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哲学教授也谈波兹曼-美国政客的能力是化妆术

一向对传播学颇有兴趣，曾专门研究过媒介生态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尼尔-波兹曼，深感传播学是描绘当代社会状况最重要的进路之一，甚至是最适合的视角。为什么？数字社会斑杂异常，而传播学的气质恰好如此。

如今的社会恰似万物疯长的数字万花筒。提到“数字社会”四个字，比特、微博微信、网络水军、电子游戏、点赞自拍、手机Ipad、谣言网暴、数字鸿沟、共享经济、平台资本主义、ChatGPT……各种异质性甚至无关的东西，迅速挤进大脑之中，让人想起自互联网传入中国不久时，很多人对它异口同声地评价：“林林总总、光怪陆离”。这个评价很难简单地划为友善或不友善，但点出了人们身处数字社会被激发出的好奇心。换言之，数字化生存对于人具有致命的诱惑力，而它恰恰是当代人不可回避的历史境遇。

在某种意义上说，好的传播学者首先是一个“理论的博物主义者”：不管什么学科的思想，只要对理解传播和传媒有启发，都应该被纳入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中。当然，辛苦收集来的理论，最后对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需要专业从业者的创造，使之深入传播活动诠释各个环节，与人类传播活动实践真正契合起来。无论如何，理解数字社会，传播学不可或缺。反过来，传播学的诞生也是电子社会兴起及其深化为数字社会的结果。

如果想鸟瞰传播学对数字社会的理解，我会推荐胡泳的《后人类的后真相》。胡泳不愧为中国的“数字化研究先驱”，1997年，他翻译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又出版专著《网络为王》，对国人理解数字社会影响深远。之后，他一直在此领域深耕细作，发表大量闪耀思想火花的各类作品。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恰恰是书名中的“后人类”“后真相”。如果说今日是成熟的数字社会，那未来数字社会2.0会如何呢？在方兴未艾的智能革命中，后人类、后真相的数字社会2.0（我称之为智能社会）正在呼之欲出。

什么是后人类？众说纷纭，常见的看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认为，后人类是人类发展的新阶段。也就是说，新科技发展正在使得人类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人类概念将不能描述未来人类的状况，因为人类即将成为后人类，即新科技改造之后的赛博格，属于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赛博格是融合人与机器的杂合体，而将两者连接的信息通道是赛博格设计的关键。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人类赛博化之旅早已经开始。他们将之视为技术对身体的改造，戴上眼镜、装上假牙义肢、心脏支架等，都被视为赛博化。但是，当AI科技开始改造人体之后，赛博格才被认为正式诞生，比如脑机接口、智能穿戴设备等。

第二种认为，后人类是关于人类的新观念。也就是说，后人类并未终结人类，而是改变着传统的人类观念。当下的所谓传统人类观是现代观念，后人类观因而属于后现代的人类观念。大致来说，后人类的新观念主要包括：第一，人的肉身是社会建构性的，并非预先给予和一成不变的；第二，人的肉身与精神是平等的，意识同样是偶然的，并不凌驾于肉体之上；第三，人与机器并非二元对立，人体与智能机器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第四，人并非笛卡尔式的主体，而是融合肉体、机器、意识/意志、无意识和信息等的杂合主体，持续不断地建构或重构自身的边界；第五，人与非人界限模糊，人并非地球的主宰，应与其他生命形式共享地球。上述人类观念的转变，同样与新科技控制论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新科技的帮助下，人体能够与机器进行深度连接，使机器成为肉身的某种“器官”。因此，新人类与新人类观相互呼应、相互支撑，均建基于新科技尤其是智能科技的发展之上。

什么是后真相呢？它是《牛津词典》2016年评选出的年度词汇，很快由于对时代精神的把握而流行于世。什么时代精神呢？当代人的思想、舆论和文化，越来越忽视所谓客观事实，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评价问题越来越诉诸个人的情绪、情感、信仰和成见。如果对社会任何方面有所思考，就会发现“后真相”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显著特征。

这一点在网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网络水军在网络肆虐，各种谣言、阴谋论层出不穷。更多的是无根据的、随口一说的灌水，到处是键盘侠，上来就站队、开怼、开骂，完全没有耐心也不想搞清楚真相是什么，“干就完了”。于是，网上的消息不断反转，时常比电视上的肥皂剧剧情还离谱。近来，深度伪造技术、ChatGPT、智能视频合成等新技术出现，真相被后真相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4月30日第16版网页截屏（部分），文章题目《ChatGPT等新技术，正在拉开真相的距离 数字社会的人类与真相》。

在网下生活中，后真相同样大行其道。比如，传统政治重视真相，而现在，政治辩论着眼于挑动观众/选民的情绪。所以，波兹曼讽刺说，现在美国政客的能力是化妆术，竞选已经变成谁更上镜的选秀活动。

后真相的世界建基于新科技尤其是智能科技的发展之上，胡泳用“后真相”“后人类”作为标题，大约代表他对人类数字化未来的某种判断。但非常难得的是，他并未陷入某种数字悲观主义之中，始终保持审度而乐观的立场。比如，对于电子游戏，他强调大众文化并非洪水猛兽，指出游戏和读书都是不同的学习方式：读书时，书的内容第一，学到显性知识；玩游戏时，第一是主动思考，学会解决问题和做出决策。总之，面对“后真相”“后人类”，我们并非只能听天由命，仍有能力进行选择，并通过每个人每一次审慎的选择，让数字社会朝着更有利于社会福祉的方向前进。

（作者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