文革”中的调查研究江泽民同志回到武汉，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报铺天盖地。为了解情况，除了广泛听取群众的反映和社会上传播的“新闻”外，他坚持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他叫我借了两辆自行车。我们骑车先到华中工学院看大字报、听辩论，后又到武汉大学和湖北大学。那天正是阴雨天气，在泥泞土路上骑自行车，我感到很吃力,可他一直走在前面，还显得很轻松。这样出去看大字报、听辩论，后来他一个人还去过好几次。就是这样作调查，了解情况，了解社会动态，了解“文化大革命”。有了第一手材料，他心中有了些底。事实上，当时热工所已经确定了重点批判对象，他对这些重点人物的材料及有关大字报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有许多问题都值得怀疑。有的批判对象是向领导干部提出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建议，有的是在非正式场合开玩笑似地说的错话，有的是思想较后进。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分析之后，江泽民同志就在群众中做思想工作，动员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群众的认识得到提高，最后解除了对这些对象的批判，保护了这些人。江泽民同志还提倡，大家可以出去看大字报，广泛接触社会。他要求职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人家单位揪出了几个“反革命”，本单位也非要揪出几个不可。他指出，各地区情况不同，各个单位的特点也不一样，我们热工所更有自己的特点。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不会扩大打击面，才不会冤枉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几派群众组织间的对立情绪非常激烈,矛盾很尖锐，以致发生冲突。武汉地区的武斗很严重，对热工所的群众组织是有影响的。江泽民同志善于做群众工作，调解矛盾，缓和气氛。他每逢接受批判之后，洗洗脸就深入到各派群众组织中，广泛听取意见，了解他们的观点，然后再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他开导大家，一定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运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问题，认识问题，分析当前所内群众之间的矛盾。凡不是敌我矛盾的，就应该运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去想问题，解决问题。他有时一谈就谈到深夜。我们当时问他为什么同一些群众组织那么谈得来。他答道：“和他们谈谈心，免得革命小将犯错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正因为江泽民同志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热工所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出现过激的冲突，更没有发生过武斗。江泽民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很大冲击，无论群众意见多么尖锐、批判多么严厉、受的委屈和冤枉多么深重，都能正确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显示了一个领导干部的高尚思想境界。江泽民同志注意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尤其注重。众所周知，江总书记经常下基层，到第一线调研,召开会议，研究和布置工作。他又特别注重倾听各种意见、建议和群众的呼声，了解老百姓的疾苦。1992年12月下旬，江总书记来到湖北农村调查，解决给农民“打白条”问题，并召开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在这样繁忙的工作中，他还抽出时间于12月25日晚间接见了原热工所副所长陆善明和我。见面之后，叙叙家常，他问及我们各自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和收入多少。小孩都工作了吗，现在菜多少钱一斤，早稻米为什么不畅销，等等，无所不问，并很快切入正题。江总书记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苏联成功了。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在落后的农业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成功了。但是，如何把经济搞上去，巩固政权，小平同志找到了办法，这就是改革开放，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把窗户打开，难免有苍蝇进来，如何拿起苍蝇拍，把它打掉，具体办法是什么？我一直在思考。你们说说看，你们大胆说，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说错。”这是总书记在启发我们多说具体情况。他最喜欢原汁原味的材料，不要添油加酱，要真实材料，不要虚构故事，不要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汇报。领导干部起带头作用，这是江泽民同志的另一个特点。大约是1968年，所里组织职工义务献血。通知发下去之后，报名献血的人并不多。他知道后，自己马上报名参加，结果带动了一大批人。当时他已四十二岁。采血医生说：“您这个年纪，又是近视眼，不宜献血。”江泽民同志对医生说：“我身体挺好的，可以献血，你尽管抽。”再三要求，医生还是拒采他的血。在武汉时，抗洪抢险、抢收抢种、抗旱保收等支农活动，他总是亲自挂帅，带头参加。“文革”中不忘抓工作抓学习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全国的生产形势不好。热工所因为性质特殊，几乎没有工作可干，也无经费可支配。江泽民同志为热工所三百多名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工作可干大伤脑筋。他认为这既是一种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对青年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耽误了他们宝贵的年华，没有给予他们为党为国家施展才能的机会和舞台。当时，正在批判“只专不红”，把知识分子学技术、学业务批判为走“白专道路”，把学外语批判为“洋奴思想”。江泽民同志顶住这股压力，认为这种批判是错误的，应该对这种批判进行批判。他想出了办法，开办英语班、日语班，教师由所内自己解决，能者为师，而且是义务教学。江泽民同志亲自辅导。缺少教材，他就组织人员刻蜡板、油印。花极少的经费，就把两个外语班办起来了。参加的人还不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不少高级工程师的外语，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他还布置其他专业科室，结合本室的具体条件开展工作。二室的同志要熟悉产品和设计程序，多了解和研究技术资料，为以后的工作奠定基础。三室要继续完善试验设施，继续进行不锈钢螺纹咬死等课题的研究。四室要收集整理和翻译有关资料，不定期编写综述报告，开放资料室、图书室，维持正常工作，为专业科室服务好。此外，他还组织了部分职工下工厂劳动，时间三个月至半年不等。江泽民同志还多次组织下乡支农劳动，鼓励大家与工农打成一片。关心干部和群众当时与江泽民同志一道调动工作的还有上海电器所的党委书记何成，任武汉热工所党委书记。因“文化大革命”来势很猛，何成一直没有到职，江泽民同志被任命为热工所的所长兼党委书记。何成是一名老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腿曾受伤，行走不便，尤其是如厕不能下蹲，很不方便。我调武汉之前，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往武汉，并说来武汉之后的第一件事是与行政部门商量一下，解决好何书记的住宿等生活问题，尤其是如厕的困难一定要解决好。他交代得非常周到细致。“文化大革命”中，江泽民同志对与他共事的干部和下级都非常关心。有的老干部转不过弯，这也想不通，那也想不通，对“文化大革命”非常抵触，常与“造反派”顶牛；有的干部思想方法片面，比较激进。江泽民同志总是不厌其烦，反复地开导他们，要端正态度，提高认识，用毛泽东思想、用矛盾论去观察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分析现象，要抓住本质；要弄清我们与群众和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敌我矛盾，对热工所群众的本质要有个基本看法；有没有敌人,是不是反革命分子，要弄清楚，不能批一下试试看。他这样与干部反复谈心，提高了干部的认识，端正了他们的态度，极大地帮助和教育了干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能这样敞开思想真心帮助干部、关心干部，使我们深受感动。1992年江泽民同志接见陆善明和我时，曾问及武汉锅炉厂的党委书记惠锡礼、厂长郭长倬、总工程师王国祥等人的情况，还说像郭长倬这样的干部，对生产这样熟悉和负责任，干劲这样足，确实很难得。江泽民同志对职工生活非常关心。热工所青年知识分子多，大学毕业五年到八年的大有人在。对他们的婚姻大事，江泽民同志没少操心，总是努力促成。对分居两地的已婚者，他尽量解决分居两地的问题，或调进武汉，或调出武汉，交人事部门抓紧办理。青年知识分子赵殿礼在抗洪劳动中脊椎受伤，马上送医院抢救，经治疗和长期疗养,基本恢复健康。二十四年过去了，江泽民同志还记在心里，还向我打听赵殿礼的近况，问他的身体受伤是否有后遗症。江泽民同志还问到革命烈士后代王某的近况。他对职工的名字及情况记得很清楚，令人佩服极了。坚持原则生活简朴“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批判江泽民同志，或者就某一个观点，或者就某一个人的问题，迫使他表态。他从来不说违心的话，绝不会违反原则随便表态，乱说一气以迎合批判者的需要。会后，他会去找他们交换看法，表明态度。持各种观点的群众组织都佩服江泽民同志。江泽民同志在上海任市委书记时，我曾有幸拜访。他到上海任职后，不少老同事、老朋友找他帮忙，要求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凡属不违反原则的事，他尽量解决，但从不写条子、打电话做失去原则的事。他说：“办事情总是有程序、有政策的，我们不能去干扰职能部门的工作，不能交给下级去办丧失原则的事。”江泽民同志的生活非常简朴。他在热工所工作期间，每月工资一百五十八元，自己留二十多元作生活费用，其余都寄给上海家里、父母亲和两个妹妹，供生活和读书开支。他剩下的工资作伙食费，还用来买书、购日常生活必需品、添置衣服和其他开销，生活并不宽裕。1983年，我去上海，曾到老朋友秦先生家去看望。秦先生也是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的好朋友。闲谈之中，我们少不了说到江泽民同志。秦先生说：“江泽民同志实在太节约了。一次他到我家把外套脱了，里边羊毛衫竟有个大洞。”我一愣，江泽民同志怎么穿破了个大洞的衣裳。我一下子又想起了有一回他接见外宾时，竟没有一双合适的鞋子。1992年12月在武汉东湖接见陆善明和我时，听到他和秘书的几句对话。秘书说：“26日首长要接见外宾，首长的外衣已经穿了多日，应该更衣理发了。”总书记说：“时间太紧了。现在理了发，过年还得理,干脆推后一星期理发，过年就不再理发了。”从简单的对话中，可见总书记平易近人、简单而朴素的生活。在他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一定会感触良多。勤奋学习爱好广泛江泽民同志白天工作非常忙碌，学习都是在晚上。在热工所时,他曾与我和另外一位同志三人合住武锅技校的一间单身宿舍。往往我睡了一觉醒来，他还在学习。他本来是学电机专业的。调来热工所之后，他就抓紧自学原子能及反应堆等知识，干一行、学一行，真不假。他的英语不错，能应用自如。他在苏联实习过，俄语当然也好，又自学了日语。他认为外语是工具，多掌握一门外语就多一种获取知识的工具。他的求知欲很强，社会科学知识非常广博，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读得很多，对中外历史、哲学、古典文学艺术都很喜欢。他的爱好非常广泛，唱歌、唱京剧、弹钢琴、吹笛子、拉二胡都会。他对体育也很有兴趣，在热工所还学会了打乒乓球，水平提高很快。他本来不会游泳。夏天下班后，他总是和职工一道去武昌东湖这个极好的天然游泳池游泳。他学了几次，就学会了蛙泳、仰游等几种泳姿。有一次在几名水性较好的职工鼓励下，他鼓足勇气游到东湖的孤岛上，离岸边大约有五百米左右。刚休息了一会儿，突起大风，湖中掀起大浪,陪伴他游过来的几名职工急坏了，都为他捏把汗。他镇定地说：“没有事，放心吧！游回去。”在同伴的陪护下，他硬是凭勇气和体力战胜了困难，游回了岸边。他在东湖静水中能游八百米，达到报名横渡长江的条件。我想，他一定想过要横渡长江，因为他是一个爱向困难挑战的人，永不向困难低头的人，在困难面前最具勇气和智慧的人。我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工作近九年，感到他过着很平凡的生活,与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但他又具有很多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品质和才能。他对朋友、同事有深厚的友谊和感情，对人民有深厚的爱；他具有超强的记忆力和不倦的学习与刻苦钻研精神；能在各种困难条件中驾驭全局形势；在复杂的形势下，把各种不同意见的人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地一道工作。本文所述江泽民同志事迹的点点滴滴，在平凡之中，孕育着伟大，铸就着伟大。2005年10月（作者原为武汉热工所室主任、技术员）5 江泽民同志在热工所傅满昌1966年至1970年，我有幸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工作、学习和生活了四年多。如今我已到耳顺之年，每每回忆起和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朝夕相处、一起工作学习、一起度过“文革”的日子，感慨颇多。在那内乱的年代里，我亲见了江泽民同志渊博的学识、处世的睿智、待人的宽厚和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敬重。他以高尚的人格魅力感动着我，感动着大家。有些事，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下面回忆的几件事，是我亲身经历和感受最深的。第一次听江泽民同志作报告我是1965年9月由哈工大毕业分配到热工所的。按当时的规定,到热工所报到后就被安排到武汉锅炉厂阀门车间劳动锻炼去了,直到1966年年底才回到热工所上班。我第一次听江泽民同志讲话就是在1966年年底。那是江泽民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作报告，介绍热工所的性质和任务。他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语言幽默，引人入胜。所有听报告的人都被他那精彩的演讲吸引住了，个个听得聚精会神。热工所是从事核反应堆设备设计和制造研究的，新来的同志中有不少是非核反应堆专业的。为了使这些同志对核反应堆的作用有个直观的概念，他把核反应堆和锅炉作了对比。他说：“汽轮发电机是需要用蒸汽来推动旋转的，但是蒸汽的产生具有多种方法，用煤燃烧或者用油燃烧产生的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的就叫火力发电，用铀235裂变产生能量而形成的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就是大家将来要从事的工作。而一吨铀235全部裂变时产生的能量相当于二百五十万吨标准煤燃烧时产生的能量。因此，利用核能发电是一个国家掌握科学技术、国力强弱的反映。”这一形象的描述十分科学，又浅显易懂，使听报告的人从对核反应堆的神秘感中一下子解放出来。这是我第一次领略江泽民同志的风采。他那渊博的知识、生动易懂的演讲口才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我们明白了自己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与国家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有关，从而激发了我们学习核科学技术的决心和信心。后来我们大多数人都从事了与能源领域相关的科学技术工作，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和江泽民同志的报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读格拉斯登教程热工所是从事核反应堆非标准设备设计和研究的单位。江泽民同志被任命为所长后，深知这一从事尖端科学技术研究的单位责任之重大。作为这个单位的领导，他必须知道要干什么，并合理安排让谁去干。对于他这个并不是学核反应堆专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时期，要想挤出时间学些东西谈何容易。因此，他便白天接受审查和批判，晚上到办公室读书。大家都看到，夜里十二点前他办公室的灯总是亮着的。后来在开技术讨论会时，连学核反应堆专业的人都对他的发言和见解感到惊讶和敬佩，问他是怎么了解这些知识的。他说，他已读完了格拉斯登编著的核工程教程。这是一本系统阐述核工程原理及应用的经典教程，共有三百多页。如果没有非凡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这是办不到的。由于他的这段经历，使他日后在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后仍然十分关注核工业的发展。劳动极其认真1967年，江泽民同志和所有党政干部一样，也没逃过受审查、批判、劳动改造的命运。“文革”期间，他被罚扫厕所和到实验室劳动。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他穿着胶靴，手拿橡皮水管和扫帚在认真地清扫,地面、窗户，一个角落也不放过，干得十分认真。一次，我和他一起在回路实验室劳动。他的任务是用铁刷子清除加热段铜排连接段上的铜锈。我看他刷得那么认真，满头是汗，就说差不多就行了。可他却说，如果铜锈去除得不彻底，就会接触不良，接点就会发热，这样不仅浪费电能，而且还会不安全。江泽民同志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体现在各个方面。由于他劳动态度好，又没查出任何历史问题，所以1969年初就被“解放”了。这在当时的武汉地区是非常少有的。因为他一直态度很好，他相信“文革”的黑暗是暂时的，两派群众是好的，他们的过激言行是由于当时的大气候造成的。两派群众都是好的我记得一些造反派跑到江泽民同志的办公室，要求他支持，并要他为造反派做一面旗帜，写上“战斗队”三个字。他没有同意，耐心地说，你们两派都是好的，都是革命群众，我不能支持一派、压制一派，那样做就会造成挑动群众斗群众。尽管造反派们反复做工作，要求他站在他们这一边，但他就是一句话：“你们两派群众都是好的。”由于他不“支派”，不“站队”，对两派都做工作，所以在当时无政府思潮泛滥、两派武斗盛行的武汉，热工所并没有发生两派武斗和打砸抢现象。这不能不归功于江泽民同志始终采取团结两派的做法。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而和我们相邻的武汉锅炉厂、重型机床厂、造船厂，都是因为主要干部支持一派、反对一派，而造成了两派更加严重的对立，武斗、打砸抢十分严重，因武斗而死伤的事件时有发生，干部受迫害致死也时有发生。两派对立造成的心理伤害甚至在“文革”结束多年后还迟迟不能消除。热工所没有发生武斗，也没有打砸抢发生，这真是够幸运的了。群众保护江泽民同志1967年震惊全国的“七二〇事件”发生后，热工所成立了革委会，我被推选为革委会委员。革委会成立不久，革委会主任便辞职了。丁瑞芝当时是革委会副主任，他挑起了这副担子，带领全所同志按中央当时的部署，搞大联合和“三结合”。1967年底或1968年初，丁瑞芝病倒了，他不得不回老家养病去了。这样，革委会原来的五位成员只剩下三位了，吴成生、刘绍文和我。丁瑞芝回家后，就由我牵头负责革委会的工作，直到丁瑞芝病愈归来，大概有三个多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我经历了热工所最困难的时期，也受到了最大的考验。革委会剩下的三位成员都是新来的大学生，思想淳朴，一心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一天，武汉锅炉厂开群众大会，批判当时武锅的党委书记惠锡礼和厂长郭长倬，大会的会标写着“批判走资派惠锡礼、郭长倬大会”。热工所革委会通知全体职工前往旁听大会并“接受教育”。会议刚开始，不知谁写了张条子给大会主持人孟运通，要求热工所的江泽民同志上台陪斗。我们看到江泽民同志站在台上时，感到十分意外。心想毛主席说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时把“走资派”都看作敌我性质，而江泽民同志只是审查对象，不是“走资派”，站在一起不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吗？我就走到台上，对主持大会的孟运通讲，江泽民同志是我们所的审査对象，不是“走资派”，站在台上不合适。我边说边把江泽民同志领下台，孟运通并未阻止。事后，大多数热工所的同志对我的这一做法表示了支持和肯定。要爱护青年大约是1968年，有一次我和江泽民同志在一起聊天。我说，我们都是一批刚毕业的学生，对未来要承担的工作没有底，心里很虚，希望他能告诉我们从哪里入手。他说，每个人刚开始走上工作岗位时都会感到心里没底，工作干起来就会慢慢好起来，但绝不能遇到困难就畏缩、后退。当然，领导也要爱护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一次，在他担任出国代表团副团长期间,随团的一位青年翻译刚参加工作不久，缺少翻译工作经验，专业也不够熟悉。有一次重要会议他没有翻译好，受到了批评。从此，他精神紧张，甚至怕见外国人。当时，团长有意将他调回国内，另选翻译。江泽民同志获悉后，建议团里不要将这位同志调回国内，因为如果翻译得不好而将他调回国内，他可能从此就和翻译工作永别了，这可能影响他的一生。江泽民同志建议将这位翻译留下，自己来协助他翻译。团里最后同意了江泽民同志的建议，留下了这位翻译。在江泽民同志帮助下，这位翻译的业务水平提高得很快，最终完成了任务。这件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看到了江泽民同志的胸怀和气度。“要有所为有所不为”1995年6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期间，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正在家里看电视，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问：“是哪位?”对方回答:“我是江泽民，你是小兵吗?”（小兵是我在“文革”那个年代改的名。）当时，我又惊又喜，怎么也想不到江总书记会给我打电话。我赶紧说:“您好,江主席，我是傅小兵。”江总书记接着说：“我有个电话，等一下再给你打过去。”下午两点多钟，江总书记把电话打过来了，他问我：“你说一下Fast Reactor和Fast Breeder Reactor有什么差别？”江总书记用英语问我。我当时有点紧张，回答他："'Fast Reactor'和4Fast Breeder Reactor'都是指‘快堆’，4Fast Breeder ReactorJ是全称，中文译成，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有时为了简单，就说4Fast eactor*,中文译为，快堆'。”我想，江总书记是想看看我在英国学了两年英文是否有所进步。江总书记又说：“我去过法国，他们的快堆‘凤凰堆’和’超凤凰快堆’我都看过。你再说说为什么法国的快堆停了，是否仍有技术问题,何时能商用？”我说："‘快堆’在理论上和技术上现在都无大问题，只是从发电的角度，‘快堆’的造价要比热中子堆贵得多。另外，在商业化方面，现有的‘快堆’，包括法国的‘凤凰堆’和‘超凤凰快堆’还都属于原型堆，负荷因子不高。从经济上看，现阶段不如热中子堆。‘快堆’的最大优点是可以使燃料增殖，能提高铀资源的利用率，还可以用‘快堆’实现对长寿命核素的壇变，从而减少核废物并使之容易处置。因此，从长远看，‘快堆’还是很有前途的。”江总书记又要我说一下聚变堆的事，他问我：“利用聚变能何时能实现?”我说：“聚变能的利用主要是通过对聚变反应能实现可控的聚变反应堆来实现，如何能实现可控的聚变反应，以及如何使聚变反应产生的能量安全地导出是聚变研究的主要课题。这里有理论问题，也有工程问题，而且工程问题可能更困难一些。根据一些报道，至少要五十年以后才有可能实现。”江总书记又和我谈了一些其他问题，最后说：“我们国家很大,要干的事很多，我们不能全线出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江总书记同我的这次通话，使我感受很深。一是江总书记对能源问题特别是核能非常重视。尽管当时俄罗斯核泄漏事件的阴影还没有散去，全球核工业不景气，一些国家甚至关闭了一些核电站，废止了核能利用，但是，江总书记却以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始终对利用核能造福人类抱有信心，始终关注核能发展的最新动态，引导我国科学技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二是江总书记亲自调查研究的科学求实精神令人敬佩。他对核科学十分了解，向我提的几个问题是胸有成竹的。即便如此，对关系国家科技发展方向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是十分慎重。询问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作调查研究，为了使自己的判断更准确,掌握的情况更确实。这种科学求实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做领导工作的人学习和效仿。三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句话充满了辩证法。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我们要努力迎头赶上，我们也能够赶上。但不能全线出击，要抓住重点，要根据我们的国力，把最重要的、最紧迫的赶快搞上去。这就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江总书记“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教导，对改革开放、科技发展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普遍的指导意义。2005年11月15日6 我所了解的江泽民同志李悦江泽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党、国家和军队的掌舵人，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和拥护的领袖。在他主政期间，他坚定地实践邓小平理论，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走向现代化。他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鼓舞广大党员和干部去为真理而斗争。在国际事务中，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响，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明确地确立了中国作为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应有的地位。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这不能不体现出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的江泽民同志的突出贡献。我作为一名技术人员，曾有幸与江泽民同志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热工机械研究所共事几年。现在回忆起来，尽管时间不长，但是仍然可以清楚地记得，江泽民同志在平凡的基层工作中已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热工机械研究所的前身是由二机部和一机部于1962年共同组建的联合设计处。联合设计处组建时设在北京，但如果要正式建设成国家一类研究所，按照当时中央的方针必须到“三线”。一机部所属研究所都是从事产品研究设计的，强调要与产品加工厂相结合。核工程设备的加工，原定在武汉锅炉厂。按照一机部的决定，武汉锅炉厂生产核工程设备部分要迁到四川省自贡市建厂，热工所也必须随后在四川省自贡市建所。联合设计处完成使命，在四川建所前，一机部决定热工所先在武汉过渡几年。当热工所于1965年初从北京迁往武汉时，原有的几位所领导，都找到了各自的“理由”，没有随所迁移。于是，一机部党组决定调江泽民同志任热工所所长兼代理党委书记。江泽民同志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组建时，江泽民同志就是主管业务的副所长。在他驾轻就熟的业务领域，为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在电机专业上也颇有建树。热工所要从事的核反应堆工程的研发、设计，对江泽民同志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一行，必须从头学起。热工所要去“三线”建所，到热工所任职就意味着要长期在环境艰苦的山沟里生活。更何况，江泽民同志在一机部领导眼中，是懂业务的领导，是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是未来接班人的苗子。他完全可以提出各种理由推掉这一新职，留在环境舒适的上海或其他条件优越的大城市。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任命，挑起热工所搬迁、建所的重担。他不考虑个人得失，一心想的是党的事业，是国家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切服从党组织决定的坚强党性，在当时与其他一些干部相比较，令我十分钦佩！江泽民同志从上海调来武汉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并迅速波及全国。各级领导人几乎都成了“走资派”，成了被冲击的对象，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生产、科研、建设及其他各类经济工作均受到了严重干扰，有的已经瘫痪。作为一级领导干部，在前途渺茫的情况下，江泽民同志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而是仍然按一机部领导的决定，抓紧建所筹备工作。他一上任就与所里其他几位领导协商成立建所工作组，我本人也有幸参加了这一工作。江泽民同志不仅亲自主持召开建所工作会议，亲自审定建所方案，而且建所工作人员每次从四川出差回来，江泽民同志都要亲自听取汇报，了解建所进度及遇到的各种问题。他多次指示，一定要按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方针,坚定地执行部领导的决定，抓紧工作，争取尽快完成建所任务。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加上“三线”选址中的盲目性，经一机部领导同意，建所的工作暂停了。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在形势动荡不定的情况下仍能坚持执行党的决定，可见江泽民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江泽民同志在抓建所工作的同时，也在抓自身的业务建设。他说:“一个研究所的领导，一定要成为内行，否则将难以指导所内工作。”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查找、阅读业务书籍（包括外文书籍），请业务骨干介绍国内外核工程发展情况，以及核工程研发、设计中的关键问题。由于他有着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加上他聪明的头脑和善于接受新知识的本领，尽管是在“革命”压倒一切的荒诞日子里,又是在武汉临时的、极为简陋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里，江泽民同志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作为所领导，在指导业务工作中开始讲内行话了。这就为他与广大技术人员交流情况、沟通思想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在当时同级领导中，的确是出类拔萃的。江泽民同志在热工所工作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他当然对形势的发展很不理解，对“中央文革”的一些做法极为不满。但他从不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观点去引火烧身，总是清醒地观察、耐心地倾听、冷静地思考。即使群众强迫他表态时，他也总能说出令两派群众都能接受的意见，充分地表现出了他政治上的成熟。他从不挑动两派群众发生冲突，也从不支持一派反对一派，因而两派群众都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尽管他当时已经被夺权了，但全所职工心目中仍然把他看成是所内不可动摇的领导者。这在当时的领导干部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地区的两派群众组织发展到后来是以对武汉军区的态度为分界线的。武汉的“七二〇事件”就是因武汉军区的一些负责人对“中央文革”不满，带头揪“中央文革”派来武汉处理两派问题的王力而震惊全国的。在“中央文革”表态以后，反对军区的一派借助“中央文革”的支持占了上风，控制了武汉的整个局势。他们对另一派的头头及其支持的干部进行迫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江泽民同志也大有受到迫害的可能。但在这种危急的时刻，他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而是在一天晚上悄悄地对我说：“现在的局面太乱了，有的人已经失去了理智，无法控制。你作为一派的主要头头曾经和他们强烈对立过，还是离开武汉出去避避风头为好,等到形势稳定些了再回来，这样能少吃些苦头。”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全家当夜就离开了武汉，躲过了一场较大的冲击。此事令我终身难忘！由此可以看出，江泽民同志在基层工作的日子里，就已经表现出了爱民、护民、为民的崇高品格。“文革”中，“造反”、“打倒”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严重冲击了热工所的正常工作。建所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日常业务工作也受影响。所里很多青年技术人员由于没有明确的设计任务，每天上班后无事可做，就聊天、辩论、参加批判会。江泽民同志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热工所怎么办?”“这些年轻人的前途怎么办?”这些都是他时刻挂念的。在已被夺权并随时准备接受群众审查的情况下，江泽民同志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而是多次主动向部领导反映情况，请求任务。因此，一机部领导最后作出将热工所的主要技术力量合并给二机部的撤所方案。这样，既可以避免大批技术人员荒废专业，也避免了辛苦建立起来的队伍的散失。虽然随着热工所的撤销，江泽民同志一心想为中国核工业建设干一番事业的抱负无法实现了，但却为他后来参与决策中国核电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广东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必须加快电力建设。广东省决定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合资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并在1981年春夏之交将方案报中央审査。中央各有关部门按照不同的专业分别成立了几个审查小组。当时，江泽民同志已调到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任副主任,担任经济审查小组组长。此时，我也被调到了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局工作，并负责这一项目。我被任命为经济审查小组的联络员。1981年的中国刚刚开放不久，政府机关很多工作人员还不能理解外国投资，还不能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思想。一些单位在审查一开始就提出了否定意见。但江泽民同志却明确地告诉我：“这是一个特大型的外资项目（总投资额为四十亿美元），如果成功，不仅可以促进中国吸收外资工作、有利于广东省的经济发展，而且会更有力地促进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我们一定要坚决地给予支持!”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江泽民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表现出了一个懂科技、懂经济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撤销热工所的决定公布后，所内人心浮动，很多人都为自己的去向担忧。因为二机部能接收的只能是审查合格的部分技术人员，还有相当多的人员都面临着重新分配。一机部决定撤销热工所的同时，决定调江泽民同志到一机部工作。此时，江泽民同志还没有完全恢复所领导职务。他完全可以在接到调令后毫无顾忌地立刻离开武汉前往北京报到，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他。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仍然承担着所领导的责任，关心着每一个人的安排。他曾亲口对我说：“在所里同志们的去向没有确定下来之前，我不会离开武汉。哪怕只剩下一个同志，我也不能不管。”他说到做到了。他主动与所革委会协商,与一机部、二机部及其他有关部门联系，最终使所内全体人员都得到了合理安置。对此，原热工所的同事都念念不忘。热工所撤销后，我本人被分配到二机部第二研究设计院工作。因热工所在武汉有一热工试验回路装置需拆迁北京，我暂时留在了位于武昌的武汉锅炉厂内。而此时，江泽民同志已经到一机部工作了。1971年盛夏的一天，江泽民同志冒着酷暑，满头大汗地来到我家。我看见他走路时一癮一拐，心里很奇怪，正想问他，他却急忙对我说:“你能不能陪我到汉口走一趟?”原来，根据中央的要求，一机部决定:直属的研究所大部分要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是一机部的直属所，也要下放给武汉市管理。为了摸清楚该所的情况,部里委派江泽民同志前去调查，可是在路上他却不小心把脚扭伤了。由于一个人走路很不方便，所以他来找我，希望我能陪他一起去。我看见他强忍疼痛，走路十分困难，于是建议：“向锅炉厂借辆车吧。”可是，他却说：“不！现在锅炉厂的领导还在‘靠边站’，如果向他们借车，他们肯定会很为难的。”于是，我又说：“要不，就叫材保所的负责人到武昌来向您汇报情况吧?”可是，他又说：“也不行！我还是自己到现场去比较好，这样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向部里汇报的时候才能保证实事求是。”我见说服不了他，只好陪他去挤公共汽车。他的脚伤得很重，上下车的时候都需要人搀扶。车上的人也很多，直到过了武汉长江大桥才算找到一个座位。在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他不仅认真听取了负责人的情况介绍，还忍受着脚伤去看了一些实验室。他特别询问了所里人员的构成及一些主要设备的状况。在从汉口返回武昌时，江泽民同志仍然没有要求材保所派车送他。这次陪他从武昌去汉口的经历，又一次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在脚部严重扭伤的情况下,他完全有理由推掉这个任务，或者至少也可以等到脚伤好转一些再执行。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宁可自己忍受着疼痛，也要按时去完成工作。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令我十分感动！而他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更是令我钦佩不已。作为部机关派往地方考察工作的干部，请部属地方单位派车接送一下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这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更何况，还是在他脚部扭伤、行动十分不便的情况下。但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些单位领导的艰难处境，即便自己再苦也绝不给这些领导增加麻烦。他总是一事当前，首先替别人着想。回首在热工所与江泽民同志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使我了解到,一个伟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要经历一些平凡而艰辛的历程。而正是这些平凡而艰辛的历程，才能使他深深地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土壤中。也正是这些历程，培养、磨炼了他的常人无法比拟的优秀品格。他独特而高超的政治艺术、广博的科技知识和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使他能够清醒洞察国际风云，科学处理国家事务。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他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他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心替群众着想的崇高品德，也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因而，他才能够成为享誉国际社会的一位大国领袖。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和感受到的江泽民同志，虽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但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我愿意以文字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历数百年沧桑史，不乏英杰献忠魂。叱咤风云当惊世，难得几人主浮沉！小平勇开新天地，指点江山有泽民。九州喜逢腾飞日，中华崛起看如今！2005年11月（作者原为武汉热工所技术员）《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下）：就地烧掉绝密资料阅读使人成长2023-12-02 12:303天前 12点30分·北京·网易号教育内容作者已关注《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上）7 在江泽民同志身边金为民1966年至1969年，我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时，曾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直接受到他的关怀和教导，有些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江泽民同志于1966年5月调到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担任所长兼代理党委书记。这个所正处于建所初期，万事开头难。但江泽民同志到所后，领导全所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我兼党委机要秘书后，看到上级批文中这个所的名称是“一机部原子能设备制造研究所”。为了保密，这个所对外叫“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发展规模是职工一千六百人，当时才二百多人。上级任命江泽民同志担任所长，何成同志担任所党委书记。由于何成一直没来上任，上级决定江泽民同志兼任代理党委书记。1966年9月，中共武汉市委正式下文批准江泽民同志兼任所党委书记。可想而知，作为党政主要领导的江泽民同志担子有多重。他把当前工作抓起来后，发现这个所的许多业务工作和二机部都是关联的，开展业务时要搞很多与二机部重复的工作。这样就会浪费人力和物力，从建制上是两个部,行政管理上也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协调工作。把这个所的建制放到二机部，就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又快又省时地把工作做好。就是搞和平利用原子能，建制也是放在二机部好。江泽民同志从战略的高度，以发展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提出了这个所的体制设想，建议改变这个所的建制，把它放到二机部去。他向一机部的领导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有的领导有不同的看法,并发生一些争议。但江泽民同志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在建议中谈到,这个所成立时就没能广泛征求意见。他一直坚持和反映自己的意见,最终说服了部领导，同意这个所归到二机部。就是在这个所归属去向定下来以后，1969年年底我调出了热工所。通过这件事，我感到江泽民同志是一个有远见卓识、坚持原则又有实事求是精神的领导干部。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如疾风骤雨，不到半年时间发展到全国上上下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走资派”。当时是领导就要挨批受整。作为一把手的江泽民同志，成了批判的靶子，大字报满所飞，说他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快，江泽民同志被批斗，被要求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罪行”。江泽民同志对批判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看法。他认为，在前进的路上会有曲折，甚至会有大的曲折，但不能说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下会上，江泽民同志都是这样分析、这样讲的。那些批判者又说他“不老实交代”，说他“唱反调”，一次次批斗他。因他到所不久，工作上别人找不到他更多的可攻击之处。而他是知识分子，懂多国语言，去过苏联学习，参加代表团多次出国访问，这些变成了攻击他“只专不红”、“走‘修正主义’道路”、“崇洋媚外”的批判内容。为了批判，有人甚至不惜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对他进行攻击。说他讲过外国的工作人员都比中国的强’是"崇洋媚外”思想。批判云下来，江泽民同志生气地对我说："我介绍的是访问中遇到有些工作人员很能干，在回答别人问题的同时手还不停地工作着。把我讲的话全歪曲了。真没法与他们理会。”随着形势的发展，所内群众也形成了两派。各派都说自己一方是革命派，找一切机会来攻击对方。“造反派"逼着江泽民同志表态谁是“革命派”。江泽民同志表态说：“都是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参加哪一派都是革命群众。”他们捞不到什么东西，就批判江泽民同志是“和稀泥”，并贴大字报进行诬蔑性的人身攻击。“文化大革命”完全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和组织生活。一些大的事情，往往正式渠道还没有传达下来，而所谓的“造反派”就行动起来了，弄得领导非常被动。江泽民同志叫我到省里去问一下，是否有些文件没有下发或没有及时下发。我在湖北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得到的回答是：“有文件都及时下发了。至于有些事情，我们也是从‘造反派’那里听到的。”回来向江泽民同志汇报后，他讲：真是乱套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升级，全国范围内打砸抢、武斗、冲击军事机关、抢抄机密文件资料成风。有一天，江泽民同志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到会后才知道是武汉部队出面召开的贯彻军委“八条”，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会议。因我们是重要保密单位，属于军队保卫单位，所以叫我们也参加。会议中，江泽民同志愉快地和主持会议的领导进行交谈，还谈到了武汉军区和武汉部队的关系等问题，与会同志最后还合了影，说是要见报。回所的路上，他高兴地说:“这样，局势就会慢慢稳定下来，工作也就好开展了。”回所后，为了保护机密图纸资料，江泽民同志和警卫连协商，在资料室门前再加一道岗。可没过多久，形势急转直下，说军委“八条”是“二月逆流”的产物，军队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要揪军内一小撮”。因江泽民同志参加了“三支”、“两军”的会议，要他交代参加武汉部队会议的情况。江泽民同志说：“是贯彻毛主席同意的文件精神。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抓革命促生产。”上海“一月风暴”掀起的“造反派”夺权浪潮席卷全国，江泽民同志失去了所领导的权力，“靠边站”了。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之后，江泽民同志把时间用到了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核工业技术知识上。他心里还始终考虑着全所的发展和未来工作的问题。我是1965年8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工作的。报到后，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工作。1966年7月回所后，听说要我做党委秘书工作，可我是个不善于言谈而且字写得拿不出手的人，怕党委秘书做不好，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想把自己的意见同领导谈谈。但又想，刚到单位首次分配工作，就提出异议,会不会使领导产生不好的印象和看法。当时我思想很矛盾，就带着这种心情去找江泽民同志。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看到我后，笑着说：“小金有事吗？坐吧!”开始时，我还有点拘束，后来看他那样平易近人、热情和蔼，很快也就自然起来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向他说了一遍。他听后，微笑着说：“选你做党委秘书工作，就是想让懂些业务的技术人员来做行政管理工作。你是技术人员，对做好这方面的秘书工作更有利。过去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使大部分年轻人有条件去学习好文化知识及专业技术知识。让一些有文化又懂业务的技术人员来做行政管理工作，是条件的允许，又是工作的需要。这将是今后选拔使用人才的一个方向。”我也在想，是啊，过去做行政管理工作的老同志，许多人年轻时连学习文化知识的条件都没有，更谈不上到学校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了，为了把工作做好，只能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稍停片刻，他又笑着说：“你是学原子能控制的吧？咱们所也是搞原子能利用工程研究的。我们认为你可以，才叫你做这个工作，相信你能做好的，好好干吧！你看行不行?”他微笑地看着我。我心里想，江泽民同志刚到所不久，对我的过去一清二楚。这是领导充分考虑而定的。叫我做这个工作是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思想问题解决了，我高高兴兴地做起所党委秘书工作。不久，所里又报批让我兼机要秘书。我觉得，党委秘书一职我都不一定能做好。谈起此事，江泽民同志对我讲：“我们是保密单位，扌艮你做机要秘书批下来快。我们相信你能做好，才让你兼起来。努力去做，是会做好的。”从此，我做起了所党委秘书兼机要秘书工作。在党委会议上，我作记录时，总想争取把每个同志的发言全部记录下来，开会时总是不停地写。在大家讨论时，我抓紧时间把漏记的补充上，字写得不好又潦草。会后回头看看记录，自己都不满意。一次党委会议上，为把记录记好，我低着头甚至屏着呼吸去记，精神也有点紧张。江泽民同志观察到了。会中休息时，他对我说：“小金，记得怎么样？拿来我看看。”我把记录本给他拿过去。他仔细地翻看后,微笑着说：“根据你的情况，记录时不要有言必录。以后这样记，仔细听每个同志的发言，把讲的主要内容记上，再把反映主要内容的原话记下来，会议上统一的结论和会后分别要做的工作记下来。这样，能把记录记好，又能弥补写字慢的不足。”我心里想：江泽民同志是多么无微不至地关怀我这个年轻干部呀！工作方法指导得清清楚楚，连上次谈话中我讲过字写得慢又不好的话都还记着，趁此机会来教导我。每想到这些事，我都深深感到江泽民同志对工作非常深入细致、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对年轻干部关心爱护、悉心培养。他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和职工群众一起在大食堂里就餐。我说：“你应该住一套宿舍，这样对工作、生活会好些。”他说：“和同志们住在一起，对做好工作更有利。”他在热工所的几年里，有一半时间是二三人合住一间单身宿舍。同志们的家属来探亲，他主动搬到另外的单身宿舍，给有亲属来的同志让房间。他还经常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参加各种劳动，如实验室基础建设、试验设备安装调试等，还带领大家参加各种公益劳动。办事外出、公务活动，他都是坐公共汽车。他是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典范。2005年12月8 充满真诚友谊的一段经历段抗全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人们亲切地称它为热工所。在我这六十余年的人生经历中，这是一段充满真诚友谊的岁月。每每回忆起这段日子，心底内总会泛起一股甜蜜和幸福的波澜，久久不能平静。虽已过去了三十余年，但回忆起当年的一些人和事，仍清晰、真切、动人。下面说几件与老所长江泽民同志有关的事。我与江泽民同志相识是在特殊年代和特殊环境下，具体是在热工所的单身宿舍。他亲切的笑容，洪亮而清晰的声音，恰如其分的询问和极具亲和力的沟通，一下子吸引住了我的注意力，使我从心底里产生了一种敬重、亲切之情。平易近人良师益友在当时“文革”的历史环境里，业务工作不太明确，具体工作进度也无严格要求的情况下，作为保密单位，社会干扰较少，大家个人可支配的时间相对较多。夏天的晚上，炎热难耐，大家都在大楼顶层平台上乘凉，促膝相谈。江泽民同志经常与我们谈家常，谈见闻。他见多识广，博古通今，谈锋甚健。他分析事物时，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启迪思维，使人茅塞顿开，获益良多。在当时情况下，江泽民同志以身作则，正确对待持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同志，要大家团结，要大家明事理、讲政策、客观冷静。他言传身教，使我获益匪浅。当时那个年代，物资短缺。我在武汉因公因私常去北京。大家常托我买小孩洗澡用的铝盆和搓衣板、肥皂等日常用品，每次我总是满载而归。有两次，江泽民同志当时也在北京出差，问我何时回武汉,说要往回带的东西一定不少，我如实相告。当时交通拥挤混乱，又没有出租车。江泽民同志一定要来送我，从我住的地方小西天到北京站还要换乘一次公共汽车。我们两人都是重负。江泽民同志一手提着旅行袋，一手提着装有铝盆和搓衣板的网兜，一直把我送到车厢内才分手。看着江泽民同志脸上满是汗珠，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当我向家人说起此事，家人都深为感动，为江泽民同志真诚助人的高尚品格所感动。回武汉后我将这件事告诉同事、朋友，大家都对江泽民同志深表敬佩。生活俭朴兴趣广泛热工所从北京迁至武汉，只有一栋四层楼，一、二层办公，三、四层住人，部分已成家的人暂借住武汉锅炉厂宿舍。当时任所长兼代理党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也和员工一样住单身宿舍，在武锅食堂就餐。有时赶不上食堂就餐，他就用煤油炉或同事的煤球炉煮碗面条，放点青菜，就当一餐饭。当时，条件艰苦，在任务头绪多而方向又不明确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江泽民同志和全所同志一起坚守岗位，筹建科研设施，开展设计工作，尽职尽责。江泽民同志兴趣广泛，爱好游泳、音乐、诗词。在我的印象中，江泽民同志总是乐观向上，朝气蓬勃,着装整洁，风度翩翩，富有学者风范。浓浓亲情感人至深江泽民同志从上海调到武汉，家仍在上海。他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学，两个妹妹也在上大学。上有双亲，下有孩子。他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敬老爱幼。有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也使我发自内心地敬仰。有两次我和江泽民同志偶然相遇在邮局，都是发薪后去邮局汇款。当时，他从上海调至武汉，每月工资一百五十八元，他寄四十元给在扬州的双亲，给在安徽和南京上大学的妹妹泽慧、泽玲各寄十五元，自己只留二十余元生活费，其余的寄往上海家中。持之以恒，坚持多年，令我感动至深。后调到北京不久，他老父去世。1974年，他将老母接到北京，侍奉两年多，京津地区地震时老母才离京。他对岳母也很孝敬，直至岳母仙逝。自古贤者出自孝廉。江泽民同志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之精髓，堪称我们的楷模。善于学习勤于思索江泽民同志涉猎广泛，博古通今，勤于学习，善于思索。所以,他对人对事有深刻的洞察力和分析判断力。在“文革”特殊时期，他善于与人沟通，透过现象看其实质，交谈起来总能给人以启迪，处理事情总能顾及方方面面，使各方信服。在当时当地的复杂情况下，对各种观点的同志，他都以理劝说，使大家冷静，所内基本保持稳定,未出大事。后来，热工所建制撤销，处理资产、安排人员，没有任何遗留问题。一机部、二机部领导和相关部门十分满意，给予江泽民同志较高评价。这是与他原先的工作基础及处理问题的深思熟虑和高超艺术直接相关的。我作为参与撤所事务的具体执行人员，深切体会到其内在联系和必然性。亲历此事全过程，自己受到的教育是终身难忘的。机智聪慧完成难事1970年五六月份，在江泽民同志的积极建议下，一机部、二机部领导最终决定撤销热工所。在那样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妥善处理各项撤所事宜难度极大，涉及的相关领导部门运作也不太正常。撤所后人员的安排，一机部主管部门原则意见是给二机部一百人，按用人条件，要确保完成任务。其余的人都去武汉锅炉厂，资产留武锅。但具体实施起来，问题很多。按中央当时的规定，符合条件的不想到二机部去的有一部分人，按专业知识条件应该去二机部的而实际上去不了的有一部分人。去二机部的人安排什么工作，谁也说不清。留在武锅的人如何安排，谁也不愿说，也说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同志用他的智慧、经验和影响，出主意，做工作。经与主管部门多次协商，同意在一机部天津电器传动设计研究所安排一部分人，人数多少及安排哪些人去，由两家具体协商。经江泽民同志做工作，一机部干部司同意开介绍信给天津电器传动设计研究所，以部里的名义作安排。这样，一部分同志就调配到了天津电器传动设计研究所。部里又同意调部分人去湖北应城化工厂和湖北内燃机厂；对部分分居两地的同志给予照顾，可调到对方所在地;在武汉其他单位的，可调往二机部二院；剩余的人员仍由武锅全数接收。在人员安排过程中，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评价和对待每个同志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最后决定，任何人的个人档案中不保留“文革”中任何不应有的材料，使每个人均不背历史包袱。在具体安排工作中，克服了许多困难。其中，江泽民同志的周到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另外一件事也是值得一提的。1970年，一机部干部司李焕章司长提出，根据中央安排，要向罗马尼亚提供一批经援项目，拟选派江泽民同志担任专家组组长。江泽民同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新的工作安排。这样，他有两年时间在罗马尼亚任专家组组长，执行援外任务。对于江泽民同志这种无条件服从党组织安排、识大体、顾大局的思想境界，我非常敬佩。我想起了已去世近三十年的原热工所技术员刘振华，想起他与江泽民同志一段真诚的友谊和他对江泽民同志的评价。那时，江泽民同志住单身宿舍，吃大食堂，每天还有那么多的公务和杂事。刘振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帮帮江泽民同志。刘振华每天主动打水。有时候，江泽民同志开会过了点，来不及吃饭，刘振华就帮着把饭打回来放在宿舍。两人结下了真挚的友谊。有一次，我与刘振华聊天。刘振华深情地说：我从几年的点点滴滴看到了江泽民同志的真诚、友谊、才华、高尚人格。他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对刘振华说：“其他不少人也与你一样有同感。”人生是短暂的，友谊却是天长地久。在刘振华不幸病逝后，江泽民同志来为他送别，动情地说：走得太早了。在刘振华去世二十年后，已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同志，虽然身负重任，日理万机，但在到长沙考察工作的百忙之中，仍不忘刘振华的遗孀和后代，抽出时间亲切接见，关怀备至。2005年10月（作者原为武汉热工所人事科科员、技术员）9 江泽民同志组织我们学外语王保安1968年初，所里除了少量军工任务外，大部分技术人员都没有活干。眼看岁月蹉跤，业务荒疏，风华正茂的一代青年技术人员心急如焚。作为资深且有很高学术素养的专家，作为对热工所的发展和全所技术人员的成长负责任的一所之长的江泽民同志更是忧心忡忡。他认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没有科学技术是不行的，没有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是不行的。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掌握外语这个工具也是不行的。这在今天看来是朴素的真理。可在那个年代，有这种认识的人不多。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组织大家学习外语的主张。在那个年代，这是许多人所不敢想、不敢做的。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在我所承担的一项军工设计任务的图纸上,控制系统有一个信号标明来自FEFDS。一时大家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而该信号对设计又很关键，最后找到江泽民同志。他审看了前后关系，指出这是英文“燃料的元件破裂检测信号”的缩写。大家才恍然大悟。于是，江泽民同志以此为例，因势利导，在全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提出组织外语学习班。广大科技人员早就盼望有这样一个机会，因而得到大家的响应。于是，立即着手举办三个外语班:英语初级班、中级班和日语班。分别由丁作义、王保安、陈明志任教员，每周上课三次，每次半天。三个班上课时间错开，以便有些人既可以上英语班，又可以上日语班。当时，日语班选用了北京大学陈信德主编的《科技日语自修读本》作教材。我当时在北京出差，所里打电报叫我买七十六本。其中一本作为教师用书要开发票，其余全是学员自费购买。全所共三百零二人,技术人员占一半多，可见大家学习热情之高。北京西单新华书店的一位中年男营业员先是很惊讶，这个年代居然还办外语学习班！继而热情支持。他里里外外找遍了也远远不够数，便专门为我到总库去提。英文班没有合适的现成教材可买。于是，江泽民同志召集了几位英语较好的人，从图书馆藏书中选取一些英文书籍，自编成教材。他自告奋勇担任刻蜡纸任务。江泽民同志亲自去各个班听课，委婉地指出教学上的不足，例如某些音节的发音似乎过于“清晰”。我们一方面明白了自己的欠缺，另一方面又学到了向别人提意见应当采取让闻者能欣然接受的态度。还有件事也是我至今难忘的。当时，我除了教英语中级班外，还参加了日语班学习。一开始要将日语五十音图背个滚瓜烂熟，五十音图行行押韵，琅琅上口：我正背得起劲，恰巧江泽民同志过来，听我反复这么背，便脱口而出:虽然只短短十个字母，却使我茅塞顿开!原来五十音图还可以按列来记，而且更容易、更记得住，起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使我受益匪浅。三个外语班坚持了半年，直至武汉酷暑才结束，时间虽短，但达到了预期目的，并为以后进一步自学打下了基础。当时，天天学毛主席语录，不少人就用英文版、日文版的语录对照着学。大家发现，通过学习外文版语录，对语录的理解更深刻更全面，同时也非常有利于外语水平的提高。在当时浓厚的好学上进的氛围中，一些英语、日语已过关的同志还自学了德语或法语。后来，热工所撤销，人员分到各地，其中许多人都成了各单位的重要外语人才。丁宏照从美国回来后，对我说：“是热工所使我学好了英语”。我现在还不时翻译和校对一些日文的专利文件，这也要归功于当年热工所日语班的启蒙。郑可、吴成生等更是英、俄、日、德、法语全面掌握。当年江泽民同志一个明智、勇敢、有远见的决策，使热工所一批人没有虚度光阴。2005年12月5日（作者原为武汉热工所技术员）10 江泽民同志在武汉“文革”中赵春华江泽民同志于1966年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调到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工作。在艰苦创业和社会动荡中度过了四个春秋。他到热工所上任时，正值研究所由北京搬迁武汉，刚刚安顿下来，其他领导成员也刚到任不久，职工的工作场所、生活设施依靠武汉锅炉厂的支持，暂时得到初步安置。但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解决，特别是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核反应堆设备(801.09工程)的设计任务，在四川选择建所地址及筹建准备工作，需逐一落实。自1966年春夏之交起，全国“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般爆发了，武汉乱起来了，武汉锅炉厂形成了观点截然对立的两派。热工所也不例外，所领导们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江泽民同志面对社会动荡，坚持党性原则，号召职工贯彻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宣传中央关于不准冲击保密单位的指示(热工所是国家保密级单位)。他对于热工所内部的两派，从不偏袒一方，始终强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求团结、顾大局。因而，热工所绝大多数职工遵纪守法，坚守工作岗位，不参与社会上的争斗。社会上虽然极度动荡，热工所内部却保持相对稳定和平静。1967年初，“夺权”风暴迅猛刮来，迅速波及全国，从中央机关到地方机关，从企业到学校，各行各业的领导集体被冲垮，“革命造反派”取而代之，并行使权力。这股邪风波及武汉后，热工所的相对稳定局面无法维持下去。在当时的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的介入下,产生了革命委员会，统揽全所工作，热工所的原有领导班子“靠边站”。江泽民同志也被说成是“刘邓路线”的执行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尽管热工所造反派还不算太激烈，但江泽民同志遭到多次不公正的批斗并被关进单人小屋（原办公大楼传达室）“反省”,则是不争的事实。江泽民同志虽身处逆境，面对压力，但不随波逐流。在原则问题上，他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爱护同志，不避个人风险。例如,性格耿直的杨峻岭三次以中央警卫团战士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信，指名道姓地驳斥张春桥、江青的错误言论，因而被人指为“现行反革命”,并公布其所谓“罪证”，进行批判。当有人让江泽民同志就杨峻岭是不是“现行反革命”表态时，江泽民同志明确回答：“他曾是中央警卫团战士，是党员。按党章规定，他有权向中央反映个人意见。如果因此就说他是反革命，我以为不妥。”这实际是对某些人行为的否定。江泽民同志言谈质朴，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他与不同观点的人都能谈得拢。只有具有高素质和良好品德修养的人，才能如此。江泽民同志平时关心职工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鼓励大家努力学习知识，并且身体力行。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自己还抽空阅读英文资料，今天看来更是难能可贵了。他除关心在职干部外，还关心分居两地职工的家属，出差北京，事务繁忙，还不忘到职工家属所在单位探望职工家属，并送去几句温暖的问候。这是多么珍贵的同志情1970年，热工所承担核工程设计工作。由于工程的系统设计、施工设计分在不同行业的设计研究单位进行，不利于核工程各阶段的有机衔接。为此，有关部委决定撤销热工所。江泽民同志多次奔赴北京,为热工所三百多人的工作出路寻求良策。热工所职工都得到了妥善安排，分别被二机部第二研究设计院、武汉锅炉厂等单位接收，其余分在河北、河南、江西、江苏、广东、辽宁、黑龙江、天津、西安、杭州等省、市的工作单位。此后，江泽民同志调到一机部工作。热工所人员虽各奔东西，但在特定年代结下的友谊却永存。特别值得铭记的是，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仍惦念着他原来的同事，并为他们提供最大的帮助。忆往昔，四年相聚，历史长河中一瞬，看今朝，无限思念，人生旅途中永恒。2005年10月（作者原为武汉热工所二室党支部书记、技术员）11 江泽民同志二三事梁敏海—、热工所的“反动标语"1968年，在热工所所长江泽民同志的关怀下，我爱人和两个小孩的户口由陕北延安迁到武汉。儿子叫毛毛，女儿叫毛莲。两个小孩吵架后，毛毛就在楼顶层平台楼梯口想写“打倒毛莲”，但不会写“倒”字和“莲”字，只写出“打毛”两个字。被一位群众看到后，就传开了：热工所出现了“反动标语”。这“反动标语”毫无疑问是我的小孩写的，因为当时住在办公大楼的职工只有我有两个小孩。所以，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地要求揪出“反动标语”的幕后人。奇怪的是，没过两天事态就平静下来了。在热工所和武汉锅炉厂，只要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和武汉锅炉厂党委书记、老红军惠锡礼是老乡关系，比较亲密。事后，我到惠锡礼家去玩。惠锡礼的爱人王克告诉我：“江所长昨天晚上来和老惠谈到你小孩写‘反动标语’之事。我们都说这可能是小孩乱写造成的。根据梁敏海的出身和个人成长过程，只会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不会写出这样的话来。”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大字报很快平息的原因，是江泽民同志做了工作的结果。二、找毛毛1969年的一天，我的小孩毛毛丢失后，心里非常着急，但毫无能力去找，可喜的是江泽民同志亲自组织群众去找。我们组的李自生参加了整个寻找毛毛的过程。他在《武锅先行报》上叙述了寻找的全过程。我照抄如下：我们小组梁敏海的儿子毛毛，一天放学未回家，广播寻找也未见毛毛回家。随着天空慢慢黑起来，做父母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妈妈哭得非常伤心。江泽民同志知道后，立即组织我们小组的人员帮助寻找。寻找工作一直进行到晚上十时多。在马路口，我碰到一个人端着脸盆找武锅澡堂，我顺便向他打听有没有见到一个带陕北口音的七岁多男孩。他告诉我，他是武珞路小学的老师。他在值班时曾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说：他们收留了一个男孩，说话听不太懂，小孩说姓刘，可能是武珞路小学的，要武珞路小学去认领。我听了以后非常兴奋，急着问那个老师：小孩在什么地方？他说是南望山那边社员家里。回到所里，我立即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了江泽民同志。他也很兴奋。他说：马上去核实，是不是把姓梁听成姓刘了。不管是不是毛毛，一定要去弄清楚。南望山离洪山有二十多里路，现在已经是深夜了，怎么办?江泽民同志立即给武汉锅炉厂保卫科挂通了电话，说明了原因，请他们支援一辆汽车。武汉锅炉厂很快派来了一辆吉普车。江泽民同志很快指定四五个人上路，我也是其中之一。汽车通过华中工学院，绕过喻家山，翻越南望山，弯过湖北机床厂后，便到了农村。已是夜深人静，到处是黑压压的一片。汽车颠簸着、摇晃着往前走着。边走边停，敲开过几户农民家的门，也没打听出结果来。忽然间，我们其中有人发现远处有家灯光还在闪亮着。我们顾不得劳累与疲乏，直奔那农家。敲门一看，大家惊喜万分：毛毛在里面！并且还有一老农和老妇陪着。原来，毛毛放学后回家走错了方向，后来走到武汉大学东湖边，迷了路，被一个骗子骗到了南望山附近一个村子里。毛毛不肯走了，闹着要回家，被一个女社员发现了。她觉得不对头，便上去询问。结果，那骗子心慌，撒腿就跑了。毛毛得救了。当我们满载着喜悦归来时，已是东方发白了。但江泽民同志还没有睡觉。他仍等着我们回来呢。亲眼看到毛毛回来了，他才回宿舍休息。三、就地烧掉绝密资料1966年秋季，江泽民同志派我们六位同志代表一机部去甘肃，参加我国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的启动工作。除工作外，还要搜集有关核反应堆方面的资料，因为热工所当时也想建一个小型核反应堆。由于保密要求很严，我们工作期间不能有任何记录，只能把数据记在手上,回到房间后再抄在笔记本上。当核反应堆顺利地达到临界状态，我们把几个月收集的资料汇总起来。回所之前，我们向江泽民同志请示,收集到的资料怎样处理。江泽民同志果断地指示：“就地烧掉。”当时我们还十分不理解。过后才认识到，江泽民同志是从大局考虑的。当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一旦资料泄密，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2005年12月5日（作者原为武汉热工所技术员）12 回忆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丁宏照那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段经历。1966年至1970年整个中国都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时任所长的江泽民同志和我们一起在武汉热工所度过了那段时光。江泽民同志身材高大，戴着一副宽边眼镜，穿一身半旧的深色呢子中山装，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实验室、资料室以及宿舍里。那时，他和我们普通职工一样，住集体宿舍，一日三餐都要到武汉锅炉厂的大食堂里买饭买菜。记得有一次，是夏天的午饭时间，我和他一起排队，都买了一份糖醋排骨，然后把饭菜都拿回到热工所，坐在办公室的吊扇下，边说话边吃饭。他说：“这个菜做得不错，味道蛮好。”我说：“是的，这排骨很好吃。”江泽民同志与我们打成一片、平易近人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武汉的夏天是很热的。每到星期六下午，我们到武昌的东湖去游泳。我记得，那时江泽民同志也是经常去的。那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项活动。江泽民同志虽不是游泳高手，但学起来非常认真，在齐胸的碧波中划动着手脚，有时不小心还会翻倒，呛口水喝，接着就是哈哈大笑。江泽民同志兴趣广泛，也爱好音乐。有一次，我们在大教室里准备国庆节的演出节目。他来到了我们中间，并随手拿起一把二胡拉了起来，拉出了动听的节奏和韵味。我们都齐声鼓掌，要他参加我们的排练。他却谦逊地说：“你们练，你们练。”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武汉热工所与全国各地一样，群众基本上分成了两大阵营。两派群众开始了无休止的争论和吵架。社会上则更乱，各种思潮和行为也影响着热工所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下，作为所长，江泽民同志告诫我们：“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但要内外有别。”因为我们研究所是一个保密单位，是有解放军站岗的。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泄密和更大的损失，同时这也是对所内职工的一种关爱。但是“文化大革命”继续失控，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开始了，接着就是无政府主义泛滥。热工所无所事事，当时流行着“七上八下九走光”的顺口溜，即早上七点钟上班，八点钟下班，九点钟全部走光。这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江泽民同志组织了外语学习班，许多职工积极参加。因为来热工所工作的大学生，大多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的。他们在学校里学的都是俄语，而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俄语资料非常少。热工所资料室里有很多英语和日语的资料,能看懂的人很少。所以，办英语学习班和日语学习班是很得人心的。我还记得，当时大家要江泽民同志来教课。他却说：“与其要我来教，还不如叫李彼得来教。他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又是所里的总工程师。他教合适。”后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教，而是由在情报室工作、经过一机部英语培训的王保安来教英语。但江泽民同志十分关心，常常给我们辅导，指出我们学习中的毛病。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得感谢江泽民同志那次英明的决定。当时，我作为英语学习班的班长，积极参加了英语学习，而且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努力学习英语、日语。这为我们以后毕生从事科技情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各个单位的领导都一律“靠边站”了，后来还发展到接受群众审查，对他们进行批斗。江泽民同志也经历了那样一段特殊的时刻。一次全所开会，有人要江泽民同志交代问题。我记得有人提出1957年反右时他家庭亲友中的右派问题。他回答说：“是有一个亲戚是右派，但他是他，我是我。”有人问他，有一次出席国际会议时为什么起立为印度总理尼赫鲁逝世默哀。他说：“这是国际礼节,是会议主席宣布起立要为他默哀的，我们中国代表团不能不随大家一起起立，这并不表示我崇拜尼赫鲁。”当问到他“只专不红”、“走修正主义道路”等问题时，他都加以否认，说自己主张又红又专，自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他与别的所级领导不同，别人受审查时，有的人不是沉默不语就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而他反应敏捷，有问必答，而且对答如流。难怪当时就有人说他“真厉害，回答问题滴水不漏，一点也抓不住”。这除了反映江泽民同志的智慧和机敏外，也说明事实上真的没有什么问题。热工所在这种无序和混乱的状态下过了一年又一年，同时又由于本身的体制和归属问题，使得这三百多人的集体动荡不安。1970年,武汉热工所撤销了。在分配和安置职工的过程中，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对普通群众的关怀。他对具体负责安置的人员说，要尽量安排好他们的去处，不要留下任何后遗症。多少年过去了，直到1989年6月，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江泽民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历史已经证明，江泽民同志领导了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走向繁荣昌盛，这是多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每当我回忆起六十年代在武汉热工所与江泽民同志同吃同住、生活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我都感到特别温馨。2005年11月（作者原为武汉热工所情报室技术员）13 崇敬江泽民同志沈坤华1965年，一机部热工机械研究所从北京内迁到武汉，北京的所领导没有随迁，一机部重新为热工所配备了所领导。所以，江泽民同志就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调到了武汉，任一机部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我们有幸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工作四年多。后来，江泽民同志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我们原热工所的人员由衷地感到高兴、激动、光荣和自豪。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工作、生活的经历,使我们终身难忘。我们从江泽民同志身上获得了许多教益和启示。我感到江泽民同志是一个政治水平很高的领导干部，业务上很懂行的专家，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江泽民同志是一个平易近人、善于与人沟通、心胸开阔的领导干部。江泽民同志身上体现出来的优良品质激励着我，鼓励着我努力学习、努力上进、严格要求自己，使我成为武汉锅炉厂的副总工程师、武汉锅炉集团锅炉附件制造责任公司的总工程师。江泽民同志关心、重视军工任务。1966年至1970年的这四年中,热工所承担着核动力装置系统的设备配套研究设计任务。我具体负责这项工程的研究设计工作，设计五项设备，并负责工厂生产服务。当时正值“文革”期间，人员思想状况不稳定、观点不统一，我的工作压力很大。在考虑如何把科技人员的注意力集中到按期完成军工任务上来时，我想到了江泽民同志。因为他是专家型所长，在所内具有很高的威望，就请他在会上作了动员。他的动员讲话很生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人容易接受。在江泽民同志领导和支持下，最终我们顺利地完成了科研设计任务。1970年初，一机部曹局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研工作座谈会。我们所的江泽民同志、丁瑞芝和我三个人参加了会议，住在前门饭店。江泽民同志按级别可以单独住一间，但他没有住单间，而是与我们合住一个房间。会议主要研究新形势下研究所如何开展科研和今后的发展设想。丁瑞芝汇报了我们所科研工作的现状和打算，江泽民同志就科研工作的方向、目标和措施等战略思路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次会议期间，江泽民同志在西单东来顺饭庄请我们吃了餐涮羊肉。我这个“土包子”还是第一次吃涮羊肉。后来，每次我到北京，总会去吃涮羊肉。这更使我感到，江泽民同志是个爱护同事、爱护群众的好领导。这使我日后在领导工作中也注意关心群众的利益。1978年至1980年，江泽民同志已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我在武汉锅炉厂从事技术工作。当时一机部根据国家发展核电的需要，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我参加了一机部由引进技术、合作生产到自主生产的部内生产点的规划工作，并参加与外商的交流洽谈。所以，经常有机会去部里参加讨论，差不多一至两个月就要去一次北京。每次我总要去外事局拜访江泽民同志，汇报介绍武汉的情况。有一次，他在局长办公室对面的一个会议室里，一个人在翻译资料。这使我感触很深：一个局长还在做这样具体的文字工作，真是难得。在那个年代，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既懂政治又懂专业，还会一口流利的外语，真是不简单。后来，江泽民同志担任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上树立了很好的形象。我们由衷地高兴。武汉热工所虽然撤销至今已有三十五年，但我们仍然怀念热工所,想念老所长江泽民同志，想念所有的同事，珍惜那一段大家在一起工作生活的真情。2005年10月24日（作者原为武汉热工所技术员）14 一段终身难忘的岁月方世章我与江泽民同志相识，是从1966年我们一批人从武汉锅炉厂调到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开始的。那时，江泽民同志是热工所所长。热工所是一机部下属的一个从事核能设计研究的单位，90%以上都是科技人员。热工所编制不大，但工种齐全，从堆物理、热工、屏蔽、机械、自控仪表、电气到图书资料情报等几乎样样都有。我们经常有机会聆听江泽民同志在全所大会上作《当前形势与任务》和《我国核能事业的发展》等报告。令人钦佩的是，江泽民同志每次作报告，从不拿稿子。他的报告简练生动，极具感染力，使人精神振奋、耳目一新。“文化大革命”造成群众斗干部、群众斗群众，全国各地都处在极度的混乱之中，武汉尤甚。武汉的两大派——“工总”与“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闻名全国。两派经常上街游行，进行武斗。武汉锅炉厂是国家重要厂矿企业之一，也是武汉地区派别斗争的重要据点。该厂的大批工人经常上街，手拿棍棒、长矛参加武斗。当时武汉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打砸抢的严重局面。值得庆幸的是，紧挨武汉锅炉厂并与该厂具有密切关系的热工所，情况要比武汉锅炉厂好得多。这与江泽民同志的思想影响密切相关。为了不使所内广大干部群众卷入武斗,江泽民同志竭尽所能，通过串门谈心、交换个人看法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对热工所广大干部和群众施加影响，使热工所人员行动尽可能限于所内，不参与社会上的动乱，更不参加打砸抢。在那动乱的年月，挨批斗并非限于“走资派”，群众挨批斗也是常有的事。如果你不小心说了一句“错话”，就有可能招来灭顶之灾，轻则扣上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重则可能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惨了。为了避免所内群众斗群众，江泽民同志做了大量思想工作，缓解群众之间的矛盾。有关这方面事例很多，我自己便有亲身经历。那是1967年间，所里正开展一场题为“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讨论。在一次分组讨论会上，我作了一次学习体会发言，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既然是不断革命论，那么，共产主义也不能说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我这话一出，自己也感到后悔不已。因为在当时看来，这话十分“反动”。党章明文写着，“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应当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而我居然说什么“共产主义也不能说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这不是公开“唱反调”吗？然而庆幸的是，江泽民同志正好参加我们小组讨论。为了帮我解围，他翻阅了毛主席未发表的文章，终于找出毛主席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中的这么一段话（大意）："……事物总是发展的，社会也一样，即便到了共产主义，难道社会就不发展了吗？……”江泽民同志找出毛主席的这一段话，让当时主持会议的人看，并向他解释方世章的发言没有什么问题，从而打消了有人想整我的念头，使我顺利地躲过一难。至今想起，令人难忘。如果当时不是江泽民同志在场，如果不是江泽民同志帮我渡过难关，我将为自己的自作聪明付出沉重的代价。随着"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江泽民同志也身陷逆境，成了“走资派”。这大大限制了他的才能发挥。然而，就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热工所的广大职工都未曾脱离江泽民同志的思想影响。江泽民同志的才能和威望，以及他希望“大家不要上街参加武斗，有理说理”的主张仍然影响热工所广大职工的行动，使之基本上限于所内。在他被错误地打成“走资派”并隔离“反省”期间，我们一些人曾偷着去探望过他。他向我们了解所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他听我们说现在全所乱哄哄的、什么业务也不能开展时，他说，他也没想到事情发展到今天这地步。不过，他认为这种局面应该是暂时的。他勉励我们：业务不能丢，晚上抽空还应当看看书，学习外语，以后会有用的。大概是1969年，江泽民同志的处境有所好转，他不再被隔离“反省”。但“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正常的业务工作很难开展。我们只好一起学习毛选，背诵毛主席诗词。江泽民同志的记忆力特别强。他在很短一段时间内把毛主席的三十七首诗词背得滚瓜烂熟。他还组织大家学习英语，组织开办了英语、日语学习班。他亲自辅导大家学习英语。我就是学生之一。江泽民同志平易近人。他经常深入职工家庭，与职工谈心，了解民情，关心群众生活。他多才多艺，不仅外语好，还会弹钢琴，乒乓球水平也不错。工余时间，在乒乓球室里，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他的身影。他知识渊博，我们经常听他滔滔不绝谈论国家大事、谈古说今。他是一位具有卓越组织才能、心胸开阔、善于与不同意见的人和睦相处的人。与他相处，我们长了很多见识，受益匪浅。时光易逝，岁月如流。几十年时间一晃而过。但我们对与江泽民同志相处的时光，至今难以忘怀。2005年12月（作者原为武汉热工所技术员）15 平易近人的江泽民同志黄治国我们一批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有幸在江泽民同志任所长的一机部热工机械研究所工作生活多年。那时，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都怀有拳拳报国之心，本可以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一展拳脚，干一番事业，为发展我国的核动力事业作出贡献。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动乱的年代里，科研任务不饱满，正常的工作秩序遭到破坏，科研目标不明确，大多数人只是看看资料，或参加“文化大革命”，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空余时间很多，大部分时间是大家在一起谈谈各人的见闻。武汉夏日的夜晚是很热的，加之大多数职工都是单身，住宿和办公都在一栋楼里，楼顶就成为聊天、乘凉的场所。江泽民同志虽是领导，但还是和大多数人一样住集体宿舍、在食堂就餐，没有任何特殊的要求。加上他具有乐观精神，很善于和大家打成一片，平时和大家一样端个饭碗到武汉锅炉厂食堂买饭。吃完饭，有时就下会儿棋。虽然我棋艺不高，还是和江泽民同志下过棋。大家围在一起，边下棋边聊天。大家一起下棋时发生过的两件事，令我一生难忘。我记得当时是夏天，江泽民同志身上穿着牛尼龙汗衫，那时非常稀少。我就问他这件汗衫在哪里买的，贵不贵。因为听说他出国考察的机会较多，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就句他一些外国的情况。他也很随意地回答说:“这件尼龙汗衫是在法国买的，不贵。但是法国的墨镜很贵。那次去法国,我们上海电器所的一名焊工师傅听说法国的墨镜很好，要我给他买一副墨镜。我答应给他买。本想墨镜也花不了多少钱。结果到法国一看，墨镜很贵。这次出国的补助费给那位师傅买了一副墨镜后，就只能买这件便宜的汗衫了。”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因为月附物资紧缺、工资不高，出国一次谁不想用那点有限的外汇补贴给自己或亲人买点东西呢？可是，江泽民同志一心下级，二是重承诺。真是一诺千金呀！后来，江泽民同志在提倡依法治国的同时，又提出以德治国。这与他重承诺是一脉相承的。江泽民同志没有架子，和大家闲谈气氛很和谐。有一次，我请他介绍外国的情况，江泽民同志说：“巴黎这个城市确实很美、很发达。”接下来，说到他随机电代表团参加国际会议，主持会议者突然提出要大会代表为尼赫鲁志哀。当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又无法向大使馆请示，真是没办法，只能和大家一起站起来志哀（当时中印关系不好）。谈笑间，时间过得很快，也较晚了，大家各自散去。谁也没有想到因我们的闲谈，使江泽民同志遭到别人的攻击，谈话内容被歪曲成整他的材料。第二天一上班就看到几张大字报，内容是：“江泽民崇洋媚外，赞美法国美丽。‘走资派'为尼赫鲁志哀。”我看到这种断章取义的大字报，真是又气愤又没办法，后悔问他国外的事，害他挨两张大字报批，还要做检讨。为防止再出现此类事情，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想谈论涉及政治方面的话题。工作之余，只好和几个要好的同事逛马路或到东湖游泳。2005年10月25日16 善于接近群众的江泽民同志郑学济“文革”前，我是热工所二室主任宋裕泰的技术助理，具体负责801工程上部水系统设计和制造有关的技术问题。江泽民同志调到热工所后不久，有一次约我到他的一楼办公室谈话。这是我在热工所第一次和所领导比较详细地谈工作情况。在说了一些开头话以后，他马上要我说一下当前的工作情况和个人对此的看法，而后急转直下，要我介绍一下各种堆型的结构和性能的优缺点，同时问了一下热工所自己能否独立设计。显然，我不能全部回答他的问题。由此，我在心理上受到一些压力。我介绍我的经历后说，目前的工作不是我的专业，我只是负责把施工图做好，并在工厂顺利地进行生产和安装。核物理不是我的专长,所以有些问题我也说不太清楚。他说，我是搞电器和电机的，这方面和你一样，但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努力学习，都会成为内行的。这样,一下子把双方距离拉近了。后来，他又说，在我们所内真正在工程设计方面有经验的人不多，所以你是可以有作为的。然后，他又问了二室当时工作情况和体制组织方面的一些问题。由于他说话很有艺术性，我就如实地谈了看法。其中有件事，使我对他的记忆力印象深刻。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他当时到底问了我什么，但印象中和我的工作有关，而当时我答不上来。他提醒了我，使我觉得他工作仔细，记忆力极好。光明磊落相信群众相信党在当时，无论哪个领导，“文化大革命”中都是要受到煎熬的。江泽民同志也是一样。有一段时间，从进门到一楼二楼走廊都是有关他的大字报，还有所谓的对联和横幅以提示人们的注意。但稍有社会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江泽民同志是绝对光明磊落的。我有一次看到他也在仔细地看这些大字报，还不时地和我们一些同志谈了历史上某件事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他做了什么，领导决定什么，他们当时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事的，说得合情合理。江泽民同志和群众之间没有什么鸿沟。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一般人会避而远之，而他却坦然以待，无私无畏，正大光明。当时，为了提高大家的英文水平，他还当了我们的英文老师。我们学的是一本金属学方法的英文书。他除了解释英文原意之外，还带我们朗读，以纠正大家的发音。有一次下课时，我对他说，您朗读时,好像鼻音很重。他说，也许吧！语音都是模仿来的。总之，这段时间,我认为他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关心群众与人为善1973年前后，我已调到北京工作。有一次到一机部去联系工作,办事之后我到外事局去拜访江泽民同志，当时他是外事局局长，主持工作。他问我一些日常工作情况，谈到如何正确对待“文革”发生的事，还劝我要相信党，有些事可以慢慢澄清。转而，他又问了一些老同事的情况，并说他了解到有些同志工作分配得不很适当，不能学以致用。这种事情也要慢慢来，总有一天能解决的。1987年前后，我在上海陪一些美国专家看美国歌舞团的表演。幕间休息时，巧遇江泽民同志。按照老习惯，我就叫了一声“江所长”,走上去和他握手。当时，他已是上海市的一把手了，警卫人员非常紧张，想把我们隔开。江泽民同志对他们说：“我们是老同事，随便聊聊，你们就别管了。”谈的事情和以前一样，问我的工作情况。听我汇报后，他很替我高兴，叫我好好干。进而提到一些老同事的情况，说有些人分配得不适当，他现在尽力为之，有些人已经解决，有些人还在进行过程中，但另有一些人由于实际情况，恐怕是难以解决了。我的总体感觉是，他对热工所和全体职工是十分关心的，对热工所撤销以后的一些事，也尽可能地帮助大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江泽民同志的另—特点是没有架子，善于接近群众，并由此了解他们的真正想法。热工所的同志都知道，他的标志性形象是春秋季穿着藏青色大衣，一下班和大家一样，拿着纱布做成的饭袋和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地去排队买饭，然后又一起回所里。有一次，幡神不振，各上问不是衲我说胃不好，肚子也不舒服。他说，可以教我一自我疗法，就是平身上，两手上下鄭，先后摩搦十……我说这些，就是想说明江泽民同志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的领导。2005年10月25日(作者原为武汉热工所技术员)17 和江泽民同志相处的日子滑明春1967年8月，我由郑州机器制造学校分配到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工作。当时所里有三百多名职工，江泽民同志任所长。有一天，江泽民同志到宿舍看望我们这些新来的同志。当他看到我们四个人住一间房子显得拥挤时，便指着住在门口的我说：“小滑,你搬到我的宿舍去住。”当时，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心想江泽民同志是领导，一个人住单身宿舍就够委屈了。江泽民同志好像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这有什么，所长和你们一样，当干部的更不应该搞特殊化。”我看着江泽民同志那么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当干部的架子，很受感动,就把我的床铺搬到他的宿舍里。江泽民同志亲自为我腾地方，并把唯一的一张桌子摆在两张单人床的中间共用。1967年，正是“文革”武斗的高峰期。有一次，我拉江泽民同志一起上街看武斗。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滑，你还年轻，要抓紧时间好好学点知识才是。我二十多岁就出过国，看到人家高度文明发达,我们真有一种紧迫感，搞建设没有文化知识不行!”的确，我多次为江泽民同志刻苦学习、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同事说，在我没搬进江泽民同志的宿舍前，他下班后的大部分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在宿舍学习。自从我搬来后，他每晚到办公室学习。夜深人静了，怕影响我休息，江泽民同志总是轻轻地开门，摸黑上床，从不开灯。江泽民同志除了自己刻苦学习钻研专业知识外，还经常抽出时间为所内技术人员辅导英语。他的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当时在部里是出了名的。从二十多岁起，他先后到过苏联、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学术交流和外事活动。在我和江泽民同志同屋居住的时间里，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为人正派，和蔼可亲。他留着大背头、戴着宽边近视眼镜，显得极有风度。然而，他的头发也给他带来了麻烦。那时候时兴说“革命话”，穿“革命衣”（草绿色衣服），留“革命头”。因此，有人提出，“现在快到七十年代了，还留着三十年代的头发”。江泽民同志只得到理发店把头发剪了。当时，我们单位没有食堂，江泽民同志随我们这些单身职工在武汉锅炉厂大食堂买饭菜票就餐。有时，江泽民同志忙着工作或学习,顾不上到食堂吃饭，时常留条子叫我替他从食堂带回饭菜，有时他自己干脆在宿舍用煤油炉煮挂面。他所用的煤油也是到街上买的。当时,我认为他办事太认真，他总是一句话：“公是公，私是私，公私要分明。”每当现在我看到有些干部违法乱纪、中饱私囊、损公肥私、大搞不正之风的时候，便想到我们的老所长，心中无限感慨！1968年以后，随着所内人员不断增加，住房日渐紧张。为了缓解这种矛盾，江泽民同志的宿舍又增加了床铺。他常说一句话：有福同享，有苦同当。后来，同室居住的吴俊民的家属来武汉探亲，江泽民同志和我们几个商量，到其他宿舍打游击。江泽民同志都这么做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都高高兴兴自找睡觉的地方。江泽民同志起初睡在外出同志的架子床上，后来那些同志回来了，他又把铺盖搬到别的地方。1970年10月，我调回河南老家工作。1992年11月(原载《中国女子》杂志，本文有删节。（作者原为武汉热工所技术员)18 难忘的会见，珍贵的回忆田宝龄1990年早春2月，春寒料峭的齐齐哈尔充满了勃勃生机。人们精神格外抖擞。一上班，听说中央首长要来我们厂视察。究竟是谁？大家猜测不一。有人说是李鹏总理，也有人说是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还有人估计是江泽民总书记。从厂内外情况看，似乎有一种不寻常的气氛。我也在猜想，是不是江泽民总书记呢？如果是他，那太好了。二十多年前，江泽民同志就是我的领导，自己在江泽民同志手下工作过四年。因工作原因，1970年分手后一直没见过他。今天如有机会重新见到他，是自己十分向往的事情。瞬间的想法马上消失，因为这一切好像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下午，我厂职工又开始了十分紧张而有节奏的工作。机床在不停地轰鸣，人们似乎在等待什么。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终于来临了。1990年2月24日下午2点35分，三辆面包车鱼贯而行，缓缓行驶到这个建国初期由沈阳北迁到齐齐哈尔的第二机床厂的铣床分厂门前。此刻，在这里等候已久的干部职工心情万分激动。江泽民总书记一下车就挥手向人们致意。他身穿一件草绿色棉军大衣，满面春风，迈着矫健的步伐，在省市领导陪同下，对全国著名的马恒昌小组所在单位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进行视察。当江总书记走在轴齿车间距我约四五米时，他一眼就发现了我，并向我走来。我马上迈上前去，紧紧握住江总书记的手说：“江总书记，您好！我们分手二十年了，不知您忘记我了没有？还能认出我吗?”没等我解释，江总书记回答：“没忘，没忘。不是热工所的老田嘛!”顿时，一股暖流涌进我的心中。我又说:“江总书记，您还和以前一样!”没等我把话说完，江总书记马上说:“我还和以前一样!”我马上补充说：“您还和以前一样，平易近人，深入群众，相信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江总书记只是微微笑着，没说什么。我接着说：“齐齐哈尔二月天气很冷，这里天气不像北京、武汉暖和，注意身体。”江总书记回答说：“不冷，不冷!”这时，我体会到了中央领导和人民群众心连心。视察马恒昌小组后，应李惠群厂长和王耀礼书记的请求，江总书记为小组题词，挥笔写下了“马恒昌小组精神代代相传”十一个大字。笔锋刚劲有力、潇洒俊秀。题词激励着全厂职工发扬马恒昌小组精神，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沿着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江总书记的会见十分亲切，没有一点拘束。望着江总书记远去的背影，我感到他和二十多年前一样，深入基层，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有着饱满旺盛的精力，非凡的记忆力。我们为党和国家有这样的领导人感到欣慰和自豪！会见虽然结束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深夜提笔在灯下记下了这段幸福时光。我的思绪如同脱缰的野马，又回到和江泽民同志在一起工作、奋斗过的地方。那昔日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六十年代，当超级大国对我国进行全面封锁时，为加快国防尖端工业发展，1965年成立了热工机械研究所。本着科研设计和生产相结合的方针，1965年研究所由北京迁到武汉。为加强全所工作，1966年江泽民同志奉命从上海到热工机械研究所任所长。我国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夏季十分酷热，有时气温达38—39°C,晚上由于地面吸收的热量向周围散发，再加上没有风，让人十分难受。因此，晚上大家都习惯地在宿舍的四楼平台上乘凉，上面还可以少受蚊虫叮咬。江泽民同志与单身职工一样，把凉席铺在水泥楼板平台上，席地而坐，手摇芭蕉扇，与大家有说有笑，以消除一天繁重工作的疲劳。如果外面有人来这里，很难把江泽民同志看成是我们的领导。江泽民同志与我们一起在食堂就餐。那时，早餐是馒头、稀粥;中餐是米饭，菜有荤有素，品种较多，各人自己挑选。晚餐品种比午间少，就餐人减少一半。每月伙食费不超过二十元，考虑到卫生，一般都自带碗筷。江泽民同志带一个搪瓷饭碗、一个铝饭盒，买的饭菜与大家没有多少差别；就餐遇到人多，照样排队，从不插队。别人考虑到江泽民同志工作忙，想为他代买，他却说：“不忙，稍等一下。”他带头遵守公共秩序，处处以身作则。偶尔遇到有人找江泽民同志谈话，也边排队边谈，一起走到卖饭的窗口。遇有重要事情脱不开身，他才让别人把饭菜带到宿舍就餐。在研究所工作期间，江泽民同志在召开的会议上，仔细听取别人谈话，边听边记，随时插话询问，能把大家的意见与要求、困难等分清类别，一事不漏地给予答复和解释，对一些因条件限制或条件不成熟，无法当即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也提出限期解决的意见。这种工作作风，大家非常满意。在来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江泽民同志能把我们所绝大多数人的名字全都记下来。凡认识江泽民同志的人，没有不佩服他的非凡记忆力的。湖北地区夏秋季节长江水经常猛涨，加固长江大堤的义务劳动是经常的事情。有一次去葛店化工厂区段加高防护大堤，当时江泽民同志正患感冒，大家要他留下值班。江泽民同志知道后表示坚决要去参加防汛义务劳动，并说：“我的感冒不严重。加固长江大堤是确保几百万武汉居民安全的大事。我患点感冒不算什么。我一定要参加。”他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就是无声的命令。就这样，全所除留值班人员外,全部人员开赴防汛大堤，为武汉长江大堤填石加土。在这次防汛义务劳动中，赵殿礼不慎从运土汽车上摔下，造成脊椎骨神经受压，引起小便失禁，排尿困难，随时有生命危险。江泽民同志专门召开了会议，决定立即送湖北省医学院，全力进行抢救，请来了权威医生，进行了头颅固定牵引手术。由于抢救及时，经半年时间的床身固定，赵殿礼终于恢复了健康，后调回辽宁海城。如果没有江泽民同志果断决策，后果很难设想。后来，赵殿礼的爱人带苹果来所，感谢江泽民同志和全所同志。她热泪盈眶，场面十分动人。1970年，上级决定撤销热工研究所，一部分人划给二机部，一部分人到一机部有关单位去工作。我要求回齐齐哈尔。分别二十多年了,1990年江总书记来第二机床厂视察期间，很荣幸地又一次与老领导会面，心里十分激动。不知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我顺口说出了“江总书记！您还和以前一样!”这句话。而江总书记回答:“我还和以前一样!”我们的话语不谋而合了。话的意思是，他虽然当了总书记，工作岗位变了，但与群众的感情没有变。在热工机械研究所期间，江泽民同志是一位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的领导干部，没有一点架子和傲气，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呼声和要求。他能感受到、体会到群众情绪，把握大家的思想脉搏，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实处，同群众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克服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把热工所办好,为国家原子能工业作出贡献。江泽民同志事事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自觉维护党的威望和形象，不以权谋私，没有一点奢侈浪费等脱离群众的行为，真正成了群众的知心朋友。现在虽然我们分别那么多年，但这些点滴小事却仍然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江泽民同志的形象成为自己行动的楷模和典范。2005年12月（作者原为武汉热工所技术员）19 江泽民同志在热工所的几件事郭强 周吐清江泽民同志担任武汉热工所所长期间，非常关心技术干部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他十分明确地指示分管人事的干部尽可能地给予解决,能调进所里来的，就设法调进来；不能调进来的，自己愿意，可联系调到对方工作地点去。人事部门也照此办理，解决了好些技术人员的分居问题。当时，江泽民同志也是分居两地，爱人和孩子们在上海,他住单身集体宿舍。考虑到他是所里的领导，不好自己提出来办，人事科副科长郭强就自作主张地向江泽民同志爱人的单位发了商调函,想把王冶坪同志调来我们所。江泽民同志知道后，批评了郭强，说未经他同意就发商调函，不能这样做，由于住房困难，要先解决所里职工的夫妻分居问题。可见江泽民同志在工作中是十分注意以身作则、先人后己的。1967年8月1日，江泽民同志来到热工所情报室和大家谈心，在谈到武汉发生的“七二〇事件”、武斗等情况时说：我们所总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即使去年也没出现过戴高帽、抄家等现象。他还说：“去年9月有红卫兵贴出大字报要求将一位同志的岳母赶回乡下去，也曾有党员向我施加压力。当时我是顶住了的。我说如果犯右倾错误，我作检查，因为问题十分明显，他岳父仅是一些历史问题，与他隔好层，他岳母根本不是需要被赶走的对象。何况他岳父现还住在上海呢!”由于江泽民同志敢于坚持原则，承担责任，当时所“文革”负责人王守敏和陈坚等认为江泽民同志的看法和意见是正确的，就明确告诉这位同志，他的岳母可以继续住下去，不需要回到乡下去，使这位同志放下了思想包袱。在所里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有群众在会上向江泽民同志提出，要烧掉热工所某人的入党档案材料。江泽民同志当即严肃指出：“批判他工作上的错误可以，但他的档案材料绝对不可以烧毁。烧毁档案，要犯历史性的错误。”由于江泽民同志坚定、明确的表态，热工所的所有档案材料在整个“文革”中没有受到损失，完整地保存下来了，避免了机密材料的缺损。大家也再一次看到了江泽民同志政治上的坚定性、品格上的公正性，在是非问题上决不含糊。他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处事公正的品格，始终影响着热工所在“文革”期间的工作，使动乱中的热工所相对于武汉其他单位受到的损害要少一些。2005年11月（郭强原为武汉热工所人事科副科长,周吐清系该所技术员）责任编辑：汪子钰_NN4690《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下）《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下）：就地烧掉绝密资料《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上）7 在江泽民同志身边金为民1966年至1969年，我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时，曾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直接受到他的关怀和教导，有些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江泽民同志于1966年5月调到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担任所长兼代理党委书记。这个所正处于建所初期，万事开头难。但江泽民同志到所后，领导全所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我兼党委机要秘书后，看到上级批文中这个所的名称是“一机部原子能设备制造研究所”。为了保密，这个所对外叫“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发展规模是职工一千六百人，当时才二百多人。上级任命江泽民同志担任所长，何成同志担任所党委书记。由于何成一直没来上任，上级决定江泽民同志兼任代理党委书记。1966年9月，中共武汉市委正式下文批准江泽民同志兼任所党委书记。可想而知，作为党政主要领导的江泽民同志担子有多重。他把当前工作抓起来后，发现这个所的许多业务工作和二机部都是关联的，开展业务时要搞很多与二机部重复的工作。这样就会浪费人力和物力，从建制上是两个部,行政管理上也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协调工作。把这个所的建制放到二机部，就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又快又省时地把工作做好。就是搞和平利用原子能，建制也是放在二机部好。江泽民同志从战略的高度，以发展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提出了这个所的体制设想，建议改变这个所的建制，把它放到二机部去。他向一机部的领导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有的领导有不同的看法,并发生一些争议。但江泽民同志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在建议中谈到,这个所成立时就没能广泛征求意见。他一直坚持和反映自己的意见,最终说服了部领导，同意这个所归到二机部。就是在这个所归属去向定下来以后，1969年年底我调出了热工所。通过这件事，我感到江泽民同志是一个有远见卓识、坚持原则又有实事求是精神的领导干部。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如疾风骤雨，不到半年时间发展到全国上上下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走资派”。当时是领导就要挨批受整。作为一把手的江泽民同志，成了批判的靶子，大字报满所飞，说他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快，江泽民同志被批斗，被要求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罪行”。江泽民同志对批判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看法。他认为，在前进的路上会有曲折，甚至会有大的曲折，但不能说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下会上，江泽民同志都是这样分析、这样讲的。那些批判者又说他“不老实交代”，说他“唱反调”，一次次批斗他。因他到所不久，工作上别人找不到他更多的可攻击之处。而他是知识分子，懂多国语言，去过苏联学习，参加代表团多次出国访问，这些变成了攻击他“只专不红”、“走‘修正主义’道路”、“崇洋媚外”的批判内容。为了批判，有人甚至不惜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对他进行攻击。说他讲过外国的工作人员都比中国的强’是"崇洋媚外”思想。批判云下来，江泽民同志生气地对我说："我介绍的是访问中遇到有些工作人员很能干，在回答别人问题的同时手还不停地工作着。把我讲的话全歪曲了。真没法与他们理会。”随着形势的发展，所内群众也形成了两派。各派都说自己一方是革命派，找一切机会来攻击对方。“造反派"逼着江泽民同志表态谁是“革命派”。江泽民同志表态说：“都是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参加哪一派都是革命群众。”他们捞不到什么东西，就批判江泽民同志是“和稀泥”，并贴大字报进行诬蔑性的人身攻击。“文化大革命”完全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和组织生活。一些大的事情，往往正式渠道还没有传达下来，而所谓的“造反派”就行动起来了，弄得领导非常被动。江泽民同志叫我到省里去问一下，是否有些文件没有下发或没有及时下发。我在湖北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得到的回答是：“有文件都及时下发了。至于有些事情，我们也是从‘造反派’那里听到的。”回来向江泽民同志汇报后，他讲：真是乱套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升级，全国范围内打砸抢、武斗、冲击军事机关、抢抄机密文件资料成风。有一天，江泽民同志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到会后才知道是武汉部队出面召开的贯彻军委“八条”，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会议。因我们是重要保密单位，属于军队保卫单位，所以叫我们也参加。会议中，江泽民同志愉快地和主持会议的领导进行交谈，还谈到了武汉军区和武汉部队的关系等问题，与会同志最后还合了影，说是要见报。回所的路上，他高兴地说:“这样，局势就会慢慢稳定下来，工作也就好开展了。”回所后，为了保护机密图纸资料，江泽民同志和警卫连协商，在资料室门前再加一道岗。可没过多久，形势急转直下，说军委“八条”是“二月逆流”的产物，军队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要揪军内一小撮”。因江泽民同志参加了“三支”、“两军”的会议，要他交代参加武汉部队会议的情况。江泽民同志说：“是贯彻毛主席同意的文件精神。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抓革命促生产。”上海“一月风暴”掀起的“造反派”夺权浪潮席卷全国，江泽民同志失去了所领导的权力，“靠边站”了。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之后，江泽民同志把时间用到了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核工业技术知识上。他心里还始终考虑着全所的发展和未来工作的问题。我是1965年8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工作的。报到后，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工作。1966年7月回所后，听说要我做党委秘书工作，可我是个不善于言谈而且字写得拿不出手的人，怕党委秘书做不好，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想把自己的意见同领导谈谈。但又想，刚到单位首次分配工作，就提出异议,会不会使领导产生不好的印象和看法。当时我思想很矛盾，就带着这种心情去找江泽民同志。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看到我后，笑着说：“小金有事吗？坐吧!”开始时，我还有点拘束，后来看他那样平易近人、热情和蔼，很快也就自然起来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向他说了一遍。他听后，微笑着说：“选你做党委秘书工作，就是想让懂些业务的技术人员来做行政管理工作。你是技术人员，对做好这方面的秘书工作更有利。过去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使大部分年轻人有条件去学习好文化知识及专业技术知识。让一些有文化又懂业务的技术人员来做行政管理工作，是条件的允许，又是工作的需要。这将是今后选拔使用人才的一个方向。”我也在想，是啊，过去做行政管理工作的老同志，许多人年轻时连学习文化知识的条件都没有，更谈不上到学校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了，为了把工作做好，只能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稍停片刻，他又笑着说：“你是学原子能控制的吧？咱们所也是搞原子能利用工程研究的。我们认为你可以，才叫你做这个工作，相信你能做好的，好好干吧！你看行不行?”他微笑地看着我。我心里想，江泽民同志刚到所不久，对我的过去一清二楚。这是领导充分考虑而定的。叫我做这个工作是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思想问题解决了，我高高兴兴地做起所党委秘书工作。不久，所里又报批让我兼机要秘书。我觉得，党委秘书一职我都不一定能做好。谈起此事，江泽民同志对我讲：“我们是保密单位，扌艮你做机要秘书批下来快。我们相信你能做好，才让你兼起来。努力去做，是会做好的。”从此，我做起了所党委秘书兼机要秘书工作。在党委会议上，我作记录时，总想争取把每个同志的发言全部记录下来，开会时总是不停地写。在大家讨论时，我抓紧时间把漏记的补充上，字写得不好又潦草。会后回头看看记录，自己都不满意。一次党委会议上，为把记录记好，我低着头甚至屏着呼吸去记，精神也有点紧张。江泽民同志观察到了。会中休息时，他对我说：“小金，记得怎么样？拿来我看看。”我把记录本给他拿过去。他仔细地翻看后,微笑着说：“根据你的情况，记录时不要有言必录。以后这样记，仔细听每个同志的发言，把讲的主要内容记上，再把反映主要内容的原话记下来，会议上统一的结论和会后分别要做的工作记下来。这样，能把记录记好，又能弥补写字慢的不足。”我心里想：江泽民同志是多么无微不至地关怀我这个年轻干部呀！工作方法指导得清清楚楚，连上次谈话中我讲过字写得慢又不好的话都还记着，趁此机会来教导我。每想到这些事，我都深深感到江泽民同志对工作非常深入细致、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对年轻干部关心爱护、悉心培养。他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和职工群众一起在大食堂里就餐。我说：“你应该住一套宿舍，这样对工作、生活会好些。”他说：“和同志们住在一起，对做好工作更有利。”他在热工所的几年里，有一半时间是二三人合住一间单身宿舍。同志们的家属来探亲，他主动搬到另外的单身宿舍，给有亲属来的同志让房间。他还经常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参加各种劳动，如实验室基础建设、试验设备安装调试等，还带领大家参加各种公益劳动。办事外出、公务活动，他都是坐公共汽车。他是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典范。2005年12月8 充满真诚友谊的一段经历段抗全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人们亲切地称它为热工所。在我这六十余年的人生经历中，这是一段充满真诚友谊的岁月。每每回忆起这段日子，心底内总会泛起一股甜蜜和幸福的波澜，久久不能平静。虽已过去了三十余年，但回忆起当年的一些人和事，仍清晰、真切、动人。下面说几件与老所长江泽民同志有关的事。我与江泽民同志相识是在特殊年代和特殊环境下，具体是在热工所的单身宿舍。他亲切的笑容，洪亮而清晰的声音，恰如其分的询问和极具亲和力的沟通，一下子吸引住了我的注意力，使我从心底里产生了一种敬重、亲切之情。平易近人良师益友在当时“文革”的历史环境里，业务工作不太明确，具体工作进度也无严格要求的情况下，作为保密单位，社会干扰较少，大家个人可支配的时间相对较多。夏天的晚上，炎热难耐，大家都在大楼顶层平台上乘凉，促膝相谈。江泽民同志经常与我们谈家常，谈见闻。他见多识广，博古通今，谈锋甚健。他分析事物时，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启迪思维，使人茅塞顿开，获益良多。在当时情况下，江泽民同志以身作则，正确对待持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同志，要大家团结，要大家明事理、讲政策、客观冷静。他言传身教，使我获益匪浅。当时那个年代，物资短缺。我在武汉因公因私常去北京。大家常托我买小孩洗澡用的铝盆和搓衣板、肥皂等日常用品，每次我总是满载而归。有两次，江泽民同志当时也在北京出差，问我何时回武汉,说要往回带的东西一定不少，我如实相告。当时交通拥挤混乱，又没有出租车。江泽民同志一定要来送我，从我住的地方小西天到北京站还要换乘一次公共汽车。我们两人都是重负。江泽民同志一手提着旅行袋，一手提着装有铝盆和搓衣板的网兜，一直把我送到车厢内才分手。看着江泽民同志脸上满是汗珠，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当我向家人说起此事，家人都深为感动，为江泽民同志真诚助人的高尚品格所感动。回武汉后我将这件事告诉同事、朋友，大家都对江泽民同志深表敬佩。生活俭朴兴趣广泛热工所从北京迁至武汉，只有一栋四层楼，一、二层办公，三、四层住人，部分已成家的人暂借住武汉锅炉厂宿舍。当时任所长兼代理党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也和员工一样住单身宿舍，在武锅食堂就餐。有时赶不上食堂就餐，他就用煤油炉或同事的煤球炉煮碗面条，放点青菜，就当一餐饭。当时，条件艰苦，在任务头绪多而方向又不明确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江泽民同志和全所同志一起坚守岗位，筹建科研设施，开展设计工作，尽职尽责。江泽民同志兴趣广泛，爱好游泳、音乐、诗词。在我的印象中，江泽民同志总是乐观向上，朝气蓬勃,着装整洁，风度翩翩，富有学者风范。浓浓亲情感人至深江泽民同志从上海调到武汉，家仍在上海。他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学，两个妹妹也在上大学。上有双亲，下有孩子。他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敬老爱幼。有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也使我发自内心地敬仰。有两次我和江泽民同志偶然相遇在邮局，都是发薪后去邮局汇款。当时，他从上海调至武汉，每月工资一百五十八元，他寄四十元给在扬州的双亲，给在安徽和南京上大学的妹妹泽慧、泽玲各寄十五元，自己只留二十余元生活费，其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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