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平(沈嘉禄：阁楼上的风景)

陈村，作家圈朋友都叫他“村长”，村长的原创桥段不少。三十年前，新民晚报的资深编辑林伟平请一帮作家朋友参观延安中路刚建成的晚报大楼。大家兴致勃勃地来到最高一层的会议室，大有一览众山小之慨，村长抬头望了望天花板，冷不丁蹦出一句：“可以搭阁楼。”

众人笑翻。

这五个字既体现了地方特色，又折射了时代风貌，还挠到了上海人的痒处，堪为绝代妙语。

搭阁楼是上海人的一大发明。上海滩阁楼之多，值得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遥想当年这座城慢慢摊开之际，石库门房子如雨后春笋，门楣上写着富足、安详、仁寿，后来战争来了，难民来了，房子不够安排，二房东、三房东就挖空心思拓展空间，阁楼应运而生。上海话中的“二层阁”“三层阁”，与西方建筑中自带窗子的“假三层”并不一样，中式阁楼内部是个三角形空间，必须挖孔开窗才能透气采光。

艰难时世中，上海人能在阁楼容身算是不错啦。在有些石库门房子，比如沿街开商铺的那种，底楼比较高爽，那么在底楼与二楼之间的楼梯旁边会有一扇移门，拉开，露出一间夹层。天哪，夹层只有一米多高，身子根本站不直，这也能住人？我们老家隔壁那幢房子就有夹层，住着两夫妻加一个女孩，早出晚归，见了邻居客客气气，关了门别有洞天。贺友直画石库门风情，就有一幅画专门描写夹层的：男人挑了一担煤球颤颤巍巍地走上楼梯，女人在煤炉上炒菜，作孽啊！

老宁波对上海石库门生活太熟悉了，只有他画得出来。

妈妈还告诉我：夹层里住的是二房东。想不通是吗？二房东把最敞亮、最正气的前客堂、前厢房租给人家，可以赚更多的钱。想象着二房东老太在阁楼里钻进钻出，在昏暗的灯光下数钱，我对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就有了深刻理解。

上世纪70年代知青回城，弄堂愈发局促。大龄青年要结婚、要生子，单位里房子紧张，头发花白的老师傅还在排队，轮到你不知猴年马月呢。求人不如求己，搭阁楼成了华山一条路。用三角铁、工字钢、方子、三夹板，叫上几个师兄弟，一两个休息天就大功告成。再不行，买两副板床也能凑合一下。

房管所规定，阁楼的横梁插进墙壁就要收房租，产权归公；凭空搭建不打墙洞，就不收房租。我家“历史形成”的阁楼是不插墙洞的，但在一次大修中山墙重砌，工人师傅为安全计，给阁楼加了一根穿墙的横梁，房票簿上随即增加了四角钱。前几年老家动迁，倒是折算了一半面积。

大多数阁楼属于隐蔽工程，弄堂房子看上去还是二楼三楼，内部已成为五楼六楼。再后来沿街房子的居民破墙开店，下面挖地三尺做生意，上面搭阁楼住人。今天不少财大气粗的老板，当初就是靠着这样的盘算挖到第一桶金的。

有阁楼，就会有老虎天窗。上海的老虎天窗各有千秋，蔚为大观。当年赵丹在电影《聂耳》中探身老虎天窗拉小提琴的一幕，真把一班中学生迷死了。我经常幻想家里的阁楼突然开了个老虎天窗，阳光“噌”地一下撑满了小世界。

然而现实是骨感的，天窗的难度大于登蜀道。至少有四五年光景，我一直在没有天窗的阁楼里打转，直不起身子，但可以安放一个矮柜。我装了电灯，挂了几个镜框，里面镶嵌着从外国画报上剪下来的美女和风景，高考复习时每天奋斗到半夜三更。

如果阁楼开了天窗，世界就不一样了。住在带天窗阁楼里的小男孩大都有爬屋顶的壮举。站在方凳上，手搭天窗引体向上，一骨碌就翻了出去，“悄悄地进城，打枪的不要”。我与邻居玩伴一起爬过屋顶，屋顶上有晒干的猫屎，有废弃的自行车轮胎，有野蛮生长的野葱……干爽的瓦片咯咯响着，有好几块倔强地玉碎。走在刀刃般的屋脊上，左右张望，心里未免慌张，两边就是斜坡，若是脚底打滑，就会不可阻挡地滑下去，要么天井，要么后弄堂，重则粉身碎骨，轻则断手断脚。

站在制高点往周围眺望，可以看到自己的五层楼学校，看到淮海公园的假山，看到沪南发电厂的烟囱，看到国际饭店。苍茫的地平线伸向遥远，莫名的惆怅突然涌上心头。大上海，你如此地辽阔！

爬屋顶是一趟冒险的旅程，被家长知道少不了一顿臭骂，但在国庆节那天获得了赦免。吃了晚饭我们坐在屋顶上看焰火，最期待“百鸟朝凤”过后，被探照灯照亮的夜空突然绽放一大片降落伞，恰似水母般地向城南飘来。我们高举晾衣服竹竿去拦截，一旦得手，便喜滋滋地剥开降落伞系着的硬纸筒，里面有一卷水果糖，真甜！

很久以后读到金宇澄的《繁花》，阿宝与蓓蒂爬上屋顶，阿宝10岁，蓓蒂6岁，两个孩子在屋顶上并肩坐下，眺望远方，像受洗一般庄重而纯净。瓦片是温热的，黄浦江那边传来巨轮的鸣笛声，悠扬如圆号。蓓蒂紧拉着阿宝，江风穿过她的发丝，轻舞飞扬。这一幕，想必深深感动每个爬过屋顶的上海男人。

前不久我在微信上看到一张照片，夜色温柔的上海，四个小帅哥爬上屋顶，他们身材“峻峭”，各持一架单反，向着浦江对岸的东方明珠眺望。年轻人背对着镜头，默默无语，我看到了恰似星光的希望。

我忘了是谁拍的，又没存在手机里。先容我向作者致敬，然后请知情者告诉我，我想用这张照片做我下一本散文集的封面。（沈嘉禄）