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网络的“野生诗人”：左手劳作 右手写诗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小婉

图/受访者提供

近两年来，一股网络写诗风潮兴起。在各大热门社交平台上写诗的人超过百万，他们并非职业诗人，而是来自社会上的各行各业，有油漆师傅、有矿场女工、有教师，也有都市白领，他们从热气腾腾的生活生产一线汲取力量，成为网络上的“野生诗人”。

这构成一件极具张力的事情：在现实中，人情冷暖提供真切的经历；在网络上，把人间真实写进诗句中，无限的想象和韧性的生命融为一体。

在这些“野生诗人”看来，写诗是一种自我的表达，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诗是自由的，人生亦是如此。

“工作为了温饱，写诗是精神寄托”

1992年，21岁的祁永春离开内蒙古，到辽宁沈阳找工作。先当体力工，搬砖堆灰，又干装修，刮大白，喷油漆，一天活干下来，粉尘混着汗裹在衣服上，灰头土脸，在生计面前，故乡辽阔的蓝天草原仿若远去。

2021年，50岁的祁永春已是带出多个徒弟的油漆师傅，那天，他哼着家乡的歌谣，去给一座别墅的花园喷真石漆。各色石粉配制成的真石漆喷溅到墙面，让祁永春想起同样好看的雨花石，他立马放下喷枪，按照这两年的习惯，写下几句诗，回家后又续完：我端起枪/瞄准似平不平的墙面/喷出真石漆/喷出大海腰间的各色雨花石/喷出稀疏的柳枝透出月影/喷出一壶浊酒饮尽秋月春风/喷出我心中的一首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在诗里，祁永春回了一次家。

曹会双退休前，在山东莱芜一家矿山公司当了25年的泵房女工，先是待在选矿厂，负责把选出的铁精粉，通过管道输送到下一个厂地；后又去到充填工区，每天输送达到一定浓度的尾砂和胶固粉的混合物。

在矿山劳作，灰扑扑的日子里，身上的安全服是不多的亮色。但这份工作常成为曹会双写诗的素材，她把父亲的一生比作矿山：父亲用一生的茬茬经历/囤积了一座丰富的经验矿山/父亲常以健谈开采出坚韧的矿石/我用聆听的生产流程一级级破碎后/用思索磨选出领悟的铁精粉/用思考浮选出了悟的铜或钴的精粉/用真诚重选出参悟的金精粉/若想有各类金属的品质与市场价值/我须得躬身，分门别类/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冶炼。

祁永春和曹会双将他们写的诗传上网络，逐渐引起关注，有出版社找来，将他们的诗放进书里，这是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现今各大社交平台上，写诗成为一种风潮，他们二人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粟，有幸被看见而已。看客们将他们称为诗人，但常冠以“野生”“草根”的前缀。在采访中，祁永春和曹会双都不敢以“诗人”自居，觉得名头太大，承受不起，自己只是个业余的诗歌爱好者，但对“野生”的词汇欣然接受。

“野生”一词不仅显现出社会角色与诗人身份的反差，但也隐含一种称道，半路出家的劳动者们开始写诗，在真切写实之外，词句间有不受规格拘束的、野蛮生长的想象。

曹会双不敢以诗人自居，但也不觉得身为矿山女工的自己，与写诗这件事格格不入。“人人都可以追求文学，在矿山工作，并不等于失去追求文学的梦想。我工作是为一份温饱，写诗是为一份精神的收获。”曹会双说，“而且我们在生产第一线，那才是热气腾腾的生活现场，有这份工作，不仅有工资，还可以看到这些劳动者的生存，我就是在学习，在观察这个世界。”

祁永春同样认为写诗没有门槛，小时候无意间看到父亲的日记，上面一行又一行，隐约是诗，那时他便对这种文学体裁感兴趣。“我一开始写，那都不叫诗，就是一段段大白话，但慢慢就逐渐写出感觉来。”祁永春回忆：“写诗是人人都能写的，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和精力，但诗短，句式随意，我干活时，灵感来了，马上就停下来写两句，然后接着干，不耽误事。”

对于这群“野生诗人”来说，写诗一开始多是一种自我的表达、一种精神寄托。祁永春小时身体不好，求学也不顺当，辍学后一度情绪低落，在痛苦和抑郁中他烧掉了自己的日记，发誓不再谈学习，但又耐不住偷偷到书店翻书。“那时候自卑，自己瞧不起自己，我就写诗，用诗来稀释那些痛苦和抑郁，能写出来，就能把最难的事放下。”祁永春说，写诗对他来说像是信仰：“写诗净化了我的心灵，越写心里越敞亮，也就不自卑了。”

写诗这件事，也另有一些妙用。祁永春的工友们都知道他在写诗，虽然看不懂，但也会夸赞几句，鼓励他继续写，甚至老板们找工人，也会多青睐祁永春，“好像对读诗写字的人会多一点敬重和信任”。

“当我感到浮躁，写诗会让我平静”

读书时，曹会双便喜爱文字。2005年，她学着上网，彼时网络论坛时兴，她也跟着发帖，一开始想写小说，后来发现诗歌更受青睐更易上手，又转向写诗。18年来，曹会双坚持每周在网上发两到三帖，累计已有290余万字，六成以上是诗歌，另有随笔、散文、杂文等。

1999年秋天，琐碎的家长里短充斥着曹会双的生活，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提笔忘字，于是下定决心重新开始写日记、做读书笔记。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曹会双已写完359本日记，447本读书笔记，一本本在家里堆叠成小山，里面是她对生活的记录，对世界的感悟。

这样的曹会双，与矿山的其他女工相比，显得格格不入。读书写诗在一方小天地里，是特立独行的事情，甚至于会遭到排挤，曹会双心里委屈，曾在机器轰鸣声的掩盖里，一个人在车间号啕大哭，很快她又继续看书写作，“自己给自己解开了心里的疙瘩”。

曹会双还曾买来一台电脑继续写作，较劲着要写出点东西，丈夫嗔怪过“不务正业”，曹会双辩解道：“我工作辛勤，家务做好，孩子也带得很好，里里外外安排妥当，有点爱好、有点追求，有何不可？”或许是因为曹会双的一股子韧劲，丈夫很快转为支持。

曹会双写过一首小诗，很是喜欢：我终生的理想/就是想写一鸿篇巨著/让我的娘坐在第70页上/看我假装镇静地/走上文学的领奖台。“我有自己的精神后花园。”曹会双说。

与曹会双一样，周长峰也长年将自己的诗放在网络上。他笔名长风，今年34岁，在贵州毕节教授历史。当了十年老师，自小就对诗歌感兴趣，2004年读高一时，便开始写诗，互联网兴起后，他喜欢将自己的诗歌放在“博客”里。多年来，网络时兴社交平台不断变换，周长峰也时常跟随潮流转换阵地，但写诗的习惯一直未变，积年累月已写有1500余首诗。

将诗歌放上网，周长峰并不奢求被看见，只是写诗成为一种习惯，网络成为一个盛放的平台。他写诗，一方面是喜欢诗歌文化，特别是中国诗的韵味，另一方面，写诗安放了他对生活的一些情绪。“虽然好像每天过得都一样，但其实也有不同的时候，我把这些感受用诗记录下来，这是我表达的方式。”周长峰说道，“面对形形色色的世界，当我感到浮躁的时候，写诗会让我回到一种单纯的状态。”用诗的简言短句，来消磨冗长日子的零碎和戾气，是他应对世界的一种方式。

周长峰考上过公务员，也曾在教育局里工作过，但最后还是回到讲台上，教书更让他自在，但人生的种种选择，也会有失意时刻。去年，周长峰结束了一段六年的感情，拿着相机在公园游走，三月的桃花闯进镜头里，在浓烈的春意面前，他写出一句诗：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后又补完整首，其后两句是“在一朵桃红之上，提取甜蜜/让生活破土而出浓浓的诗意”，这首诗让更多人认识了周长峰，但对他来说，这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

“写诗让我平静。”他说。

“现实太远，我们在诗歌里见面”

写诗多数时候是孤独的，知音难觅，幸好网络提供了对接的平台，“其实是双向的，读诗的人看到诗的渠道更多，写诗的人被看到的可能性更大。”90后写诗人“隔花人”解释道，“写诗让我的人生多了一种可能性，在网络上写诗，扩大了我的人生。”

2020年末，“隔花人”辞去策划工作，来到西双版纳摆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突然感到那份工作除了收入和经验，带给我个人的成长和价值越来越少了，于是就试图想去改变。”“隔花人”回忆道，“当时，离过年还有两个月，就想用那段时间做点反差比较大的事情，所以我摆摊卖诗，做了一个诗歌实验。”

对于这场实验，“隔花人”并不太在意结果，有人光顾或是无人问津都只是结果之一，相隔两年后，她再次回看这段经历，这场实验的价值，还在于诗歌给了她一种可能性。

后来，“隔花人”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写诗，发表第三首诗时便爆火，那首诗名为《选择权》，她写道：“那些不愿意看世界的种子，没有发芽。”出圈的作品之一，是一首《难题》：高考那一天，全体家长在校门口罚站，我要考多少分，才有资格把爸爸领回家。“隔花人”最喜欢的一首，叫《宿命》：摔碎的杯子说，碰上岛屿，我怀中的海就洒了。

这些灵动的巧思和生活的哲趣，吸引了大批粉丝。“每个人都可以读诗写诗，诗歌不一定要在课堂，不一定要冗长，要附加多高的价值，它反而可以是我们生活里很小的一件事，它就是我们每天走在街道上你看到的一堵墙，看到的一束花，听到的一首歌，诗就是那么简单，诗是可以大众化的。”“隔花人”提到，“写诗是一种表达的本能，一种对生活的观察。”

“隔花人”发起的另一场诗歌实验，名为“带着诗歌上街去”，更具大众化意味：粉丝们将随手拍的日常照片发给她，她从中筛选并进行诗歌创作。“我收到来自各地的照片，冥冥之中我们通过诗歌走到同一条街道上，在同一个时空里，诗歌建构起另外一个大家能够对话的世界。”“隔花人”在社交平台上挂的个人签名里，有一句：现实太远，我们在诗歌里见面。“诗成为一个原点，通过诗我们产生了链接，这是由大家一起构建起来的有诗意的事情。”

如今，“隔花人”已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个人诗集，“我觉得这本诗集很单纯，它就想给你带来快乐，通过诗歌去提醒你那些生活当中可能错过的浪漫时刻，当下次你再碰到同样场景时，就会想起来，就不会错过生活的诗意。”她说。

网络来自虚拟，诗句或许毫无意义，但网络写诗，或可赋予生活别样的意义。

周长峰写了1500余首诗，但大多记得并不真切。“我写了什么，可能过两天就会忘记，但触发写诗的那种情感，写诗时浮现在眼前的生活，是会清清楚楚印在脑海里的。”他为自己的父亲写过很多首诗，并不能随口朗读出一首，但诗里，他能一次又一次想起小时候坐在田边，父亲劳作的高大身影。“诗歌不在字眼，而在一种印象。”周长峰说道。

一开始写诗时，曹会双不知道怎么表达心里的那种感受，“写不出来，我就很着急，但慢慢地，我可以熟练用文字去表达自我，写诗让我学会用诗意的眼光去看世界看生活。”曹会双提到，“在生活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工、一个家庭主妇，但写诗这件事让我平淡、枯燥、重复的生活，生出一种诗意。”

大咖点评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

写作的人不拘泥于身份，才能带来更多时代特色

这种大众写诗风潮，并不稀奇，甚至由来已久。“《诗经》中有风、雅、颂，风就是国风，采自民间，是劳动者的日常感受，无疑是诗歌最重要的‘本源’。”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提及，“写诗这件事，并不是非要是诗人来写作。大众写诗的风潮，是人们在职业之外，对生活有一种更美好的追求，在精神上有一种更高层次的诉求，只是通过诗歌寄托出来，就像一个农民劳动回来，在月光下坐在门口拉上一段二胡一样。”

杨克认为，文学可居高堂，也应该关注普通人的作品。个人可以通过诗丰富人生，社会也希望写作的人不拘泥于身份，才能带来更多的带有时代色彩、个人记忆的作品。此外，这两年大众写诗热度颇高，网络也是一大助力，传播面更广，更多的平凡写诗人更易被看到。

对于不少人称道这些“野生诗人”的诗作，杨克认为引起共鸣并不奇怪：“他们写的诗接地气，跟自己的生命、生活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时代的磁场影响着个人，透过他们的诗，可以看到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场，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2016年，杨克曾为诗集《向劳动致敬——我们的诗》作序，他阅读这些平凡劳动者的诗，感于诗文：他们基本不凌虚蹈空、不矫揉造作、不炫耀智识，而是忠于创作主体的切身感受和原初经验，浓缩着乡土中国都市化进程中底层生命的身份困惑和灵魂颤动。

杨克还提到，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劳动者的诗歌”“打工诗歌”在广东地区颇有渊源，二十多年前便已兴盛。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四方劳动者在广东集结、在广东打拼，催生了打工诗潮，涌现出如谢湘南、郑小琼、郭金牛、邬霞等诗人。

“以前的这种诗歌，含有更多沉重的、现实的东西，艺术性更高，现在的诗歌里，对生计奔波、对生活希望的表达多了一些，这都具有时代特色。”杨克说道，“普通人只是芸芸众生中的平凡一员，但能为自己留下一点心灵的印记，也都值得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