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应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对策研究

作者：严佳佳 曾紫怡 张晨燕

单位：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刊期：《财政科学》2023年第4期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2008-2020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运用DCC-GARCH模型和SVAR模型证实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针对我国汇率、进出口贸易以及跨境资本流动三大领域的研究表明，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会使人民币汇率产生非预期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产生负面冲击，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走势。据此，本文提出在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战略指引下，我国汇率、进出口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领域应采取相关措施积极应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

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溢出效应 EPU指数

文章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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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摘编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打击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各国政府主要通过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缓解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从而使得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不断提升。美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发达经济体，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他国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甚至直接影响全球整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反复调整及逆转货币政策，辅以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影响力，屡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环境动荡，进一步增大了全球经济脆弱性和不确定性。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更使得美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充分暴露，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中美关系是全球重要的双边关系，在我国持续扩大开放的局面下，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越发显著的溢出效应，尤其是汇率、贸易、跨境资本流动等开放程度较高的领域必将深受冲击。但是，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单一经济领域的影响，鲜有在考虑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多个经济领域溢出效应的基础上，对我国应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对策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在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基础上首先运用DCC-GARCH模型，从指数相关性视角论证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整体的溢出效应，随后利用SVAR模型进一步分析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上述经济领域的溢出效应，并根据实证结果多角度提出我国可行性应对措施，致力于实现我国经济稳中求进的总发展目标。

文献综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可以追溯至凯恩斯的《论概率》以及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收益》。Stock和Watson（2012）以及Benati（2013）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阻碍经济复苏的重要诱因在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进一步度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构建了反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数，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Baker等（2015）根据新闻报道频率设计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指数）。他们选取每个国家的代表性报刊，统计包含特定词语的报道数，通过对每个序列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出各国的EPU指数。该指数综合考察了经济主体来源于不同层次的不确定性，相同的遴选标准保证了具有国际可比性，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中（Jurado et al.，2015；田磊、林建浩，2016；王正新、姚培毅，2019）。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Elias et al.，2019；刘少云，2016），但是具体针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文献基本是围绕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汇率、进出口贸易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展开。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对我国汇率领域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上。朱孟楠和闫帅（2015）利用滚动VAR模型研究了1997年1月至2014年9月人民币汇率与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系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导致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波动。这与Krol（2014）的研究结论相符，即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引发新兴经济体汇率波动重要的外部因素。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影响我国贸易规模和贸易质量进而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溢出效应。

从贸易规模上看，谢申祥和冯玉静（2018）、潘家栋和韩沈超（2018）利用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出口宏观数据证明，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会抑制我国企业出口意愿、限制出口数量增长。Feng等（2014）发现美国对华关税不确定性降低对于我国企业的出口活动存在优胜劣汰的再配置效应。刘洪铎和陈和（2016）利用世界出口动态数据发现，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会对我国外贸部门的出口者、进入者、进入生存者和现存者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贾玉成和翟中玉（2019）选取31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数据亦证明，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贸易摩擦呈现正相关关系。许锐翔等（2018）则利用贸易引力模型验证了贸易摩擦与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绝对水平和相对增速都显著相关。

从贸易质量上看，佟家栋和李胜旗（2015）证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提高了我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张兵兵和田曦（2018）进一步发现加工贸易企业、贸易型企业、生产中间品和消费品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尤为显著。张夏等（2019）则利用一般均衡研究框架推导出，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提高出口企业生产率阈值倒逼企业进行高端品贸易。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影响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上。在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方面，Gauvin等（2014）、谭小芬等（2018）、冯凤荻和施建淮（2019）利用不同年份的多国分类账户跨境资本流入数据均证明，发达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明显减少其对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债市和汇市的投资。蔡一飞（2016）利用时变分析框架发现2014年是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成为我国短期资本流动格兰杰原因的元年。林秀梅等（2017）构建MSIH-VAR模型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短期国际资本存在显著正向冲击，在中度不确定区制下冲击影响最大。

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李亚波和李元旭（2019）利用两阶段引力模型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增加我国境内融资成本和境外经营风险，最终降低企业海外并购的概率、规模和多元化程度。这与Kolstad和Wiig（2012）、贾玉成和张诚（2018）、周晶晶和赵增耀（2019）的研究结论一致，Nguyen等（2017）、杨永聪和李正辉（2018）针对OFDI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的溢出效应已经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是依旧存在不足。现有研究往往仅专注于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特定领域的溢出效应，缺乏对我国多个开放程度较高经济领域的整体考量，导致我国在应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策研究上全面性不足。因此，本文以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为出发点，首先使用DCC-GARCH模型测算中美两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动态相关系数，并基于此论证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整体的溢出效应，随后采用S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具体分析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汇率、进出口贸易、跨境资本流动这三大经济领域的溢出效应。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全文刊于《财政科学》2023年第4期，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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